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医院，

    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各

    自在兵荒马乱、**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

    风烛残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

    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

    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

    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星”，

    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

    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

    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

    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

    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

    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

    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

    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

    一个电影“明星”，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

    怎么能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