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库车和吐鲁番都是同样处于佛教的影响之下，但是，库车的物质文化仍主要是伊朗式的，而吐鲁番（高昌）在这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出是受中国的影响。把库车壁画（即克孜尔壁画）与吐鲁番壁画（即穆尔吐克、圣吉木、伯子克力克壁画）作一番比较，就可令人信服这一点。在吐鲁番，经库车传入的印度－伊朗文化的特征逐渐融入唐代美学。吐鲁番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它的地区史，都可以解释这种文化的倾斜。507年以后，吐鲁番地区就由鞠氏统治，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王朝。609年，鞠伯雅到中国向隋场帝表示归顺。后继者鞠文泰（约620－640年在位）曾热情接待过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其热情之极，几乎不让他的客人继续赶路（629年底到630年初）。这一广为人知的故事至少表明了这位君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佛教的热诚。同年（630年），鞠文泰前往唐朝向唐太宗表示归顺，但在鞠文泰统治末期，他不承认唐朝的宗主权（640年）。唐太宗派候君集将军讨伐之。在中**队逼近的时候，鞠文泰惊骇而死。吐鲁番被攻占和归并于唐朝，成为中国一个府的所在地，即以后的安西都护府（即“安抚西边”的中国政府）的所在地（640年）。

    喀拉沙尔国（梵文Agni，汉文焉耆）似乎与库车一样，已经成为显赫的印欧文化中心。正像在库车一样，由于佛教的原因焉耆的宗教文化是从印度模仿来的，物质文化部分是来自伊朗，大部分的艺术使人想起阿富汗地区的希腊－佛教艺术。现存柏林的焉耆墙壁涂饰与纪麦特博物馆的哈达墙壁涂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唐朝也在焉耆施加军事力量。632年，焉耆承认了唐太宗的宗主权，但是，唐朝对吐鲁番的归并无疑使焉耆王（汉名突骑支）感到不安，他于640年与西突厥联盟，扯起了反叛的旗子。唐太宗派郭孝恪将军去平乱。郭孝恪巧妙地进军，于夜间从裕勒都斯河方向靠近焉耆，黎明时攻占了这座处于惊恐之中的城市。郭孝恪在焉耆拥立亲中国的王子、前王之弟栗婆准登上王位（640年），几年之后，栗婆准被其堂兄弟薛婆阿那支废黜，薛婆阿那支得到了库车人和突厥人的支持。于是，唐太宗任命唐将阿史那杜尔（为唐朝服务的突厥王子）去彻底平定这个反叛的城市。阿史那社尔向焉耆进军，砍下了篡位者的头，立另一王室成员为王（648年）。

    平定焉耆之后，轮到了库车。库车当时是由库车语称之为Swarna（梵文Suvarna，汉名苏伐）的家族统治着，苏伐的意思是金色的家族。

    618年，汉名为苏伐勃駃（梵文Suvarna pushpa，意为金色的花朵）的库车王向隋场帝表示归顺。其子，中国编年史上的苏伐叠（库车名Swarnatep，梵文名Suvarna

    Deva，意为金色的神）是一位热诚的佛教徒，他于630年举行过盛大集会欢迎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而不顾以下事实，即他和他的人民信奉的是小乘佛教，而玄奘信奉的是大乘佛教。同年，他宣称自己是唐太宗的属臣，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