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

    《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

    我名叫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我的一个祖先，克里斯托夫·林德，在决定住恩道夫战役胜利的骑兵冲锋时阵亡。我的外曾祖父，乌尔里克·福克尔，于1870年底在马歇诺森林中被法兰西狙击手冷枪打死；我的父亲，迪特里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围攻那慕尔和两年后横渡多秒河的行动中屡建功勋。至于我，我将因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被枪决。审理过程公正合理；我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有罪。明天，当监狱的钟敲响九点时，我将接受死刑处决；我想起先辈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已接近他们的阴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就是他们。

    审理期间（幸好时间不长）我缄口不语；当时为自己申辩会干扰判决，并且显得怯懦。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在处决的前夕，我可以无所畏惧地畅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宽恕，因为我根本无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听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国的历史和世界未来的历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目前虽然骇人听闻，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来几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马林贝格。对音乐和玄学的两种爱好，如今几乎遗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怀着幸福感面对许多不幸的岁月。我不能一一举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两个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华。我也涉猎诗歌；在那些名字中我还想添上另一个伟大的日耳曼语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以前我对神学感兴趣，但是叔本华以直截了当的道理使我永远偏离了这门奇妙的学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的绚丽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击节叹赏、欣羡不已，也会使我这个可恶的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1927年前后，尼采和施本格勒闯进了我的生活。18世纪的一位作家说过，谁都不愿向同时代的人借鉴；我为了摆脱我预感压抑的影响，写了一篇题为《与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称之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无可争辩的巨著并不是歌德的驳杂的诗剧，而是一首两千年前写的诗；《论自然》。尽管如此，我对那位历史上的哲学家，对他的彻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评价。1929年，我加入了纳粹党。

    我不想谈我在党内接受锻炼的年月。那些年月对我说来比许多别人要艰难得多，因为我虽然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尽管这样，我明白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一时代，正如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创始时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现。作为个别的人，我的同志们都使我厌恶；我试图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献身的崇高目的，我们并不是个别的人，但是说服不了。

    神学家们断言，只要上帝的关怀离开我写字的右手一秒钟之久，这只手就顿时消失，仿佛被不发光的火焰烧掉一样。我却说谁都不能毫无理由地存在，毫无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开一个面包。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着那场考验我们信仰的无情的战争。我知道我将参加那场战争就够了。有时我担心英国和俄罗斯的怯懦会使我们失望。机遇或命运使我的未来完全改变：1939年3月1日傍晚，蒂尔西特发生了骚乱，报上没有报导；在犹太教堂的后街，两颗枪弹穿过我的大腿，这条腿不得不锯掉。几天后，我们的军队开进波希米尼；当汽笛齐鸣，宣布这一消息时，我正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企图在叔本华的书里忘掉自己。一只硕大懒散的猫睡在窗槛上，正是我幻灭的命运的象征。

    我重新阅读了《附录与补遗》的第一卷，看到叔本华说一个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到死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决定的。因此，一切疏忽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约定，一切屈辱都是惩罚，一切失败都是神秘的胜利，一切死亡都是自尽。我们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过的宽慰；这种独特的神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们同神混为一谈。我心想，是什么不为人知的意图使我找上那个傍晚，那些枪弹和那次截肢手术的呢？当然不是对战争的畏惧，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奥的东西。我终于自以为搞明白了。为一种宗教而死比终身弘扬它要简单得多；在以弗所与猛兽搏斗（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这么做过）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要轻松一些；一个人始终不渝的时间远远多于一次行动。战役和光荣是不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事业比拿破仑的更为艰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主任。

    我并不喜欢这个职务；但是我克尽厥责，从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剑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怜悯的人则在监狱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验。纳粹主义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是弃旧图新，摆脱败坏的旧人成为新人的过程。在战场上长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杀喊声中，那种转变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况就不一样，引人上当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温情来打动我们。我说怜悯不是没有理由的；查拉图斯特拉认为罪莫大于对出类拔萃的人表示怜悯。我承认当杰出的诗人大卫·耶路撒冷从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