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再微也无所谓小”的意思啊！赵宣子对一个人施恩德，尚且能使自身活命，觅何况对万人施恩德呢!所以《诗经》上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康。”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怜贤士呢？贤士是很难了解到的，只有广泛地寻求才可以，广泛地寻找，就不会失掉了。    张仪是魏国大夫的庶子，将要向西到秦国去游说，路过东周。宾客中有个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昭文君说：“魏国人张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将要向西至秦国辩说，希望您对他以礼相待。”昭文君会见张仪并且对他说；“听说客人要到秦国去，我的国家小，不足以留住客人，即便游说秦国，然而难道一定会受到赏识吗?客人倘或得不到赏识，请看在我的面上再回来，我的国家虽然小，愿与您共同掌管。”张仪退避，而向北拜了两拜。张仪临走之际，昭文君给他送行并且资助钱财。张仪到了秦国，呆了一段时间，秦惠王很喜欢他，让他当了相。张仪在天下受到的恩德，没有比在昭文君那里受到的更大了。周是个小国，张仪看待它超过了大国。他让秦惠王以昭文君为师。秦国在逢泽盟会诸侯的时候，魏王曾给昭文君当御者，韩王给昭文君当车右，昭文君的名号至令没有被忘掉，这都是张仪的力量啊！    孟尝君从前在薛的时候，楚国人攻打薛。谆于髡为齐国出使到楚国去，返回的时候，经过薛。盂尝君让人以礼报待，井亲自到郊外送他，对他说：“楚国人攻打薛，如果先生您不为此担忧，我将没有办法再侍奉您了。”淳于髡说；“我遵命了。”到了齐国，禀报完毕，齐王说：“到楚国见列了什么?”淳于髡回答说：“楚国很贪婪，薛也不自量力。”齐王说；“说的什么意思?”淳于髡回答龅：“薛不自量力，给先王立了宗庙。楚国贪婪而攻打薛，薛的宗庙必定危险。所以说薛不自量力，楚国也太贪婪。”齐王变了脸色，说，“哎呀！先王的宗庙在那里呢！”于是赶快派兵援救薛，因此薛才得以保全。趴在地上请求，跪拜着请求，即使能得到援救也是很少的，所以善于劝说的人，陈述形势，讲述主张，看到别人危急，就象自己处于危难之中，这样，哪里用得着极力劝说呢！极力劝说就鄙陋了。劝说而不被听从，责任不单单在被劝说的人，也在劝说者自己。

     顺说

    【原文】

    五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咳，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於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 “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於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於此。”王曰：“何谓也？” 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管子得於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 【译文】

    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一样，借别人的力量把它作为自己的己的力量，顺着他的来势加出引导，顺着他的去势加以推动，丝毫不露形迹，随着他的出现、发展而出现、发展，如同言语与回声一样相随。随着他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他的衰微而衰微，以便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的力量很大，才能很强，也能控制他的命运。顺着风呼叫，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能从远处听到，登上高处观望，眼睛并没有更亮，然而可以看刊远处。这是因为所凭借的东西有利啊。    惠盎谒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武有力的人，不喜欢行仁义的人。客人将有何见教啊?”惠盎回答说：“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刺不进您的身体，虽然有力，却击不中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要听的。”惠盎说；“虽然刺不进您的身体，击不中您，但您还是受辱了。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不敢刺您，虽然有力却不敢击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不敢刺，不敢击，并不是投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所希望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想法，却还没有爱您使您有利的心。我有这样的道术；使天下的男子女子都愉快地爱您使您有利。这就胜过了勇武有力，居于上面说到的四种有害行为之上了。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逋术吗?”康王说：“这是我想要得到的。”惠盎同答说：“孔丘、墨翟的品德就能这样。孔丘、墨翟，他们没有领士，但却能象当君主一样得到尊荣；他们没有官职，但却能象当官长一样受到尊敬。天下的男子女子没有谁不伸长脖子、抬起脚跟盼望他们，希望他们平安顺利。现在大王您是拥有万辆兵车大国的君主，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那么西方边境之内就都能得到您的利益了，百姓对您的爱戴就能远远超过孔丘、墨翟了。”宋王无话来回答。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对身边的人说：“很善辩啊，客人用言论说服了我。”宋王是个平庸的君主，可是他的心还是可以说服，这是因为惠盎能困势利导。能因势利导，那么贫贱的就可以胜过富贵的，弱小盼就可以制服强大的了。    田赞穿着破旧衣服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您的衣服怎么这么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衣眼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比这更坏。”楚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田赞回答说：“冬天穿上冷，夏天穿上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我很贫困，所以穿的衣服很坏。现在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富贵无比，却喜欢拿铠甲让人们穿，我不赞成这样。或许这是为了行仁义吗?铠甲的事，是有关战争的事啊，是砍断人家的脖子，挖空人家的肚子，毁坏凡家的城池，杀死人家的父子的事啊。那名声又很不荣耀。或许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吗?如果谋划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定谋划损害自己；如果谋划让别人遭到危险，别人也必定谋划让自己遭到危险，其实变很不安全。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大王您还是不要选择。”楚王无话来回答。主张虽然没有广泛实行，田赞可以说是能够树立自己的丰张了。至于段干木隐居不仕而使魏国安全，那田赞还达不到这种地步。    管仲在鲁国被捉住，鲁国捆起他把他装在囚笼里，派差役用车载着把他送到齐国。差役全都唱着歌拉车。管仲担心鲁国留下并且杀死自己，想赶快到达齐国，于是就对差役们说；“我给你们领唱，然后你们应和我。”他唱的歌节拍正好适合快走，差役们不觉得疲倦，因而走路走得很快。管仲可以说是能利用差役唱歌了，差役满足了自己的希望，管仲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治理拥有万兵车的大国，成就霸业尚且不止，只不过齐桓公这个人难以辅佐他成就王业罢了。

    不广

    【原文】

    六曰：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与定齐国，以公子纠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齐国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则不成。且小白则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纠也。”管子曰：“不可，夫国人恶公子纠之母，以及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而国人怜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齐国，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鲍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纠所。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虽然，管子之虑近之矣。若是而犹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则尽之矣。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於战，府库尽於葬，此之谓内攻之。” 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晋文公欲合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义也。” 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继文之业，定武之功，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听之，遂与草中之戎、骊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遂霸诸侯。举事义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谓智矣。此咎犯之谋也。出亡十七年，反国四年而霸，其听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鲍叔佐齐桓公举事，齐之东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竖刀、易牙用，国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为齐国良工，泽及子孙，知大礼。知大礼，虽不知国可也。

    【译文】

    明智的人做事情一定要依靠时机，时机不一定能得到，但人为的努力却不可废弃。得到时机也好，得不判时机也好，用自己能做到的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就象船和车互相弥补其不足一样。北方有一种野兽，名叫蹶，前腿象鼠一样短，后腿象免一样长，走快了就绊脚，一跑就跌倒。它常常替蛩蛩距虚采鲜美的草，采了以后就给它。蹶有祸患的时候，蛩蛩距虚一定背着它逃走。这就是用自己能够做到的来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

    鲍叔、管仲、召忽三个人彼此裉友好，想一起安定齐国，认为公子纠一定能立为君主。召忽说：“我们三个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如同鼎有三足一样，少一个也不成。况且公子小白是一定不会立为君主了，不如三个人都辅佐公子纠。”管仲说：“不行，齐国人厌恶公子纠的母亲，因而连及到公子纠，公子小白没有母亲了，因而齐国人很爱怜他。事情如何尚未可知，不如让一个人去侍奉公子小白。将来享有齐国的，一定是这两位公子中的一个。”因此让鲍叔做公子小白的老师，管仲、召忽留在公子纠那里。公子纠在外边，不能说一定成为齐国的君主，虽说如此，管仲的考虑还是差不多的。这样做了如果还不能完备，那大概是天意吧。人为的努力总算是用尽了。    齐国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的勇士去援救，跟齐国人作战，把齐国人打得大败。齐国的将帅被打死，孔青俘获战车两千辆，尸体三万具，他把这些尸体封土堆成两个高丘。宁越对孔青说；“太可惜了，不如把尸体归还给齐国而从内部攻击它。我听说过，古代善于作战的人，该坚守就坚守，该进退就进退。我军后退三十里，给敌军以收尸的机会。战车铠甲在战争中丧失尽了，府库里的钱财在安葬战死者时用光了，这就叫做从内部攻击它。”孔青说；“齐人如果不来收尸，那该怎么办?”宁越说：“作战不能取胜，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罪状，率领士兵出去作战而不能使之回来，这是他们的第二条罪状；给他们尸体却不收取，这是他们的第三条罪状。人民将因为这三条怨恨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没有办法役使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又无从侍奉在上位的，这就叫做双重地攻击它。”宁越可以说是懂得运用文武两种办法了。用武就凭力量取胜，用文就凭仁德取胜。用文用武都能取胜，什么样的敌人能不归服?    晋文公打算盟会诸侯，咎犯说：“不行，天下人还不了解您的道义啊。”文公说：“应该怎么做?”咎犯说：“天子躲避叔带的灾难，流亡在郑国。惩何不送他回去，以此确立大义，而且借此树立自己的声誉。”文公说：“我能做到吗?”咎犯说：“事情如果能做成，那么继承文侯的事业，确立武公的功绩，开拓土地，安定边疆，就全在此一举了，事情如果不能做成，那么弥补周王室的过失，忧虑周天子的灾难，成就教化，留名青史，也全在此一举了。您还是不要犹豫了。”文公听从了他的主张。于是就跟草中的戎残族人、骊土的狄族人一起把周夭子安置在成周。天子赐给他南阳那里的土地。文公从而称霸诸侯。做事情既符合道义又有利，因而立了大功，文公可以算做明智了。这都是咎犯的计谋啊!文公出亡十七年，回晋国四年就能称霸诸侯，他听信的大概都是咎犯那样的人吧?    管仲、鲍叔辅佐齐桓公治理国事时，齐国东方边境地区的人有经常向上反映困苦情况的。管仲死了，竖刀、易牙掌权，国内的人经常向上反映不困苦的情况，不敢反映困苦的情况。管忡终于成为齐国的优秀人物，他的恩泽施及子孙后代，是因为他懂得大礼。懂得大礼，即使不懂得国事也是可以的。

    贵因

    【原文】

    七曰：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 “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末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 “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 “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译文】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顺应、依凭外物了。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所向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凿开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是顺应了水的力量。舜迁移了一次形成城邑，迁移丁两次形成都城，迁移了三次形成国家，因而尧把帝位让给了他，是顺应了人心。汤、武王凭着诸侯国的地位制服夏、商，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到秦国去的人站在车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车；到越国去的人坐在船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船。到秦国、越国去，路途遥远，安静地站着、坐着就能到达，是因为凭借着车船等交通工具。    周武王派人刺探殷商的动静，那人回到岐周禀报说：“殷商大概要出现混乱了。”武王说：“它的混乱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武王说；“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程度加重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回答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武王悦：“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去刺探，回来桌报说：“它的混乱很厉害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老百姓都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了。”武王说：“啊！”赶快把这种情况告诉太公望，太公望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做崩溃，老百姓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叫做刑法太苛刻。它的混乱达到极点了，已经无以复加了。”因此挑选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名，朝会诸侯时以甲子日为期兵至牧野，而纣王被擒获了。这样看来，武王本来就知道纣王无法与自己为敌，善于利用敌方的力量，还有什么敌手呢?    武王伐纣到了鲔水，殷商派肢鬲刺探周**队的情况，武王会见了他。胶鬲说：“您将要到哪里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不欺骗你，我将要到殷去。”胶鬲说：“哪一天到达?”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你拿这话去禀报吧！”胶鬲走了。天下起雨来，日夜不停。武王加速行军，不停止前进。军官们都劝谏说：“士兵们很疲惫，请让他们休息休息。”武王说：“我已经让胶鬲把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禀报给他的君主了，如果甲子日不能到达，这就是让腔鬲没有信用。腔鬲没有信用，他的君主一定会杀死他。我加速行军是为了救胶鬲的命啊。”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了殷都的郊外，殷商已经先摆好阵势了。武王到达以后，就开始交战，结果把殷商打得大败。这就是武王的仁义。武王做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纣王自己做的却是人们所厌恶的事情，事先摆好阵势又有什么用处?正好让武王不战而获胜。    武王进入殷都，听说有十德高望重的人，武王就去会见他，问他殷商之所以死亡的原因。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回答说：“您如果想要知道，那就请定于明天日中之时。”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去了，却没有见到那个人，武王感到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这是个君子啊。他本来就采取不亲近自己君主的态度，现在又要把自己君主的坏处告诉您，他不忍心这样做。至于约定了日期却不如期赴约，说了话却不守信用，这是殷商之所取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把殷商灭亡的原因告诉您了。”    观测夭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四季，是因为有所凭惜，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晦日，朔日，是因为有所凭借，禹到**国去，**进去，出来以后再穿衣服，是为了顺应那里的习俗。墨子见楚王，穿上华丽衣服，吹起笙，是为了迎合楚王的爱好；孔子通过弥子瑁去见厘夫人，是为了借此实行自己的主张；汤，武王遇上混乱的世道，面对贫苦的人民，发扬自己的道义，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是因为顺应，依凭外物的缘故。所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的人所向无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国土即使广大，人民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

    察今

    【原文】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琊；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於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於此。【译文】

    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并不是古代帝王的法度不好，是因为它不可能被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是经过前代流传下来的，有的人增补过它，有的人删削过它，怎么可能被效法?即使人们没有增补、删削过，还是不可能被效法。东夷和华夏对事物的名称，言词不同；古代和现代的法茺，典制不一样。所以古代的名称与现在的叫法大多不相通，现在的法度与古代的法度大多不相合。不同习俗的人民，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所要实现的愿望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同。各地的方言不能改变，如同船．车、衣、帽、美味、音乐．色彩的不同一样，可是人们却自以为是，反过来又互相责难。天下有学识的大大都善辩，言谈锋利，是非颠倒，不求符合实际，致力于互相诋毁，以争胜为能事。古代君主的法度，怎么可能被教效呢?即使可能，还是不可以效法。    凡是古代帝王的法度，都是与当时的时势相符合的。时势不能与法度一起流传下来，法度虽然流传到现在，还是不可以效法。所以要放弃古代帝王的现成法度，而取法他们制定法度的依据。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别人与自己是相同的。有道之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由近的可以推知远的，由现在的可以推知古代的，由见到的可以推知见不到的。所以，观察堂屋下面的阴影，就可以知道日月运行的情况，阴阳变化的情况，看到瓶里的水结了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藏了，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一锅肉的味道，就可以知道一鼎肉味道调和的情况。    楚国人想攻打宋国，派人先在淮水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淮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乱的状况就象城市里的房屋倒坍一样。当初他们事先设置标志的时候，是可以顺着标志渡河的，现在河水已经发生变化上涨了，楚国人还按照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要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与这种情况相似。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度不适应了，却还说，这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应谈效法它。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出现混乱，死守法度不加改变就会发生谬误，出现谬误和混乱，是不能保守住国家的。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应该的了。这就象高明的医止一样，病万变，药也应该万变。病变了药却不变；原来可以长寿的人，如今就会成为短命的人了。所以凡是做事情一定要依照法度去行动，变法的人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错误的事了。那些不敢议论法度的，是一般的百姓，死守法度的，是各种官吏。顺应时代变法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古代享有天下的七十一位圣贤君主，他们的法度都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耍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形势不同。所以说，好剑期求它能砍断东西，不一定期求它有镆琊那样的美名，好马期求它能行千里远，不一定期求它有骥骜那样的美称。成就功名，这正是古代帝王所希望达到的“千里”啊。    楚国人有个渡江的，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边划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可是剑却没有移动，象这样寻找剑，不是太胡涂了吗?用旧法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与这个人相同。时代已经改变了，可是法度却不随着改变，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好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有个从江边经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拉着小孩想把他扔到江中，小孩哭起来。人们问这人为什么，他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父亲虽然善于游泳，儿子难道就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物，也一定是荒谬的了。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与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