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就印几千本。几千本的印数在一个拥有四万万国民的国家里，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新青年》这么重要的刊物，在四川省只订了两份，甚至连鲁迅自己都不能启蒙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并不读他的书，而是在读张恨水，他母亲最崇拜的是张恨水。

    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他的那些短篇小说写得多么深刻，很多人都读不懂，也不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一上来就是《狂人日记》，谁也读不懂！《药》的开头多么深奥——“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什么意思啊？中国人不习惯阅读这种东西，他需要一个中介，把鲁迅这么凝练的思想转化成广大民众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想产品。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第一媒体就是报纸。鲁迅自己很重视传播问题，所以他勇于把自己的文章拿出去发表。鲁迅很多文章发表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文章的旁边是明星的花絮、各种广告，可鲁迅没有觉得这样就没面子了，就不清高了等等。可是靠鲁迅一个人这样做没用，因为在当时，从国家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没有注意传播鲁迅的思想。那么谁注意了呢？

    恰恰是我上面提到的“张恨水”们，他们的作品发行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和普通读者、普通受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鲁迅”，而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张恨水”。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把人性分析得这么透彻的，在二十世纪没几个，起码日本没有这样的人，美国也没有，大概法国、德国有两个。可是人家有很多“张恨水”啊，人家有很多“金庸”啊。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首先不考虑你的受众是谁，不掌握你的受众，你这个文化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