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已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简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但尤以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为然。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级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更遑论对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无疑，这是有计划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的成功是由于它触及到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柔顺恭敬的印度大君——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i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Douanier]Rousseau)并不是惟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所以能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书记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m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致力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关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变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做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威[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其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19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
至于最热心致力于全人类平等的运动，是借着下列两种声音来表达的。在原则上以及往往在实际上，世俗左派都是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劳工运动的目标也包括印度解放，以及埃及和爱尔兰的自由。左派人士对殖民战争和征伐的谴责向来毫不犹豫，并往往因此触犯众怒(如英国反布尔战争人士的情形)。激进分子不断揭露发生在刚果、发生在非洲岛屿的可可种植地，还有发生在埃及的悲惨事件。在1906年的竞选活动中，英国自由党便抓住了公众对南非矿场上“中国苦役”的指责，并因此赢得大选。可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时代来临之前，除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例外情形(如荷属印度尼西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真正组织殖民地的人民去反抗其统治者。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之内，公开接受帝国主义，或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是那些尚未准备好自治之民族的必经阶段的人，通常只是少数的修正主义者或费边派(Fabian)右翼人士；不过为数不少的工会领袖，要不是对殖民地问题不感兴趣，便是认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威胁健壮白人劳工的廉价劳力。禁止有色移民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间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而兰开夏工会也和兰开夏棉织业主共同反对印度实行工业化。在1914年前的国际政治上，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仍是欧洲人和白种移民或其后裔的运动(参看第五章)。殖民主义对他们而言尚不太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1890年后期发现了这个阶段)的分析和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的兼并和开发利用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表征和特色：这个表征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样不可取，但还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这个位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
在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将殖民主义整合进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在原则上无疑是对的，不过其理论模式的细节却不一定正确。有的时候，它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太过于夸大殖民地扩张对于母国经济的重要性。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无疑是“新的”。它是一个竞争时代的产物，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但新鲜而且紧张，因为在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见第二章)。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之诉求”的时代。它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的一部分，在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它隶属于一个全球经济的边缘部分日趋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在1900年时似乎很自然，而在1860年时却又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所有想要将帝国主义的解释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特殊发展分别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活动，虽然它们通常都很渊博，有时也很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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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西方(以及1890年后的日本)冲击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帝国”方面对其母国的重要性，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类问题比第二类容易解答。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它们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戏剧化也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可能微不足道，无关宏旨。古巴的兴亡要视糖价和美国是否愿意进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开发”国家——比如说瑞典吧——也不会因为古巴所生产的糖突然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而感到严重不便，因为它们不会只依赖这个地区作为其食糖供应地。对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而言，其所有的进口货几乎都来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国，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几乎都是运往这些国家；但是母国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1870—1914年间稍有增加，都仍不过是聊备一格。在整个19世纪，大约80％的欧洲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都是在已开发国家之间进行的，欧洲的国外投资亦然。就流向海外的货物和投资而论，它们大多进入一小撮以欧裔殖民者为主并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当然，还有美国。在这一点上，从尼加拉瓜和马来亚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和从德国或法国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在几个母国之中，帝国主义显然对英国最重要。因为英国的经济霸权，便是向来以它和海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来源的特殊关系为关键。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制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间的兴隆岁月以外，从未在正值工业化的经济市场上特别具有竞争力。因此，尽可能保持它对非欧洲世界的出入特权，对英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19世纪晚期，它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成功，眨眼之间便将正式或实际上属于英国君主的面积扩大到地表的四分之一(英国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四分之一染成红色)。如果我们把实际上属于英国卫星经济、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帝国”也算在内，那么地球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在经济上是英国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为英国甚至将它奇怪的邮筒形状外销到葡萄牙，也把类似哈罗德百货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这种典型的英国机构外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这个间接受其影响的区域，有许多已逐渐受到其他强国的渗透，尤以拉丁美洲为最。
然而，除了那个最大、最丰富的矿脉——南非的钻石和黄金——以外，这种成功的防卫性作业和“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南非的矿脉立时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万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贝兹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们大多数也立即被纳入英国上流社会——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银子夸耀自己，这个上流社会对暴发的接受度是无与伦比的。它也引起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殖民地冲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South
African War)，这场战争压制了当地两个小共和国的抵抗，这两个小共和国是由务农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英国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于对其已有属国和领地更有系统的开发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经济地位——在像南美洲这样的地区，英国是当地出口货的主要进口国，也是主要投资国。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国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在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如白人的自治领，或像美国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进行。在这些地方，英国的政治行动不曾也不能进行。因为，当(大萧条以后所建立的)外国债券持有人联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在面临著名的拉丁暂停偿债或以贬值的通货偿债而叫苦连天之时，英国政府并无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人，因为它办不到。在这方面，大萧条是一场决定性的考验，因为它引起了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也使母国的银行陷人严重灾难。1890年的“巴林危机”(Baring
crisis)，便是由于巴林银行太过无节制地卷人拖欠债务的阿根廷财务漩涡。而英国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设法让这个大商号不致破产。如果政府准备以外交势力支持投资人(1905年后愈来愈如此)，那么它想要对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国政府支持的他国企业，而非依赖世界的大型政府。(当时确有几桩炮艇经济事件，例如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们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改变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团体和政府支持英国的经济利益，有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如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英国政府和资本家不会不支持有助于英国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他们便支持智利对抗秘鲁；而1891年时，他们却支持智利总统巴尔马塞达[Balmaceda)的敌人。事实上英国支持的主角是硝酸盐。)
事实上，如果把好坏年份放在一起考虑，英国资本家从他们非正式或“自由的”帝国中，还真是获利不少。1914年时，英国几近半数的长期公共投资是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1900年后，超过一半的英国储金是花在海外投资上。
当然，英国也在新的殖民世界中取得它该有的一份。而由于英国的国力和经验，它的这一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或许也更有价值。如果说法国占领了西非的大半，那么英国在这个地区所占有的四个殖民地却控制了较密集的非洲人口、较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优势。可是，英国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张，而是在于避免别国入侵这些它已用贸易和资本予以主宰的领土，当时大半的海外世界均是如此。
然而，其他的强国是否也从它们的殖民地扩张中获得合乎比例的利益?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式殖民只是全球性经济扩张和竞争的一环。而对两大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而言，殖民并非它们的主要环节。再者，如前所述，与非工业世界的特殊关系对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重要性，对其他国家却不然(可能只有荷兰例外)。我们只能相当有把握地说：首先，在寻求殖民地的驱策力上，经济潜力较小的母国也有适度的增加。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劣势——对法国而言，则是可以弥补它在人口和军事上的劣势。其次，在所有国家中，都有一些特殊经济团体——其中最显著的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经济团体以及使用海外原料的工业——强力敦促政府进行殖民扩张，而它们所持的理由自然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幌子。第三，虽然有些这样的团体从这种扩张当中得到许多好处(比方说，1913年时，“西非法国公司”[Compagnie
Franqaise del’-Affique Occidentale]付出26％的股息)，然而大多数名副其实的新殖民地却没吸收到多少资本，而其经济结果也非常令人失望。(虽然1913年时，法兰西帝国贸易的55％都是以母国为对象，法国却未能将其新殖民地充分整合到它的保护主义系统当中。这些地区和其他区域以及宗主国间已有固定的经济往来。由于未能打破这样的固有模式，法国不得不通过汉堡[Hamburg)、安特卫普[Antwerp)和利物浦[Liverpool]，购买它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产物，如橡胶、皮革和毛皮、热带木材等。)简言之，新殖民主义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经济体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代的副产品，同时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然而，就母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增加这件事而论，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十分成功。
可是，帝国的年代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地球上少数“已开发”地区的征服全球，已借着武力和制度，借着示范和社会转型，改变了人们的意象、理想和希望。在依赖性国家当中，这种改变除了对当地的优秀分子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当然也应该记住：在某些区域，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社会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基督教传教工作，创造了接受西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今日非洲国家使用法语与英语的分野，恰恰反映出法国和英国殖民帝国的分布。(这两个殖民帝国在1918年后，瓜分了前德国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大洋洲的基督教传教工作曾使许多人改信西方宗教以外，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都尽可能不去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令比较刚愎的传教士懊恼的是：殖民地人民所接纳的西方进口宗教很少是信仰本身，而多半是西方宗教中有利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制度系统的成分，或符合他们需要的成分。正如由热心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带给太平洋岛屿的户外运动一样，西方观察家所见到的殖民地宗教，往往和萨摩亚群岛(Samoan)的板球一样令人意外。甚至在那些传统宗教只流于形式的地方也不例外。但是，殖民地也很容易发明它们自己特有的基督教，这个情形在南非(非洲真正有大批土著改信宗教的地方之一)尤其显著。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早在1892年便脱离了传教团体，建立了一种较不与白人认同的基督教。
因而，帝国主义带给依赖世界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当然，早在这个时代之前它便已展开这项工作。对于所有面临依赖或征服的政府和精英而言，这几十年的经验已使他们明白：如果不西化便会被毁灭(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七、八和十一章)。而事实上，在帝国时代启发这些精英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上都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期。当时它们采取了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形式，这个现代化的学说，启发了巴西、墨西哥以及早期的土耳其革命政府(参看第十二章)。精英分子对西方的抗拒仍能使西化继续进行，即使在他们基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政治实用主义而反对全盘西化之际亦然。穿着缠腰布、身怀纺锤(劝阻工业化)的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不仅受到阿默达巴德市(Ahmedabad)机械化棉纺厂主的支持和资助，而其本人也是一个显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律师。如果我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印度传统主义者，便无法真正了解他。
事实上，甘地本人充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有影响。甘地出身于地位相当于一般商人和放利者的阶级，这个阶级以往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关系不大，可是他却得以在英国接受专业和政治教育。19世纪80年代晚期，甘地开始着手撰写一本英国生活指南，以期对像他这样环境普通却想去英国念书的学生提供帮助。在那个时候，去英国念书是有志印度青年最渴望的选择。这本指南是以绝佳的英文写成，书中指导他们许多事情，从如何搭乘轮船前往伦敦和寻找宿舍，到虔诚的印度教徒该如何解决饮食问题，乃至如何习惯西方人自己刮胡子而不依赖理发师的习俗。甘地显然既不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条件的西化者，也不无条件地反对英国事物。正如日后许多殖民地解放先驱在其母国的短暂停留期间一样，甘地选择到意识形态与他较为投合的西方社交圈中走动。以他的情形而言，他选择了英国素食主义圈——他们绝对也是赞成其他“进步”思想的人。
甘地学会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所创造的环境中，运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动员传统民众去达成非传统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这个办法是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罗斯金(John
Ruskin)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无法想象来自俄国的政治花粉如何能在印度受精开花，但是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现象已在印度的激进圈中十分普遍，不久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激进分子当中也将非常普遍。)因钻石和黄金而繁荣的南非，吸引了许多印度普通移民。在这个新奇的环境中，种族歧视为不属于精英阶级的印度人创造了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现代政治动员的形势。甘地便是借着在南非为印度人的人权奋斗，而得到他的政治经验并赢得他的政治驱动力。那时，他还无法在印度本国进行这些活动。最后他回到印度，成为印度民族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但这是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的事。
简言之，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创造了造就反帝国主义领袖的环境，一方面也创造了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开始回应其呼声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以对西方的反抗为主轴，来陈述在西方母国支配和影响下的民族和区域历史，将会是一种时代错误和误解。它之所以是一种时代错误，除了下面将谈到的例外情形以外，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最重要的反帝国运动时代，都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期间。它之所以是一个误解，是因为它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容——独立、民族自决、领土国家的形成等(参看第六章)——引人尚未、也尚不可能包含它的历史记录当中。事实上，最先接触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精英分子。他们是藉由造访西方和西方所组成的教育机关而接触到这些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机关里面形成的。从英国回来的印度年轻人，可能带回来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底(Garibaldi)的标语，但是当时恐怕没有几个旁遮普(Punjab)居民，更别提像苏丹(Sudan)这样地区的居民，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因此，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文化遗产，是它为各类少数精英所兴办的西式教育。因为，少数因此具有读写能力的幸运者，可进而发现一条升迁捷径，亦即充当教士、教师、官僚或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阶级。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可能出任新统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们穿着统治者的服饰，并接受他们对时间、地点和处理家务的奇异想法。当然，这些人都是具有行动潜力的少数精英，这便是为什么这个甚至以人类的一生寿命来衡量也是相当短暂的殖民主义时代，却会留下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丘吉尔曾经说过：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个殖民主义经验(由最初的占领到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么长，这的确是个惊人的事实。
依赖地区对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自从16世纪起，异国经验便是欧洲扩张的一项副产品，不过，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察家，往往将欧洲和欧洲殖民者以外的奇异国度视为欧洲文明的道德测量器。拥有高度文明的异国，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点——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扰的异族，则往往被视为高尚的野蛮人，其自然而且令人钦慕的举止正说明了文明社会的腐化。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愈来愈把非欧洲人及其社会视为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甚至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惟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惟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壮丽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蛮人不止一次地焚烧抢掠?式微中的莫卧儿帝国首都，一个在萨耶吉·雷(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城市，又何曾抵抗得住英国人的进攻?对于一般欧洲人而言，这些地方已成为他们轻视的对象。他们所喜欢的只是战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进殖民地军队的战士(锡克教徒、廓尔喀人、柏柏人[Berber]、阿富汗人、贝都因人[Bedouin))。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勉强的敬意，因为它虽然已趋没落，却还拥有足以抵抗欧洲军队的步兵。当日本开始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后，它才逐渐被欧洲人平等视之。
然而，也就是这种紧密的全球交通网络，这种可以轻易踏上外国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世界和异国世界的冲突和交融。真正认识到这两点并加以思考的人数并不多，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确有增加，因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包括以航海为业的知识分子(如洛提[Pierre
Loti]和最伟大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员(如东方通马西农[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闻从业者(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过，异国事物已日渐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欢迎的青少年小说中，想象中的德国主角漫游于美国的蛮荒西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有时也溜进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惊险小说的恶棍中，已出现了不可思议但权力无边的东方人，如罗默(SaxRohmer)小说中的傅曼殊博士(Dr．Fu．Manchu)；英国男孩所读的廉价杂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他操着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奇怪的半吊子英语。它甚至已成为日常经验当中一个偶然但可预料到的部分：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蛮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于1887年后征服了欧洲；而在愈来愈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伟大的万国博览会中，也可看到这类展览。不论其原意为何，这些奇异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纪录片式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而言都加强了“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它们之所以充满帝国主义的偏颇，乃是由于——如康拉德的小说所示——异国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连结，主要是通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渗透。从实际的帝国经验当中借来的日常用语，多半都用在负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坏罢工者称为"crumiri”(北非某个部落语)；意大利政客将南方的投票部队唤作“ascari”(殖民地土著军队)；“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国的印第安酋长，在欧洲则成了政治头子的同义字；“caids”(北非土著酋长)指的是法国的帮派领袖。
但是，这类异国经验也有比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员和士兵(商人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开始认真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也对此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国)，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项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统治，或为协助殖民地统治的副产品，而且大半无疑是基于对西方知识优越于一切的坚定感和自信感。宗教这个领域或许是一个例外，对于公平的观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们并不十分肯定。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训。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前卫派对非西方文化是一视同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启发。这种情形不仅见于代表精粹文明的异国艺术(如日本艺术，日本艺术对法国画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也见于那些被视为“原始的”异国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无疑，它们的“原始风味”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早期的前卫人士教会了欧洲人把这样的作品视为艺术品(往往是伟大的艺术品)，教导他们只看其艺术本身，而不论其出处为何。
帝国主义的最后面向也必须一提，亦即：它对母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这两个民族之间虽然不乏敌对竞争，然而据说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这一点可从希特勒对英国的勉强尊敬中得到证明。这些国家的少数上层和中产阶级——官员、行政人员、商人、工程师——有效地行使这一支配权。1890年前后，6000多一点的英国官员，在7万多一点的欧洲士兵协助下，统治了几乎3亿印度人。欧洲士兵和为数多得多的土著军队一样，只是听取命令的佣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军队——爱尔兰人——中抽调组成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但绝非不普遍。绝对的优越性莫此为甚。
因此，直接与帝国有关的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但是他们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巨大。1899年，当大家认为作家吉卜林——印度帝国的诗人——快死于肺炎时，不仅英国人和美国人(吉氏不久前才献给美国一首谈论“白种人的负担”的诗，论及美国在菲律宾的责任)很悲伤，连德国皇帝也拍了一通电报以示慰问。
可是，帝国的胜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母国统治阶级对帝国所采行的统治政策，显然完全不同于本国，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愈来愈难解决。在母国内部，如我们即将提到的，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可避免地日渐风行，而且注定会继续风行下去。然而在殖民帝国中，实行的却是独裁政体：一方面借着有形的威逼，一方面依靠殖民地对母国优越性的消极归顺——这种优越性大到似乎无法挑战，因而遂变得合理合法。士兵和自我训练的殖民地总督，统治了地球上的好几个大洲；可是在母国国内，无知和卑下民众的势力却无比猖獗。在此，我们不是可以学到一个尼采(Nietzsche)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中所指的那种教训吗?
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警告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德皇威廉二世便曾号召西方团结以应付“黄祸”。一个赢得这般容易、基础这般薄弱的世界帝国，一个因为几个人的少数统治和多数人的不抵抗便可轻松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长久维持吗?吉卜林，这位最伟大、或许也是惟一的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对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那个代表帝国骄傲的伟大时刻——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
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
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
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
是和尼尼微(Ninevah)和泰尔(Tyle)一般!
上帝赦免我们，
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
他们炫耀地计划在新德里(NewDelhi)为印度修建一座壮丽新都，然而克里蒙梭(Clemenceau)却预言它将成为一长串帝国废墟中的一个。克氏是惟一抱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吗?而他们在统治全球上的脆弱度，真的比统治国内的白种群众大这么多吗?
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腐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腐蚀，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权力和事情成功所带来的奢华，不正也是削弱其继续努力的杀手吗?帝国不是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依靠心理和野蛮人的最后胜利吗?
这些问题在那个最伟大也最脆弱的帝国当中，引发了最为不祥的答案。这个帝国在面积和光荣上超过以往的所有帝国，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濒于衰败。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暂且听听霍布森对这种恐惧的看法：
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物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解除了武装。威尔斯(H．C．Wells)小说中那个迷人无害、过着在阳光中嬉戏生活的艾罗依(E100，将会受到他们所依靠的黑色摩洛克人(Morlocks)的摆布，并且完全无法抵抗。德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盖文尼兹(Schulze-Gaevemitz)写道：“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正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
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