一、当代事，不成“史”

    十月二十九日《文艺百家》争鸣栏刊登了唐弢同志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十一

    月十二日，又刊登了晓诸同志的《当代文学应该写史》。这样，这个问题就“争”起来

    了，我也想参加一“鸣”。

    我同意唐弢同志的建议，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

    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根据这个世界学者不成文的公认的界说，我也认为不宜有

    一部《当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并不是说当代文学不应该做记录和评述。可以有详细的记录，

    但都只是史料；可以有评述，但都只是一家之言，不成定论。史料和一家之言，都不是

    “史”。我书架上有三本俄苏文学史，第一本是米尔斯基的《俄罗斯文学史（一八八一

    年止）》。第二本也是米尔斯基写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一八八一——一九二五）》。

    第三本是斯屈洛夫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三个书名正好说明了唐弢同志的观点。

    米尔斯基的第二本书记述了他同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情况，他就不用“史”字为书名。

    “当代”与“史”是有矛盾的。再说，米尔斯基的“当代”，到今天已不是“当代”了。

    这个状词只有很短暂的时间性，我也以为不宜采用作区别时代的名词，尤其不宜用作书

    名。斯屈洛夫的书名也不用“史”字，因为苏维埃俄罗斯还存在。

    晓诸同志似乎没有理解唐弢同志的概念，他以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就是不宜对

    当代文学有所记录或评述。可见他对于“史”的概念还不很明确。这里顺便提到晓诸同

    志文中所引用作证的一些例子。司马迁并没有把他的著作称为一种历史书。《史记》的

    原名只是《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意义是“太史公的记录”，这个“史”字

    是官名。《汉书》是东汉时班固所作，这时西汉早已过去，东汉还未结束，不能说“两

    汉早已过去。”晓诸同志又说：“《汉书》中的汉武帝以前部分，明显地不如《史记》

    写得好。”这正好说明司马迁写的不是“历史”，而班固写的是已成定论的“历史”。

    北魏时，魏收写了一部当代史《魏书》，有许多主观主义的偏见，甚至诬蔑好人，后世

    称为“秽史”。从这两个例子看来，当代人记录当代事，可能写得好，也可能写得不好，

    但两者都不成“史”。这就是唐弢同志所说“稳定”的意义。至于已写成的史书，也会

    有后世人的翻案，那是另外一件事。刘昫作《旧唐书》，欧阳修、宋祁作《新唐书》，

    就是这个例子。但是对这两部唐书的评价，到今天还不能说谁高谁低。

    总之，我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凡是记载没有成为历史陈迹的一切政治、社会、个

    人行动的书，不宜误用“史”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二、“当代”已经过去？

    本月初，我替唐弢同志助了一阵，把他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讲讲清

    楚。我的文章发表后，有许多人来信表示同意，我以为这件事可以结束了。不意今天看

    到吴倩同志的文章《过去事，就是史》（见十二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他对我的

    意见提出了“异”议。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似乎还不能了结，还可以“争鸣”下去。虽

    然我不想再参加这一“争”，可是，箭在弦上，也就不得不发。于是写了此文，请编辑

    同志浪费一片版面，使我这些意见有机会再就教于读者。

    “当代事不成史”，我以为是正确的。吴倩同志说：“过去事，就是史。”我承认

    也是正确的。我们这两个观点，孤立起来理解，都是对的。但吴倩同志以他这个观点为

    矛，来攻我这个观点做的盾，却失败了。因为吴倩同志所得到的战果是：“当代已经过

    去。”吴倩同志分明说：“当代文学的过去的事实已有三十五年，为什么不能写当代文

    学史呢？”可见吴倩同志以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属于“当代”，是过去的事了，

    因此，可以写“当代文学史”了。现在我可以请问：一九八六年以后，将属于什么“代”

    呢？

    唐弢同志和我的概念，是以“代”为基点，吴倩同志的概念是以“事”为基点。所

    以他说：当代中也有过去的事。但是吴倩同志没有分清楚双方概念的区别。“纳粹德国”

    这个政治事实已成“过去”，也就是我所谓这个政治行为已停止“发展”，所以可以写

    《纳粹德国史》。（但我还怀疑这个副标题是译者加上去的，原著只是《第三帝国的兴

    亡》。正如《巴黎公社史》的原著书名也没有“史”字。）

    用《纳粹德国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此书原名也不用“史”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