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生活中解放的乌托邦梦想式的私通(如19世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式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同法国中产阶级夫妇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如见于19世纪法国的通俗戏剧)，是非常不同的。(附带一句，这些19世纪的小说和戏剧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然而，19世纪的私通和19世纪的性一样，都无法予以量化。我们只能确定：这种行为在贵族和时髦的圈子里，以及在容易保持体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馆这样考虑周到和不具人格的制度之助)最为普遍。(这些观察完全只限于中等和上等阶级。它们不适用于农夫和都市劳动阶级妇女的婚前和婚后性行为，当然，这些妇女所占的人数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数量的历史学家有点为难，那么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家却无法不惊讶于这个时期男性有关妇女的刺耳言论，在他们的言谈之间，妇女已逐渐被认定是淫荡的。许多这样的说法，都旨在以文学和科学的方式，重申男性在积极和知识成就上的优越，以及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和补助性功能。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显示他们对妇女优越性的恐惧，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学家尼采经常被人引用的对男人的训谕——去找女人时不要忘记带鞭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年])——事实上并不比克劳斯对妇女的赞美更具性别歧视。像克劳斯一样，坚持不该赋予妇女的东西，便是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东西，或者像心理学家麦比乌斯(Miobius)所坚持的“与自然疏远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妇女与之搭配”的说法，可能被带有(如对麦比乌斯来说)所有为妇女而设立的较高教育机构均应予以毁弃，也可能(如对克劳斯来说)不具这个意思。不过，它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然而，当时有一种确切而新颖的坚定信念：妇女对于**具有强烈兴趣。对克劳斯而言，“妇女的淫荡是男人智力充电的地方”；19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现代心理学了不起的实验室，提供了对妇女**最复杂世故也最无拘束的认可。克里姆里(Klimt)画笔下的维也纳妇女，遑论一般妇女，是带有强烈**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显然反映了奥匈帝国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某些“性”实况。

    改变的第三个征兆，是公众对于妇女的注意力显著增加，妇女被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和拥有特殊希望的个人。无疑，商业的嗅觉最先捕捉到特殊妇女市场的气味，例如，新创办的《大众日报》是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开设的专属版面，以及为新近具有读写能力的妇女所出版的杂志。但是，甚至市场也体会到把女人视为有成就者而不仅是纯消费者，在宣传上会极具价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国际博览会，便捕捉到这种时代风格。展出者的促销攻势，不仅和第一个专为奥林匹克设计的运动场配合，也和一个位于博览会中心地位的“妇女工作大厦”(Palace

    of Women's Work)配合。后者展示出死于20世纪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杰出妇女遗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素描、《简爱》(Jane

    Eyre)一书的手稿、南丁格尔(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亚马车等；也陈列了妇女的针线活、工艺、书籍插画、摄影等等。(然而，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妇女艺术家大多喜欢在“艺术大厦”[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妇女工业会议[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却向《泰晤士报》投诉，说1000多名受雇于博览会的妇女，其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们也不应忽视在竞争场合(运动再一次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脱颖而出变得卓然有成的妇女。温希尔登(Wimbledon)在男子网球单打开始举办的六年之后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又隔了六年之后，法国和美国的网球锦标赛也开始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在当时，这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创举。因为，甚至不过20年前，可尊敬、甚至已婚的妇女，若没有在家庭男人的陪同下在这种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还是不可思议的事。

    3

    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是男性生活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中等和上等少数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些少数人。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个或者最多一两千个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藉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前进分子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

    可是，在这种限制范围之内，它已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力量，而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视的。比方说，她们是“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承传者、“舆论”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动(如保卫“道德经济”)世所公认的发起者，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不但是学会操纵她们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题和形势上，男人应当顺从的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绝对，在集体的实行上并非没有限制。这个情形和**君主的神权统治并非无限制的**政治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要替那种统治辩护，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下已学会操纵这个制度的妇女，会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要求冷淡以对，这些要求看起来并无法提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毕竟，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绝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动消极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法国妇女，也没有群起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奋斗。

    由于时代在改变，加上妇女的附属性又是普遍、公开而且令男子骄傲的事实，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矛盾的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本时期有可能得到妇女大众的支持，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女权运动，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普遍解放运动中的妇女那个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它们特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说明，是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为演艺人员和极少数甚受人喜爱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妇女，提供了最优惠的公共环境，去发展她们的个性和才能。但是它们的目标尚不止此，它们还允诺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如同每个重视实际的妇女都很懂得的，这表示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古老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将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预料的，将只借以社会革命的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多数妇女真正的政治选择，不在于选择女权主义或男女混合的政治运动，而在于选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或社会主义。各教会针对19世纪的进步采取有力的后卫行动(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六章第一节)，维护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它们的热忱日趋强烈，因为它们的信徒以及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实际成员，都正在戏剧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纪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当时的女性宗教专业人员比任何时期都多。19世纪中叶以后，最著名的天主教圣人都是女性一事，显然不是偶然的：圣女尔纳黛特(St．Bernadette

    of Lourdes)和圣女特丽莎(St．Teresa of Lisieux)(两人均在20世纪早期被封为圣徒)；而教会又明显鼓励崇拜贞女圣母玛丽亚。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为妻子提供对付丈夫最强有力而且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反教权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会拥护其妇女的代价，是要它们的虔诚支持者接受其传统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且责难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统计数字上，选择通过虔敬的行为去维护其性别的妇女，远远超过选择解放的妇女。诚然，虽然从一开始起，社会主义的运动便吸引了异常能干的妇女先锋(如可以预期的，主要是从中等和上等阶级)，但是，1905年以前，在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却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妇女。19世纪90年代，向来势力都不很大的法国工人党，只有不到50名妇女党员，约占2％—3％。当她们大批被征召时(如1905年后的德国)，其中大多是社会主义男子的妻女或母亲。在1914年前，虽然德国的百分比已经相当大，但却还比不上(例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占30％的妇女党员，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党几乎占40％的妇女党员。工会中的妇女会员百分比始终不大——19世纪9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几乎都可略去不计；20世纪最初10年通常不超过10％。然而，由于妇女当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有关她们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标，因此进一步的推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1913年妇女在有组织工会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国10．5，德国9，比利时(1923)8．4，瑞典5，瑞士11，芬兰12．3。)

    因此，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端关怀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也表现出极少的热忱。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曾经造就了一群了不得的杰出妇女，但是她们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罗莎·卢森堡和贝阿特丽斯·韦布)，并不认为应该把她们的才能局限于任何一性的奋斗目标上。诚然，到这个时候，取得公众的承认比较容易一点了：1891年起，英国的参考书《当代男士》(Men

    of the Time)将其书名改为《当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而那些以妇女或妇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如儿童福利)为目的的公共活动，如今也为自身赢得一些名声。不过，妇女在男人世界的前进道路仍然崎岖，成功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为数不多。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通常以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1895年所记载的英国“当代妇女”，绝大多数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法国的柯莱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两种身份。在1914年前，已经有一位妇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拉格勒夫[SelmaLagerlef]，1909年]。专业**业之门也为妇女敞开，例如，在教育界和新兴的新闻业，前者是随着女子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长而开始；后者则是始于英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政治活动和激进公共活动成为另一种有前途的选择。1895年的英国杰出妇女中，最大的一个百分比(三分之一)是列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实上，如来自**政体下的俄国而在各个不同国家从事活动的若干妇女(罗莎·卢森堡、札苏里希[Vera

    Zasulich)、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巴拉班奥夫[Angelica Balabanoff)、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国家的少数几位妇女(英国的贝阿特丽斯·韦布，荷兰的罗兰—豪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性政治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别处赶不上的机会。

    在这方面，它与保守的政治活动不一样。保守政治活动在英国(不过很少在别的地方)得到许多贵族女权主义者的效命，但它却不曾提供上述机会。(女权主义的《英国妇女年鉴》[Englishwoman'

    Year-Book，1905年]，共包括了158位有爵位的贵妇，其中有30位公爵夫人或女公爵、侯爵夫人或女侯爵、子爵夫人或女子爵以及伯爵夫人或女伯爵。该书涵括了英国所有公爵夫人或女公爵的四分之一。)而它也与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不一样，在这段期间，从事自由党政治活动的政客，基本上都是男人。不过，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一位妇女(苏特内尔(Bertha

    von Suttner)，1905年)，象征了妇女如今在公共领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虽然妇女在医学上建立了小规模但迅速拓展的滩头阵地。(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位女医师，1901年有212位，1911年有447位。)可是，妇女最艰巨的工作，却在于抵抗有组织的专业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强烈抗拒。这一点或可帮助我们衡量居里(**俄国的另一产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这段时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1903年、1911年)。虽然这些大师不足以说明妇女在男人所主宰世界的参与情形，但由于牵涉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可联想到一小群解放妇女在1888年后的劳工运动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包括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和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我们也可联想到对于幼小的独立劳工党很有贡献的巡回宣传家：艾妮·斯泰西(Enid

    Stacy)、凯塞琳·康威(Katherine Conway)和卡洛琳·马丁(Caroline

    Martyn)。不过，虽然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支持女权，而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她们绝大多数也强烈支持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可是，她们对它的注意却很有限。

    那些集中注意它的人，通常致力于政治运动，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和投票权一样，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她们几乎不能寄望于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她们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的关系(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相近)，有时也是困难的，这种情形尤以英国为然。1906-1914年间，阻挡英国强力主张妇女参政运动的正是自由党政府。偶尔(如在捷克和芬兰人中间)，她们也会与主张国家解放的反对运动结合。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妇女被鼓励集中注意力于她们那个性别的事物，而许多社会主义的提高女权论者果真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妇女的被压榨情形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也因为她们发现：虽然她们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可是在这个运动中却需要特别为妇女的权利和利害奋斗。因为，一个自由或革命好战者的小规模先锋，其与大规模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是在于后者所包括的不仅主要是男人(也许是因为大半赚取工资和甚至更多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都是男性)，而且这些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他们基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又倾向将待遇低廉的竞争者排除到男人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妇女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典型。然而，在各种劳工运动之内，这些问题却因妇女组织和委员会的增加而减色，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尤以1905年后为然。

    在提高女权运动的各种政治问题中，议会选举投票权是最为突出的。1914年前，虽然女子在美国几个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但是除了澳洲、芬兰和挪威，全国性的妇女投票权尚不存在。除了美国和英国，妇女投票权并不是一个动员妇女运动，或在全国性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议题；不过在美国和英国，它已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妇女中得到大力支持，在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得到不少协助。这项运动在1906-1914年间，因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就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直接行动战术而变得戏剧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主张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忽视为了其他奋斗目标而形成的妇女压力团体的广大政治组织，这些目标包括与其性别有关的——如反对“白奴贸易”，也包括和平和禁酒运动。如果她们的第一项努力不幸而未获成功，她们对于第二项努力的获胜(亦即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令)，却是贡献良多。不过，在美国、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妇女的独立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以外)仍旧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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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受到正派人士支持主张的妇女，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森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史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娜塔莉·巴涅(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它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森特和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味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颇不一致。心理学家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和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李奇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H．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也被其他人反对，说他是道德之敌)，而且赞成任何会毁灭现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放进任何政治组织的自负者。简言之，就作为一项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为何。在此，要紧的是家庭的未来，因为它的关键在于为人母的女性。妇女由家务的负担中解放比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阶级(尤其是在英国)，大致借着佣人和借着将其男性子孙及早送进寄宿学校的办法，摆脱家事的负担。在一个佣人不容易请到的国家，美国的妇女向来鼓吹节约劳力的家庭技术转型，如今也开始实现愿望。在1912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中，克莉丝汀·弗里德里克(Chriaine

    Frederick)甚至将“科学管理”引进家庭(参看第二章)。1880年以后，煤气炊具开始普遍化，不过速度不很快。自战前的最后几年起，电气炊具也开始普遍化，而且比较快速。“真空吸尘器”一词在1903年出现，而1909年以后，电熨斗已出现在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面前。但是它们的胜利还有待二次大战的间歇期的到来。衣服的烫洗也开始机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现)，1880-1910年间，美国洗衣机生产的数量，增加了五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工艺技术的理想国抱有同样的热忱。他们赞成比较集体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于婴儿学校、托儿所和食堂的供应(如早期的学校餐厅)，以便妇女可以将为人母的责任与工作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惟一的家庭形式。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ek)的《人类婚姻史》(Historv

    of Human Marriage，1891年)到1921年时已销售了五版，并被译为法、德、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the State)已作出必要的革命性结论。可是，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产物将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屯垦制度)，但我们却可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转了型的、基本上仍旧是核心的家庭。但是，对于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亲为其主要事业的妇女，大家的看法却不一致。正如肖伯纳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记者所说的，妇女的解放主要是关于她自己。虽然有些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为家庭和炉灶辩护(如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但左翼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妇女的解放将因其出外就业或对外界的兴趣而达成，因而他们极力地鼓励之。可是，合并解放和为母之道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

    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人较男人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兼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艾玛莉·瑞巴塞德(Amalie

    Ryba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柏莎·尼瓦(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戈尔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

    那么，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改变的问题。这些改变，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说明的是：这些妇女全部加起来，也只构成全人类女性的一个小百分比。)根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e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权)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资产阶级的习俗，独占这些职业和专业。例如男性的妇科医生主张：由妇女去医疗妇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适合的。到1914年时，虽然很少妇女能跨过这道鸿沟，但是在原则上，这条路已经打通了。虽然外表上与此相反，妇女却在为平等公民权的奋斗上(以投票权为象征)行将获得重大胜利。不论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驳，不到10年后，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全国性选举中都已初次获得选举权。(事实上，在欧洲只有拉丁语系国家[包括法国)、匈牙利、东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及瑞士，妇女尚未享有投票权。)显然，这个了不起的改变，是1914年前奋斗的极至。至于在民法之前的平等权利，虽然有些比较重大的不平等已经废除，但得失却没有这么明显。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这时并没有重大进展，除了可以不计的例外情形，妇女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其可希望的待遇却低得多。她们可望得到的工作，由于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我们可以说，在拿破仑以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权”，现在也延伸到妇女身上。妇女行将和男子一样获得相等的公民权，而且，不论怎么吝啬和狭窄，事业之门现在也向她们的才能开放，就像对男子一样。如今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进步的有限，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权”的有限一样。它们是受到女人欢迎的，但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极大多数因贫困和婚姻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子维生的妇女而言，是不够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认为解放乃势在必然的妇女——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也许不包括新旧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婚前适于工作年龄的年轻妇女——来说，它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如果解放是指从私人和往往独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个人关系的范围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由她们长久以来禁锢其间的场所中逃出，她们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们特有的妇女气质——那些不只是在一个为男子所设计的世界中，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角色?换一句话说，妇女如何能以妇女的身份，在一个为不同构造的性别而设计的公共活动范围内与他们竞争?

    由于每一代关怀妇女社会地位的人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永恒的答案。每一个答案或每一组答案，可能都只能满足回答者所面对的历史。那些投身解放运动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妇女，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对于在政治上活跃、文化上能言善辩的杰出开拓先锋，所知甚多，但对于不活跃和不能言善辩的先锋却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西方解放妇女的风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进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艺术放任主义者)所预见的风格，是结合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妆品的普遍使用，化妆在以往虽然是以取悦男子为业的妇女(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艺人员)的特色，可是战后的“爵士乐一代”已公开地普遍使用化妆晶。她们现在开始展示身体上的若干部分，由双腿开始(19世纪的女性必须将双腿遮起来，不让好色的男人看见)。其二是战后的流行款式，却是要尽量减少使妇女看上去与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征——剪短传统的长发，将胸部弄成体质上尽可能的平坦。和短裙一样，束腹的抛弃和胸罩的行动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唤自由的象征。这些是老一辈的父亲、丈夫或其他掌握传统家长权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们还暗示了其他什么吗?或许，在职业妇女先锋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所发明的“小黑洋装”的流行风潮中，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工作和公开场合中的非正式装扮，也必须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臆测。可是，我们很难否认：解放后的流行迹象，指出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战间期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的妇女解放流行风潮，最初都是由战前的前卫款式中拓展出来的。更精确地说，它们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马特区(Montmartre)和蒙帕纳斯区(Montpamasse)、切尔西(Chelsea)、施瓦宾(Schwabing)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包括其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艺术中找到特殊、虽然令人迷惑和难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