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革命

    荷根(Hogan)是一位先知……先知兴尼西(Hinnissy)是一个能预见困难的人……荷根是今天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明天会有事情发生。

    ——《杜利先生说》，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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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独立宣言》，世界上第一座铁桥的修筑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个较古老的世界。)

    首先，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图便是想要支配最恶劣、最荒凉的北极和南极。1909年，美国的皮里(Peary)击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对手，赢得率先到达北极的竞赛。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达南极，比不幸的英国船长司各特(Scott)早了一个月。(这两项成就没有、也不预期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随着1904年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只要十五六天的时间便能从巴黎抵达海参崴。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讯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于是，西方世界的男女——当然不止他们——以空前的便捷和数量，进行长距离的旅行和通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879年时，几乎有100万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这个事实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会被视为是荒谬的幻想。(有关于这一全球化过程的较详尽记述，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和第十一章。)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晚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带有极大的臆测性，这些数字说不上精确，使用它们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假定：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和过去一样，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猜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欧洲人(包括人烟稀少的俄属亚洲)，由1800年的2亿人，到1900年的4．3亿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到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万左右上升到8000万以上。非洲这块备受破坏的大陆，其人口统计数字我们自认所知甚少，不过可以确定其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缓慢得多，这100年之间顶多增加了三分之一。在18世纪末叶，非洲人口大约是美洲人口总和的三倍，可是到19世纪末叶，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洲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其人口虽然由于欧洲人的迁移而由假想中的200万人膨胀到或许600万人，但因其数字太小，在人口统计上不具什么分量。

    然而，这个世界就某方面而言，虽然在人口数上正日渐变大、在地理上则愈趋缩小整合，成为一个因货物和人口移动、因资金和交通，以及因产品和构想之间的结合愈益紧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区划。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18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贫穷的地区，有进步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有较强势和较弱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单位。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有一道鸿沟将世界的主要地带与其南北地区区分开来。这个主要地带是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城市的传统所在地，由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精英负责管理。而使历史学家大为高兴的是，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个地带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庞大的地带之内，在这个由东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欧洲人的征服而进入南北美洲，并为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庞大地带之内，其各项发展虽然极其悬殊，却似乎不是无法克服的。

    就生产和财富而言，更别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小的，或许可说是在一与一点八之间。事实上，根据一项最近的估计，在1750—1800年间，我们今天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不过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太过巨大而且相对比重太高的关系。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其一般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较欧洲人为高。18世纪的欧洲人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把它视为在任何方面不如欧洲的经济文明，更不会视它为“落后国家”。但是，在19世纪这100年当中，西方国家，也就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革命的基地，与其余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由缓慢到迅速。到1880年时，根据同样的调查显示，“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了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愈拉愈大。这个过程颇为戏剧化：195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1：5，1970年更达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与“已开发”世界中真正已开发地区(也就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出现得较早，而且扩大的速度也更为戏剧化。1830年时，这些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第三世界”已几乎高了一倍，1913年时更高达七倍。(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纯粹是统计学上的思维产物，是以居民人数去除国民生产总值。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上虽然是有用的，却无法说明那个区域中任何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不能说明其间收入的分配情形。只不过，在理论上，一个“每人平均”数字较高的国家，比“每人平均”数字较低的国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较多。)

    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人们逐渐看出：贫穷落后的国家很容易被击败和征服(除非其幅员非常辽阔)，因为它们的军备技术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新的现象。1798年拿破仑(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配备相去无几的法**队和埃及本地军队之间的战斗。欧洲军队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于神奇的武器，而是由于其较大的侵略性、残忍性和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组织纪律。可是，在19世纪中叶渗透到战争之中的工业革命(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却藉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见第十三章)更增强了“先进”世界的优势。因此，由1880-1930年的半个世纪，将是炮舰外交的黄金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铁的时代。

    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导致误解。第一(较小的)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与第—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其对第一世界可能或实际的依赖——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类组成之外，中国与塞内加尔(Senegal)，巴西与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与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甚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因为，以贫富分类的办法只适用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也只适用于某种结构的经济，而在依赖性世界中，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也不是这样的经济。除了性别以外；历史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某些社会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访问时可以得到像西方百万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酋长却无法如此，甚至在观念上也不能。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当他们离开家园之后往往都变成工人，也就是沦入“贫民”阶层，但若以此来认定他们在其故乡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相当离谱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幸运之地，尤其是在热带，那些地方的人们不必担心吃住或休闲的匮乏。事实上，当时尚有许多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概念不但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表示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说当时的世界的确存在这两个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这主要是由于主导和经手完成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论时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组国家，因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而具有一致性。这组国家包括欧洲，而且不仅是那些清楚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地区——主要是在欧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欧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部区域(自16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已成为穷乡僻壤)，以及最初创建伟大海外帝国的征服者：尤其是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它也包括广大的东部地区，这个区域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后裔——1000多年来不断抵御来自中亚的一**军事入侵。其中最后一波入侵缔造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该帝国曾在16-18世纪控制了东欧庞大地区，不过到19世纪，该帝国已逐渐被逐出。虽然1880年时它仍旧控制横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不小地带(现今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全部)以及一些岛屿，但是它在欧洲的日子行将结束。许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领土只能在礼貌上被称作“欧洲”，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在当时仍被称为“近东”，因而，西南亚才会变成所谓的“中东”。另一方面，驱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虽然其人民和领土都付出了备受蹂躏的代价，但它们却因此而跻身欧洲强权之列：奥匈帝国，以及更重要的俄罗斯。

    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德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光彩之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出现却较快。)

    至于高尚文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它们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是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却无疑是个强国；可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段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人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都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土著人口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情。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他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简单的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其农业雇用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和实事求是的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茅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伟大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在面对工厂和现代分配法的竞争下，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不过，我们大致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主要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时，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时，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其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戏剧化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同时具有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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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法律规则)，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别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是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它们的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根本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