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五教：古代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③五刑：古代指墨、劓、剕、宫、大辟五刑。
④曲豉：发酵的曲子。【译文】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原文】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量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①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注释】
①乖：背弃。【译文】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依法严办了。即使断案有轻有重，朝廷听到臣下议论，无不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原文】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道化之隆，亦难矣。【译文】
所以《体论》上说：“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即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他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的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原文】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译文】
凡是审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亲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权衡轻重先后，测量深浅程度。展现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将忠君爱民之心发挥到极致，如果有疑问就和大家一起商讨。存在疑问就从轻量刑，这就是对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诫咎繇：“你作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时候要心存怜悯。”又规定一个案子要经过群臣、群吏、万民三次审讯，大家都认可了，才能定罪。可见，律令必然也参有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小案子，虽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变通的官吏，用人情来获取财物，对有人情案子就放宽处理，对于仇人，就加以陷害。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宽大为怀的情感有着天壤之别呢？主管部门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司法官员们产生了怀疑，天子又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主管部门产生了怀疑。这是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在互相怀疑，这样却想要群臣树立节操，尽忠为国，那就太难了。【原文】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①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②，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注释】
①参伍：交互错杂，综合比较。
②肆志：随心所欲。【译文】
凡是审理案件的情形，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节外生枝，不以牵连的头绪多来显示审判者的聪明。所以要对检举弹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证，广泛调查，是为了弄清事实，而不是要掩盖事实；多方调查，听取意见，是为了不使狱吏徇私枉法的奸计得逞。孔子说：“古人审理案子，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计地要将其置于死地。”所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强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现了。《淮南子》上写道：“沣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鱼也不会在里面生存。”所以，作为上司，把苛刻当做明察，把功多当做明智，把刻薄下属当忠心，把诽谤他人当功劳，这就像一张大皮，虽然很大，但用来制造用品，就得裁开使用。赏赐应该从重，处罚应该从轻，君王应宽厚为怀，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刑罚轻还是重，恩遇厚还是寡，被人感念还是嫉恨，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呢？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法律贵在宽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却极其严酷如今法律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抛开权衡来确定轻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诸葛亮只是小国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是一杆秤，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时候，怎能随意放弃法律的公平，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呢？【原文】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以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诮，将何益乎？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汤以之理，桀、纣以之乱；文、武以之安，幽、厉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温舒恨于曩日①，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闻也。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此则听之于无形，求之于未有，虚心以待下，庶下情之达上，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统运②，纵未能上下无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国，远避灭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资同心，予违汝弼④者也。【注释】
①曩（nǎnɡ）日：以往的时日。
②膺期统运：治理天下。
③予违汝弼：我违背了纲纪法制，你来匡正辅弼。【译文】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以此来消除舆论。只要做得对，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对，掩盖又有何用？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听见，除非自己不说。”做了却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听说，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国君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严于律己不苟责臣下。所以说：“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其实是为奸邪开辟了方便之门。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只可惜不被采纳，我听说过尧专门设置了进谏用的锣鼓，大禹树立了提意见用的木头，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几、盘碟、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这样做是防微杜渐，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魏武帝曹操说：“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他们亲近忠臣，厚待进谏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免灭亡的灾害。”凡是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国君，纵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难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国家，避免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伟业的国君，没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虚心纳谏、改正错误的。【原文】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①，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②，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③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④，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注释】
①侧身励行：倾斜身体，忧惧不安，谨慎小心，砥砺言行。
②忠谠：赞赏忠直。
③私嬖（bì）：营私偏爱。
④朝夕阶墀（chí）：墀，台阶，也指阶面。这里指早晚守在帝王身旁。【译文】
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数年以来，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原文】
太宗手诏曰：
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①，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惵惵②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禀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③，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贵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注释】
①衡门：寒舍陋室，这里是自谦之词。
②惵惵（dié dié）：恐惧的样子。
③氛埃靖息：天下太平。【译文】
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
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讽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我当年生长在民间，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更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隋代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天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十八岁，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投身军旅，手持刀枪，不畏寒暑，东征西讨，劳碌终日，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幸而苍天护佑，遵守庙堂的韬略，使义军所到之处，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也都身穿华夏服装。国家法律颁布之后，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四海升平，尘埃不起，已经十几年了。这全都仰仗众位大臣运筹帷幄，善战武将竭尽骁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却享受着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忧患责任深重，于是总是担心政治得失，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因此常常战战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对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让我们大唐的德行，能够永垂史册。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愧对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怎么能够建立起宏功伟业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浆，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赖你们做的盐和梅，我怎能调出五味？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评析】
君王处理政事，贵在客观公正。处事不公正，奸邪之人就会有机可乘，正直之人难免蒙受冤屈；处事公正，人心归顺统一，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太宗秉公无私，主持公正，不优先照顾自己的旧部下与亲眷，减少公主的嫁妆，表现出不徇私情的平允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