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於义，不於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於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於大豆，蜂门始习於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後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於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译文】
听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好和不好不能分辨，祸乱没有比达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好和不好，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因而耗费了人民的钱财，随随便便让人民去送命，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对这样的人却不责备。这就是不知道类比了。 《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好和不好的关键在于爱，在千利，爱和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大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行一个月，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漂行一年，看到曾在中原之国看到过的东西就很高兴丁。这就是离开人越久，想念人就越厉害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想为百姓忧虑的贤明君主和杰出人士，不可不在这方面努力啊。 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
谨听
【原文】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於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於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 “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牟而难知，妙而难见。故见贤者而不耸，则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太公钓於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後其智能可尽。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可谓能听矣；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皆可谓能礼士矣。【译文】
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对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尽情劝说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钴。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去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尧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舜呢?舜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禹呢?只是根据耳朵的听闻做出决断罢了。凭耳朵可以决断，是由于复归人的本性的缘故。现在那些昏惑的人，不知道这是复归人的本性，其次是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那又怎么知道自己的世道不好呢?自己怎么知道自身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就要问，不会就要学。《周箴》中说：“只要自己对这些问题经常思考，修养道德就不算晚。”勤学好问，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 名誉不会凭白无故地树立，功劳不会自然而然地建成，国家不会凭空保存，一定要有贤德之人才行。贤德之人的思想博大而难以知晓，精妙而难以了解。所以看到贤德之人而不恭教，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那么了解得就不深刻。不能深刻地了解贤德之人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 君主贤明，世道太平，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贤明，世道混乱，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断绝。混乱没有什么比没有天子更太的了。没有天子，那么势力强的就会压倒势力弱的，人多的就会危害人少的，用军队相残杀，不得止息。现在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要寻求有道之人，就要到四海边，山谷中，偏远幽静的地方，这样，或许还能得到这样的人。得到了这样的人，那么想要什以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太公望在滋泉钓鱼，正遭逢纣当天子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因而能称王天下。文王是诸侯，纣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望，而诸侯却得到了他，这是了解与不了解造成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人，不用等了解他们就能役使，不用依礼相待就能使唤。至于有道之人，一定要依礼相待，一定要丁解他们，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道理体现在胜书劝随同登上，周公可以说是能听从劝说了，体现在齐桓公去见小臣稷，魏文侯去见段干木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能礼贤下士了。
务本
【原文】
六曰：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唵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於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荣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庙，宗庙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乱在於有司。《易》曰： “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於主，岂不难哉！今有人於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己犹有患，用己於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郑君之问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译文】
试看上世古书，禹、汤、文武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阴雨绵绵天气凉，浓云滚滚布天上。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禹、汤、文武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干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陷入险境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最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能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任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同而复始，有什幺灾祸!吉利。”这是说只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怯懦，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自己从事于会计理财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象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欺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欺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君主如果任用我，国家就必定没有祸患。”其实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没什么比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冶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自身是自己所能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诚挚，这些都未能敞到，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做到的评论，而要根据他已能做到的评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尚未能做到的事了。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先贡献才能，然后才担任官职，一定先省察自己，然后才接受俸禄。君主即使多给俸禄，臣子也不无故接受。《大雅》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要有贰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这个道理体现在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赋税回答卫嗣君两件事上。被瞻，薄疑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
谕大
【原文】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汤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故务在事，事在大。地大则有常祥、不庭、歧毋、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鳣、鲔。《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空中之无泽陂也，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季子曰： “燕雀争善处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々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则火上焚栋，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於一国，姁々焉相乐也，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也，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矣。故曰： “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後皆得其乐。定贱小在於贵大，解在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也。【译文】
从前舜想要包罗古今，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要成就帝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异方之俗得到匡正了。汤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四方荒远之地归服了。周武王想赶上汤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在舟车所通、人迹所至之处称王了，五霸想要继承三王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为诸侯的盟主了，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了。他们所追求的远大理想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有所成就了。 《夏书》上说；“天子的功德，广大深远，玄妙神奇，既勇武又文雅。”所以，事业的成功在于做，做的关键在于目标远大。地大了，就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等高山，山大了，就有虎、豹、熊、猿猴等野兽。水大了，就有蛟龙，鼋、鼍、鳣，鲔等水族。《商书》上说。“五代的祖庙，可以看到鬼怪。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奇谋。”孔穴中没有池沼，水井中没有大鱼，新林中没有大树。凡是谋划事情取得成功的，必定是着眼于广大、众多、长久，这是确定无疑的。 季子说；“燕雀在一间房屋之下争夺好地方，母鸟哺育着幼鸟，都欢乐自得，自以为很安全了。灶的烟囱裂了，火冒了出来，向上烧着了屋粱，可是燕雀却安然自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知道灾祸将要降到自己身上啊。”作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那样见识的人太少了。作臣子的，只顾增加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之中结党营私，欢乐自得，以危害他们的国家。他们离灶上的烟囱很近，可是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和燕雀的见识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说，“天下大乱了，就没有安定的国家，整个国家都乱了，就没有安定的采邑，整个采邑都乱了，就没有平安的个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小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大的，大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小的。小和大，贵和贱，彼此互相依赖，然后才能都得到安乐。使贱、小获得安定在于贵、大。这个道理体现在薄疑用成就王业的方法劝说卫嗣君、杜赫用安定天下的方祛劝说周昭文君，以及匡章责难惠子尊齐王为王这些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