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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France)开了一门13次演讲的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托(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礼拜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