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灭突厥后，能够在塔里木绿洲上重建其霸权，塔里木绿洲上至少有一部分居民是印欧人，特别是北缘上的吐鲁番，喀拉沙尔（焉耆），库车和喀什，以及南缘上的鄯善、于阗和叶儿羌。

    古商道上的这些城市，作为沟通中国、伊朗和拜占庭之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的作用是重要的，它们作为佛教徒从中国到阿富汗和印度的取经路上的驿站，其作用也不是不重要的。中国朝拜圣地者玄奘对后一方面的作用作了很好的描述，玄奘于629年从甘肃出发，他出行时（629－630年）走的是北道，经吐鲁番、喀拉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以后又经托克玛克（碎叶城）、塔什干和撒马尔罕。644年他返程时走的是南道，经帕米尔山、喀什、叶儿羌、于阗、鄯善、敦煌。他的记载表明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已经全部信仰佛教，随佛教还传播了丰富的印度文化，以致梵文已经与当地的印欧语——吐鲁番语、焉耆语、库车语（古吐火罗语A和B）和“东伊朗语”（显然在于阗是讲东伊朗语）——一起成为该地的宗教语言。

    由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考察团所发现的手稿也证明了佛经是从梵文翻译成各种印欧语方言的（在北方是两种吐火罗语，或者是像它们被称作的那样，库车语等；在西南方，是东伊朗语）。而另一种印欧语，即粟特语，是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来的商队传入的，在从天山到罗布泊之间作短期旅行的扎营者中使用，伯希和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个7世纪的这类粟特移民遗址。正如上面所见，来自印伊边境的丝路上的行商和坐贾们，以及佛教使者们，他们共同把伊朗和印度艺术传入塔里木绿洲，在此，伊朗和印度艺术由于佛教的作用而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综合体。在这种综合文化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外来物：希腊－佛教的、印度－恒河的，或伊朗－佛教的，这可以从库车附近的克孜尔壁画中识别出来，它们或者属于哈辛命名的克孜尔I期（约450－650年）风格，或者是属于克孜尔II期（约650－750年）。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的木简上（约650年）也有带典型萨珊特征的佛教画。最后，第II期具有萨珊－佛教风格的克孜尔壁画，与令人想起阿旃陀石窟的印度影响一起，一直渗入到吐鲁番壁画群，即伯子克力克、穆尔吐克和圣吉木壁画。除了印度、希腊和伊朗的影响外，还有中国的影响。正如哈辛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影响在库车附近的库姆吐拉壁画中被感觉到，当然，首先是在伯子克力克和离中国边境最近的吐鲁番壁画群的其他各处壁画中被感觉到。

    在玄奘旅行时（6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