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全是从文学革命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在男女

    同学之间，还多少有些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拘束。学校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之后，

    女生宿舍较为像样。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学，他就冒冒失失地闯进女生宿舍，

    坐在一位女同学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学的脸色。他走后，那位女同学把床上的

    被褥全部换掉。即此一例，就可以体会丁玲所谓“傲气”，这是一九二○年代大学中女

    生对男生的“傲气”。

    另外一方面，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

    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学，崇拜的是施存统。施存统是因为

    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旧分子认

    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鼓动“非孝”而暴得

    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

    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还只是“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王剑虹又和瞿秋白

    接近，终于和瞿秋白结婚。也许，从此以后，丁玲才改变了对瞿秋白的评价。在丁玲的

    谈话里，有二处提到瞿秋白。从前后二段的语气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情况。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

    了北京的“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胡也频，并与胡同居，又开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一

    时的小说。直到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才明显转向，从《水》开始，改变了她的创作方

    向。从这些现象中，的确有许多人以为丁玲的转向是胡也频牺牲的影响。但这回丁玲的

    谈话却说：“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又说：

    “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

    差一截。”这些话，我可以证明是真实的。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频

    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们俩接触的机会较多。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

    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热心的是写诗，

    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传来，我们

    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烈士。当然，冯雪峰是知道的，但他从来

    没有谈起过。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

    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的“傲气”的来历。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

    一年间，还有这种“傲气”，不过当时我们已彼此过从较密，她也有点收敛或隐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