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波罗和其弟马弗·波罗是长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去以后成为南俄罗斯地区的蒙古钦察汗国进行长途贸易。他们在伏尔加河（马可·波罗的“Tigris”河）下游的萨莱城受到拔都的弟弟和继承人钦察汗别儿哥的接见，并卖给他各类珠宝。接着，他们经花刺子模之路来到察合台汗国境内的不花刺城，在那里留居了三年，因为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阻碍了他们的归途。最后，他们决定陪同波斯汗旭烈兀的使臣一起去见旭烈兀的哥哥、在中国的忽必烈。于是，他们只得沿着通常商旅往返之路旅行：经锡尔河畔的讹答刺城、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和畏兀儿地区，在这里有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和吐鲁番两个城镇，吐鲁番当时被称为哈刺火州（马可·波罗的Carachoco）。最后，他们经哈密（马可的Camul）和敦煌，或称沙州，到达中国，至北京，或称汗八里。

    忽必烈给他们最热诚的接待，当他们要离开北京时，他希望他们去要求教皇派给他一百名精通七艺的学者。波罗兄弟于1266年离开中国，到达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的主要港口、地中海岸边的刺牙思。1269年4月，他们从刺牙思出发前往阿迦。又从阿迦到罗马。他们未能得到忽必烈要求的传教士和学者，于是，他们又起航回到阿迦，1271年底他们又从阿迦出发前往中国。这次他们带着尼古拉之子马可·波罗，他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旅行的重要记述。

    马可跟随父亲和叔叔离开刺牙思港后，取道锡瓦斯，通过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到达波斯的蒙古汗国。当时由于波斯汗阿八哈与他的堂兄弟们，即站在海都一边的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们，正在进行着战争，使他们不能走河中之路，因此，他们遂直接斜穿波斯，经桃里寺、苏丹尼耶和卡尚，然后无疑是经耶斯特和起儿漫到霍尔木兹。他们可能打算从霍尔木兹乘船去中国，但是，正像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南海岸的广州、泉州、福州和杭州这些大港口当时仍属于南宋，不属于蒙古人。所以，在霍尔木兹时，波罗一行改变了计划。他们放弃了经海路到远东的打算，而是北上，经呼罗珊（马可称之为干树地或孤树地）进入中亚，途经尼沙普尔、沙普甘和巴里黑。

    为避开波斯汗与察合台兀鲁思首领之间屡战不止的河中战场，波罗一行从巴里黑向东北方出发，过巴达克山，取道波罗以北的瓦罕高原谷地翻越帕米尔山。他们沿古代丝绸之路（塔什库尔干，托勒密的“石塔”）而下，进入喀什，马可赞赏喀什美丽的果园和葡萄园，以及喀什居民的商业意识，“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在喀什，他还注意到一个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及该教会的教堂。离开喀什，波罗一行沿塔里木南缘的古道而行，经叶儿羌、于阗、克里亚和车尔城。绕过罗布泊边缘后，他们穿过了罗不［今若羌］，斯坦因认定罗卜是今天的恰克里克城。接着他们到了敦煌，或沙州。然后，他们进入原唐兀惕境，来到甘肃的肃州和甘州，甘州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这些威尼斯人在此呆了将近一年，等候蒙古朝廷的指令。马可注意到，聂思托里安教徒们在甘州有三座教堂，城内也有许多佛僧，他客观地赞扬了他们的德行。

    在甘州停留之后，波罗一行又向东继续旅行，过凉州和宁夏。在原唐兀惕人的都城宁夏，大多数居民是佛教徒。但马可提到了一个聂思托里安教教会，那儿也有三座教堂。接着，旅行者们进入了汪古部境，马可称其他为天德（参看上文），天德的中心应该在今托克托，或归化城附近去发现。马可·波罗并不是没有提到汪古部王公们是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由于这个原因，他把汪古部王公们与约翰长老的家族、即原克烈统治者的家族混淆了。以后鄂多立克又重复了马可的这一错误。马可特别提到乔治王子（阔里吉思），当时他在蒙古大汗的宗主权下统治着汪古部。马可还提到了蒙古王朝与汪古部王室之间的联姻。

    离开汪古部境后，波罗一行进入了中国本土，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中国的北方，马可按蒙古人的方式，称之为契丹，该名来自11世纪北京的君主契丹人。他们从托克托之地出发，于1275年5月到达忽必烈的夏驻地上都府，今多伦诺尔。

    波罗一行向忽必烈递交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