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佛教的偏爱丝毫不妨碍他对聂思托里安教表示同情。在基督教的重大庆祝会上，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他让隶属于他的斡耳朵的聂思托里安教牧师把福音书放在他面前，他敬香供奉，并虔诚地吻之。“1289年，他甚至建立专门机构，即崇福司，管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他的谕旨，像窝阔台和蒙哥的一样，使基督教牧师如同佛教徒、道教道士和伊斯兰教教士们一样，享受免税权和获得其他种种特权。在此可以回顾一下，蒙古人沿用叙利亚语，称基督教徒为“迭屑”（tarsa）和arkagun或arka’un（复数arkagud或arka’ud，汉译名是也里可温），而教士和僧侣被称为列班-也里可温（rabb-arkagun），主教被称为马儿·哈昔（marha－sia）。

    在蒙古人和蒙古化的各族中，聂思托里安教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在克烈部和汪古都突厥人中。汪古部突厥人占据着长城以北、今山西边境一带原沙陀突厥人之地，他们使用的命名法揭示了他们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这些名字的汉译名已掩盖了该名的实质。聂思托里安教徒常用的名字有：西蒙，阔里吉思（即乔治），保鲁斯（保罗），约南（约翰），雅各（詹姆斯），腆合，伊索（耶稣），鲁合（路加）。

    汪古部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今天称为绥远省的地区，即今托克托或归化城境内，该地区在蒙古统治时期称为东胜。伯希和认为该名来自“科尚城”一名，在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中，就是以科尚城来称呼这一地区。马可·波罗给同一地区的称呼是Tanduc，根据伯希和的看法，Tanduc起源于唐代通用的古名天德（古音为Thian－tak）。这是汪古部王朝的实际所在地，王室家族是一些极倾向聂思托里安教、同时又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联系的突厥王公们。成吉思汗家族显然从未忘记过对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王公们的欠债之情。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曾经在关键时刻，即在被邀加入由乃蛮人形成的反蒙联盟时，他反其道而行，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他以生命表达了他的忠诚；因为当他在与乃蛮人打完仗之后返回家园时，他的部落中一些赞成与乃蛮人联合的部民暗杀了他和他的长子布颜昔班。他的妻子携带次子波姚河逃到郓城。当成吉思汗以金朝征服者的身份进入郓城时，他的至诚愿望是恢复这个忠臣家族对汪古部地区的统治地位。年轻的波姚河随他出征花刺子模，战后回归，成吉思汗把女儿阿刺该别吉嫁给了他。波姚河死后，阿刺该别吉作为成吉思汗亲生女，对汪古部进行了强有力的统治。她没有亲生儿女，便把她丈夫与另一个妾生的三个儿子——孔不花、爱不花和绰里吉不花视为亲生儿子。孔不花和爱不花先后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们为妻：孔不花娶贵由大汗之女叶儿迷失；爱不花娶忽必烈之女玉刺克。爱不花之子阔里吉思（即乔治）先与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忽塔德迷失公主结婚，后又与铁穆耳大汗的女儿阿牙迷失公主结婚。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铁穆耳手下供职时于1298年被杀的情况。

    这个聂思托里安教王室家族如何紧密地与蒙古王朝联姻便一目了然。在蒙古人宗教宽容的限度内，该家族成功地利用它受到优待的地位去保护基督教。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的传记表明，在他们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孔不花和爱不花向他们表示祝愿和送给他们礼物。“乔治”王子确实是在暮年时，由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孟德科维诺施洗礼，皈依了天主教。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清楚地表明，元朝中国北方边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并不限于汪古部境，因为在他们前往西方时，他们在唐兀惕境内（即甘肃）受到基督教徒最激动人心的欢迎，特别是在“唐兀惕城”（即宁夏）。聂思托里安教会确实遍布其境，宁夏，西宁、甘州、肃州和敦煌都有。马可·波罗提到，仅宁夏就有三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

    无疑地，这些聂思托里安教徒自唐朝以来就默默地居住在原中国边境以外的这些地区，但是，他们并非一直局限在这些地区内。由于成吉思汗后裔的征服，现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