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得和遗忘的辩证，觉察不出它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作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作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诺拉(Pierre

    Nora)，1984年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巴拉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

    1

    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阿尔伯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阿尔伯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nles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安全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元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世)。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中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皆精，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轶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是有其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很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时间上的这么一块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世，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很明确的区域。

    但是，不仅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本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情形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因斯(J．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德勒(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21岁，胡志明22岁，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同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2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m Thought)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其结果如下：

    1914年或之后出生者     23％

    活跃于1880-1914年间，或在1914年已是成人者

    45％

    出生于1900—1914年间者

    17％

    活跃于1880年前的

    15％

    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或纪年上或感情上是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这样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庞大数量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法国或乔治三世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历史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而且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但是，不明确区域的历史则不同。它的本身是过去五条理和不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显然精确，永远是由学术与公私传统的二手记忆所传达。它仍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们个人所能影响的。它所形成的，类似那些斑驳的古代地图——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搭配着怪物和符号。这些怪物和符号被现代的大众媒体所夸大。正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区域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遂使媒体也对它全神贯注。多谢媒体的恩赐，这种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持久记忆的一部分：提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在沉没后的75年，还具有最初的冲击力，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大标题中。而当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想起一次大战爆发的那一时期，我们心头闪过的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历史学家联想起过去的形象和轶事(当无敌舰队接近英国时，德瑞克[Drake)在玩滚木球游戏；玛丽—安东涅特[Marie-Antoinette)的钻石项链或“让他们吃蛋糕”；华盛顿渡德拉瓦河[the

    Delaware))，与时代的联系更密切。后面这些形象和轶事没有一件会片刻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家。它们是在我们以外。但是，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能保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帝国时代那些被神话过的形象，如提坦尼号邮轮、旧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Dreyfus)吗?

    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脱去神秘面纱，正因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们里面。这并不表示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

    2

    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某种历史透视法，是因为20世纪后期的人们，事实上还牵扯在止于1914年的那个时期之中。这也许是由于1914年8月是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之一。当代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现代人也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并且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间确有一贯的连续性和转折处。毕竟，历史不是公共汽车——当车子抵达终点时，便换下所有的乘客、司机及服务人员。不过，如果有一些日期不只是为了划分时代的方便，那么1914年8月便是其中之一。在当代人的感觉中，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志着“漫长19世纪”的终止。历史学家已学会谈论这个“漫长的19世纪”，它也是我们这一套三册书的主题——本书是最后一册。

    无疑，这就是它能吸引这么多业余和专业史家，与文化、文学和艺术题目有关的作家，传记作家，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及同样多的时装设计师的原因。我猜想：在过去的15年间，光是英语世界每个月至少有一本关于1889-1914年的重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