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一机制的不同结果的评价。成功和失败表示的是按照一定的而不是别的根据对行为的评判。使人觉得脑的记忆库开有两个口子，一

    个标志着成功另一个标志着失败这种做法，肯定歪曲了彭菲尔德的研究建立起来的、已经成为事实的关于人类经验具有双重性的观点。

    等级与权力游戏

    现在我们转向一个稍有不同的问题，即人的行为等级以及这一等级结构里地位和权力的考虑。劳伦斯.Ｊ.彼得（初时与雷蒙德.赫尔）创立了广为引用的彼得原理。这一原理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地位逐渐重要的等级中前进，直至达到他的不能胜任水平。这样，在私有企业和政府的公共官僚机构内，职位终将被那些无力执行所需职责的个体所占据，而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得小心，别把彼得原理看得太认真了，因为至少在他论及这个问题的第一本书里，他对书中表达的观点带有挖苦的口吻。这些观点的流行似乎促使他写了《彼得处方》一书。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了更传统的“如何做”。

    虽然篇幅不允许我们对这个题目作全面的讨论，但彼得逗人开心的幽默写法却允许我们指出，我们认为有趣的东西往往有赖于词语表达或事件进程的辩证扭曲。当彼得说到“没什么东西失败得像成功”时，他就因为那个出人意料的正反两词同用而使我们觉得好笑极了，就像当一个权力大而“体面”的人上讲台时绊了一交，然后红着脸盯着我们，使我们都知道他毕竟跟我们一样时我们抿嘴轻笑一样。通过把

    成功辩证地变为失败，彼得道出了有关人类本性的一个真理；而这一点是莫尔茨的心理控制论所永远做不到的（参阅上文）。

    可是，我们得遗憾地说，当彼得开始对人类行为作基本描述时，像很多心理学家一样，他（他取得的是教育学博士）似乎陷入了本能和强化的语言之中。这一点在他开始推出处方之前并不很明显。但甚至在他最初的著作中他就已谈及了等级本能。他声称：“……人类生性本质上是分等级的。他必须而且会有等级，无论这些等级是家长式的、封建式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那些写等级的人很容易就会把这种据称为本能的倾向追溯到达尔文的某个概念，如生存之争、动物所具有的领土要求，以及弱肉强食的等级，等等。但是，等级也是目的评价的产物，是人们追求、获取事物并把这些事物用来扩大个人权力的反映。经济能力使人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抉择，就如整个社会经济层次中有所谓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种行为范围所证明的一样。但是，这样的阶级成分是以本能（由于人的生物特性里的质料因和动力因而产生的形式因）为基础的，还是这样的等级中仍有意向和**的一面（引入目的因）？

    彼得认为皮尔可能过高估计了“推”力，即自我推动以取得成功的**。他杜撰了一种［霍雷肖］阿尔杰情结，荒

    谬地认为早上班晚下班的雇员得到的常常只不过是同事们的敌意。那些人对不称职和平庸并不介意，因为他们期望论资排辈或随便受“提携”而得到晋升。彼得的目的是使人们离开这一向上的等级提携。要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一个人就得找到他的能力层次并停留在那里，因为晋升是不称职的原因。他推荐人们使用创造性无能来取得这一目标，即刚好使自己在现任工作中无能到不致被降级或开除，但又确保不会被提升。

    彼得处方是使人过上好生活又不陷入“向上，向上，哎呀！”这种沿等级梯子上升的圈套。那些沿着晋升的阶梯爬到不能胜任水平的人被称为队列行进中的木偶，而彼得分派了“人杰”（Ｈｕｍａｎｉｔｅ）这一角色作为这种盲目地按照等级的表示而不是按个人意愿工作的人的对立面。人杰是一个人，他实现了自己的潜力，并由于在自己的自然等级水平上具有创造性、信心和胜任感而得到满足。正是在这样开始详细阐述人杰这个角色时，他的论述才开始更像传统的“如何做”一类的著作。他劝诫人们恢复身体的生机，松弛下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给自己肯定新的信念，等等。他还从这里开始倒向强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他在详述攀爬地位等级阶梯的“有失检点行为”中所取得的神奇笔法。他说：“当一种行为造成痛苦和不舒服感时，这一行为以后将倾向于减少。”可这是真的吗？当竞争和批评开始对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时，有多少个队列行进中的木偶失去了向上的推力？

    彼得十分强调有导行为和增强积极的自我观念。他鼓励我们把力量集中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争取预见到我们

    在什么时候将达到不能胜任的水平。一个人杰总是能分清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不仅仅选出一个方向但又不知道这个方向通向何处。

    这肯定意味着对生活目标的现实估计。尽管如此，当我们真正着手认真分析人是如何取得这些目标时，就可以看到彼得背离了他自己的教条式心理学说教，倒向那些虽然正在没落但在心理学中仍占优势的洛克式学习理论。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里，他把人的一生概括如下：

    在成长中得到的满足感或强化始于食物，并通过身体接触、言语、社会认可、物质占有，与环境、金钱和其他代币系统的交互影响能力，对成果的认识，以及自我评价等而取得进展。上述每个阶段都含有更早的强化物，所以，这些成长阶段代表着对强化物反应能力整体的扩大。

    这实在是条件作用论的传统观点。它使我们觉得，彼得把自己开具处方的角色看得如此认真未免太失幽默感了——如果不是失去人性意识的话。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这样的人的形象：人的成长被动多于主动，尽管其成长所依赖的原则具有明显的目的因素，如目标的取向、前途的规划、知道何时已得到了预定的目标等。

    所以，当我们转向迈克尔柯尔达名为《权力！如何取得，如何运用》一书时，我们有某种轻松感。柯尔达是作者兼记者，所以，他的职业使他不必把他自己在等级中看到的权力模式和教条式的心理学研究理论联系起来加以论证。他

    这本书是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有关小动作主题的书的翻版，但他特别具体地集中讨论了人们在攀爬权力等级梯子——通常是一个商业机构——的竞争中使用的策略。这些策略不一定是潜意识的。柯尔达同意彼得的见解，认为晋升并不以功劳为依据，而是以一个人因忠实于自己的上司或工作本身（即资历）而得到的赏格为基础。柯尔达不是以本能理论来解释这些东西。他对等级的起源采取了常识般的目的观。他指出：“……如果不是希望晋升，很少人会在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以外再去作什么。”

    权力是指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能够取得它。权力的目的不单是取得金钱的酬劳，还要在生活中得到自主权、独立性和满足感。柯尔达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人“玩弄”权术的方式。他指出了其中一些人的姓名，另一些则是匿名的。正是在分析这些人如何玩弄权术时他的书表现了明显的“如何做”特性。吓唬人的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权力游戏。弄权者往往走进对手的办公室肆无忌惮地使用他的电话，有可能的话还占坐他的椅子。开会时他又故意点出对手的名字，对他进行蛮横的突然袭击。弄权者跟来访者谈话时把桌子放在自己与来访者之间，而不是让他们坐在桌子的旁边。弄权者在办公室聚会方面也有一定的行为方式，柯尔达对此曾有一番娱人的描写：那些有地位的人总是先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那里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围着他们，然后他们才走到靠近酒柜附近的中心区；有权力的办公室通常也位于一座大楼的角落区；会议上的座席安排也象征着权力等级，通常都是从出席的最有权力的人起顺时针排列。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以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意义，即形式因方面的概念。人是能够延伸意义的有机体。他向往那些有利于生活、能改进生活的东西，并根据具有这些潜在报酬的迹象作出响应。如果没有这些有一定模式的迹象，我们在生活利益的海洋上就会在心理上随波逐流。虽然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使人觉得在生活中取得报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实是，那些不止于简单的食物与饮水类“强化物”的报酬并不是那么清楚地向人的心理认识自行表现出来。那种人们经常提及的、被假定为像斯金纳堂而皇之的强化机器那样统治着我们的“制度”，并不像如此多批评家所暗示那样是单向地从上往下产生影响。我们文化中的报酬体系是经过谈判达成的，并以如下事实为基础：那些支付报酬和收受报酬的人们都需要一个有一定模式的大纲（形式因），值得他们为之而生存（目的因）的报酬就可以以此大纲为根据而确定。

    在一个先进的文化中，生存的基本需要即食物、水、住房等等是很容易得到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报酬很难说是“促动”因素。一个人沿“报酬权力”的等级阶梯爬得越高，这些基本需要就越是不重要。柯尔达向我们显示了在工业等级阶梯“巅峰”上的人们是如何追求他们办公室的地毯的厚度、私人电梯，以及占有一个带桑拿室的私人浴室的。当它本来可以如彼得所述把自己限制在较低一些的地位等级上取得完全令人满意的报酬时，它却让地毯和这些私人占有物把自己拖累到早早就得了心脏病，这是什么种类的动物？狗或老鼠或猴子都肯定不会干这种傻事。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预先被目的支配的、能把报酬的模式定得高于并

    超越大自然提供的使人满意的基本物质的动物，才能作出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行为。人类能超越大自然的“自然”报酬，因为他具有超越生物极限、从全然不自然的生活中发现生活意义的智力。

    埃斯特

    我们将要评论的另一种“如何做”方法并不完全是评论一本书，尽管我们仍将以评论阿德莱德布莱名为《埃斯特：６０小时改变你的生活》一书为基础。布莱是一位心理疗法医生。她参与埃斯特体验，后来又支持这一计划并写下这本书。她写此书的目的不是取代正式课程，而是要把这一方法告诉公众。埃斯特的创始人维尔纳.埃尔哈德赞助此书，所以，我们觉得有理由把此书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埃尔哈德的正规教育终止于高中，但在成人教育领域中工作过几年。据布莱说，他通过研究在“禅宗、佛教、道教、物理学、印度的佛旦塔、瑜伽、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秘主义、哲学、基督教、控制论、科学学、心理学、存在主义、语义学和商业”等方面取得一定的专长。埃斯特体验在两个周末进行，每个周末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有一节［大约］１５小时的体验（即四节共６０小时）。在体验中，有一个主教师、几个助手，参与者约２５０人都坐在一个礼堂中。中间的休息并不多。其中最常听说的事之一是一位参与者尿脏了裤子却说不再要紧（即他认了此事！）。埃尔哈德曾经这样概括他这一脑力劳动的产物：“埃斯

    特是一次６０小时的体验。它将给你的觉知开拓一个新的生活领域。这项培训是设计用来改变你体验生活的水平，使生活变成扩大满足感的过程。”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要想讲述埃斯特（ｅｓｔ，通常都用小写）“是”什么，那是错误的，因为这一方法的整个要点是使禅宗的“大彻大悟”成为一个人人生观的大前提（见第九章，ｐ．１８０）。只有在我们不再提出问题、寻求得到定义以后，生活中那种难以表达的体验才开始对我们的灵魂产生效果。布莱的书中充斥着我们可以从埃斯特“得到”什么或“得不到”什么的话语。从埃斯特课程一开始时起，授课人就告诫参与者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这一点使人联想到佛教禅宗的圣人，以不答来回答提问，摇一摇棍子，或提一个公案让徒弟思考（见第九章）。即使如此，布莱还是以她的学生的话来作证。她的一个学生说：“我从埃斯特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自己消极时对自己的认可。”布莱对下述事实印象颇深：责任成了埃斯特课程如此重要的主题，以致一个人总是被认为是他自己生活境遇的原因。这似乎是布莱自身的主要“收获”，因为她告诉读者：“我认识到我对自己的人生——整个人生、悲与欢——负有完全的责任。这过去是，将来依然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启示。”

    这种现实地接受人生中的现实的禅宗处方构成了埃斯特一词的两个含义之一。埃斯特是拉丁语“它是”的意思。这

    三个字母也是埃尔哈德小组研究讨论培训班（Ｅｒｈａｒ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的首字母缩略词。把它当拉丁语来解就正好道出了接受人生现实，不要总是为了人生去寻求解释、理由、借口、责任、愿望实现等等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阻?人们直接体验人生的心灵骚动。正如布莱的教师为她那个小组所作的总结一样：“我将把现有的一切告诉你们以便使你们认识人生……存在即实在，不存在即虚无。”他鼓励学生们不要追问自己已经作出的行为的理由。理由是我们在作出行为以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时才被想出来的。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承担我们对已做出来的事情的责任。

    对于人们的信念，情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为了给人生赋予意义而追求一种信念，我们就不能从人生中得到满意感。信念很容易使我们“卡住”——这是存在主义者（参阅第八章，ｐ．１６９）用来表示客观存在不再向前发展的术语。埃尔哈德似乎相信，取得个人满意感的唯一途径是抛弃我们所用的、体现着人工象征（确切地说是符号）的常规语言术语，以便使我们能敞开心灵，更直接地体验人生。埃尔哈德说，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无论我们的认识系统还是我们的语言，都不具经验的性质。它们只是我们经验的象征”。用词语描述事物必须让位于直接体验事物。埃尔哈德说，那些有所追求的人是不会得到的。“当你希望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时，人生就成了一种欺骗。当你选择已经获得的东西时，人生才行得通。事实上，你得到的东西就是你原来选择的东西，尽管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要生活下去，就要选择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这种哲学所具有的禅宗特征，就如们我们从此看到了另一个实用目的论范例那样明显。埃尔哈德承认，他对禅宗的研究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虽然他同样满有理由地强调禅宗的实践跟埃斯特的培训全然不同。此外，对他的思想具有更明显影响的是控制论。但奇怪的是，控制论似乎与他的埃斯特培训格格不入。与禅宗的精神截然相反，就如“晴天霹雳”一样，他告诉研究班的参与者们他们是机器！

    这种辩证主题（禅宗）和实证（控制论）主题并存的情况使埃斯特的理论具有自相矛盾的特性。例如，布莱告诉她的读者，埃斯特的参与者在话语模式中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和”，而不用“或”或者“但是”这样的割裂意义而不是联合意义的连词。她对这一点印象十分深刻。她评论说：“我最终认识到，这意味着多种抉择的存在。它与非此即彼的思想相对立，而后者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行为，但又通过词语和态度限制了你。”我们对她的评论所体现的一与多元观点印象颇深。再者，就语言的确限制人的理解这一点看，这是目的因决定的一种反映。语言的词汇规定了我们在“投入”生活时能根据自己在意义上肯定的东西认识些什么。我们认为，在取得看到多种抉择的这种洞察的过程中，布莱表现了辩证的而不是实证的变化形式（见第九章，ｐ．１７２）。

    然而，当她告诉我们埃斯特如何产生作用时，布莱却转而用了一种计算机实证性比喻：“当我与你交流时，无论是言语交流还是非言语交流，你都作出反应……就像你的计算机按键被压下一样，无论你的反应如何，它都是预先编定的。虽

    然计算机可以有一系列反应，但我们只能从计算机里得到我们已经编入程序里的那些反应。”她觉得我们过去早就编好的程序在培训中不知怎样被释放出来了。而且，幸亏在那两个周末里造就了一个人的创造性经验，他才获得了新的程序编制方法，而不是让早期生活中输入的信念继续对这个人的人生反复施加影响。

    就他个人来说，埃尔哈德是不必解释埃斯特“如何”起作用的，因为他的方法的整个要点是：这些理智化的解说会使他希望他的学生得到的体验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满有理由地认为，实证主题在埃斯特的理论基础中占了上风。例如，心理活动被看作感官输入的线性序列。这一点似乎是把人称为机器这一比喻的基础，因为人也像机器那样处理信息。而且，当培训者和某些参与者之间产生交流的时候，培训者的行为具有半控制论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真正的人本主义或辩证论的性质。在那１５小时一节的课程中，听众偶尔也可以对培训者说话，即有时培训者要平息人们对培训程序或培训程序给参与者带来的预感的抱怨。在抱怨被平息后，培训者并不像禅宗大师那样否定抱怨的内容，也不会评论这种批评所包含的范围更广的意义。他只是说“谢谢，我知道了。”或“谢谢，我承认听到了你说的话。”这时，抱怨的人就要把麦克风交给另一位参与者，后者可能会谈出自己个人的参悟或感想。

    培训者有时偶尔也给正在作自我展示的参与者作某种解释。例如，一位妇女起立抱怨说虽然她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是忠诚的，但男人们似乎总是辜负她的信任。这时，培训者就

    会从伯尔尼的交易分析中引经据典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小姐，你的行为正派，可你是个职业的受害者。”小组中的其他活动包括我们在别的方法中看到的放松与冥思，中间插入积极的身体锻炼以使人们在长时间的静坐之后加速血液的流通。否则，在这样长时间的静坐中，人们不打瞌睡才怪呢。

    关于埃斯特就谈这么多。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有关人的浓厚的辩证目的观，尽管这种观点披上了一层机械论的外衣。把人们称为计算机并相信一个人在经过６０个小时所“发生”的东西以后给这些计算机编制了新的程序，这是歪曲他正在加以利用的现象。在埃斯特的培训过程中，人们对自己人生的新断言（新的肯定）承担了责任，但这一过程的响应性被全然忽视了。一个人绝不会把责任当作程序编入计算机里的，因为责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赖于人对程序为之而编制的根据的认识。如果人的确是计算机，那么，埃尔哈德有关摒弃语言符号的所有谈话就只能是用一盘这样的中介电子录音磁带代替了另一盘。机器是不能像埃尔哈德希望他的学生那样进行自由体验的。对他的方法作一番毫无偏见的研究，人们肯定会认为埃斯特把禅宗的顿悟西化了，以便从参与者们所胸怀的期望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他们都期望着从这个马拉松式课程的新的实证性程序编制中将“获得”并“已经获得”某些东西。尽管埃尔哈德加以否认，然而在埃斯特中，对扬基式机械论的信念归根结底还是彻底战胜了对禅宗顿悟的信念。

    误区

    心理学家韦恩.戴尔在他关于自拆台脚行为一书《你的误区》中一开始就告诉读者：“选择和抓住现时刻的生活将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中都得到强调。”这当然符合“如何做”运动的最优良传统。但是戴尔确实也有个新花样：他用逻辑三段论推理法作为的的方法的基础。他要求读者思考——大前提：“我能控制我的思想。”小前提：“我的情感来自我的思想。”结论：“我能控制我的情感。”戴尔为大前提找到了理由。他暗示甚至当有些东西不知趣地突然蹦进我们的头脑中时，我们是有能力把它们赶跑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梦中思想或出现在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个体心中的幻觉来对这种逻辑提出质疑。可是，对于大多数正常的心理反应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他的小前提或许更难令人接受。他声称，研究表明，情感是脑中一个“思维中心”的产物；没有大脑我们就不会有情感。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神经的电冲动与思想本身区别开来。正如彭菲尔德的研究表明的，这两种过程很难说是同一的。彭菲尔德既能用电刺激引发思想，又能引发情感，但他的病人却依然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这种脑力活动过程是他们［自我本体的］思想的产物，什么时候不过是人为刺激的结果（见第十章）。无论事实如何，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现代心理学家鼓吹一种如何控制情感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

    弗洛伊德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１９世纪公认的观点。这是一种意志力心理学。当我们看清楚戴尔推出的具体建议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概括地说，他推荐出来的东西足以改变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时所作出的前提。在这方面，焦点总是落在个体生活中自我决定的问题上。戴尔鼓励读者按如下方式重新构筑自己的前提：我们不应接受错误前提“你伤了我的感情”，而应对自己说“由于我对自己说了有关你对我的反应的话，我伤了自己的感情”。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使我恶心”，而应承认“我使自己恶心”。还有，我们不应用“她（他）使我激动”来欺骗自己，而应承认“每当我在她（他）附近时我就使自己激动”。在识别出这些容易使我们平静下来即防止我们实施自己的确想做的行为的大前提后，我们就重新解释这些前提，然后（用我们的话说，从心理上或从目的因上）决心实施截然相反的行为。

    戴尔鼓励读者在选择时把幸福置于不幸之上。如果我们在交通阻塞时易于“大发雷霆”，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允许这样的自拆台脚事件恣意发展。我们最好是哼一曲小调，口述几封信，跟旅行式录音机说几句话，而不要发这样无谓的脾气。我们必须停止寻求别人的认可。一个相信别人、认为“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人必须学会说：“我可以不再爱你，但我现时还不想这样做。”我们还必须与过去决裂，清除如下的说话倾向：“我现在”如何如何。例如，“我不擅长跳舞”或“我的阅读能力不佳”。我们最好说：“我过去从来跳不好舞。”或者“我过去认为自己阅读能力不佳。”戴尔长篇大段地谈了

    一个人应该摆脱那些不再有意义的过去行为模式（如在一定的时刻而不是在真感疲倦时上床睡觉）。

    这整个论述的要点是要检查一个人赖以作出行为的根据，然后（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通过预先检查辩证变化）调整这些根据，使它们更有利于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

    戴尔在他的书中以逻辑推理为起点，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当他着手从心理上解释人们的错误或正确行为时，他就无法坚持这种目的论解释了。我们应该明白，逻辑其实是一种目的分析法，它研究的主要是各种根据、断言、前提，以及从这些先行项推断出暗含意义或意向所采取的步骤。逻辑绝不是机械的，尽管有些机器也可以制造出来进行实证逻辑推理（见第十章）。然而戴尔却觉得有必要按照心理学中典型的强化理论来解释行为，用洛克的习惯概念来解释他极力试图分解的那些模式。例如，他告诉读者：“为了这种〔错误的〕思维你已进行了数千小时的强化。你需要以数千小时的新思维，即为你自己的情感承担责任的新思维，来使天平取得平衡……经过有生以来的强化，你学会了你现在所具有的习惯。”

    假如戴尔确实相信人们可以作出选择，那么他有关习惯和强化的观点就可能与传统的学习理论不同了。可是，他并没有使这些差别清楚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读过他这本书的机械论心理学家很可能会从他对习惯的强调中看到一个典型的中介模型，即人是以“强化物”为基础被动地作出某种方式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地作出响应的。所以，尽管戴尔的实用心理学以某些表达目的的建议为依据，但他的正式理论立场却使我们怀疑他所揭示的人性形象究竟包含一些什么。

    爱与意志

    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爱。虽然我们将要讨论的书不是典型的“如何做”之类的书，可是，这些书却真正以基本上通俗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重要的人类经验。我们将谈及两本书：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埃里克.弗罗姆的《爱的艺术》和１９６９年出版的罗洛.梅的《爱与意志》。尽管这两本书都是在７０年代引人注目的性革命前写成，然而在处理构成这一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的复杂问题方面，没有别的书比它们更好了。而且，相当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把爱的讨论与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弗罗姆说，爱是我们对那些我们喜欢并愿与之融合在一起的人的生活和成长的主动关切。男性和女性具有辩证的属性，一方的行为方式是对另一方行为方式的规定。爱的最高理想超越单单一个特定的爱的对象，而推及到“整个世界”并体现在博爱这一概念里。为了实现成熟的爱，情爱或**必须把**吸引与博爱这一更为宽广的情感结合起来。这里包含自爱，但它与自恋却不是一回事。

    弗罗姆说，爱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因为“爱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用自己的生活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作出全面承诺的决定”。爱是一项信义行为：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希望以此导致被爱人的爱。自动机器是不可能爱的，因为它们缺少一个自我本体，因而不能用个

    人的任何东西进行冒险。弗罗姆介绍了爱的实践的一些守则，包括严于律己、专一、耐心，以及对掌握这一艺术的无上关切。但他的分析的要点是：爱是一项目的性活动。

    罗洛.梅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现代男人和妇女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在实践**时缺乏爱欲。性是一种需要，爱欲则是**。性紧张在射精中得到释放，可是，使男人和女人进行交媾结合的首先是爱的渴望。用我们的术语说，性最好用质料因和动力因果关系来描述，但爱欲却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结合。罗洛.梅觉得在现代性自由中我们用性技巧代替了**激情。性变成了某种在技术上必须正确的东西，似乎性是一项竞技运动，参与者在竞相达到最大的射精释放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关**“如何做”的书却在使这一经验的丰富含义大为减色。事实上，罗洛.梅认为，性无能的事例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无节制的性自由的缘故。

    罗洛.梅也同意弗罗姆如下观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他也认为爱与意志从心理上看是两项相关的活动，这是因为“爱与意志部表现了个人向对方的延伸、拓展和趋进，表现了个人希望影响他或她或它，而与此同时又敞开自己，以期被对方所影响”。意志可以阻止爱，反之亦然。但是，人生最高的高原是出现在这两种人类表现在**中取得和谐统一的时候。把爱与意志结合起来是人类生活的任务。

    在谈及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时，罗洛.梅讨论了自由和他的意向性理论。他因袭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建立意志这一概

    念的理论。这反映在他给自由所下的定义上：“我给自由下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人在各种刺激面前暂停一下然后对这种而不是那种反应进行选择的能力。”这一洛克式理论（见第五章，ｐ．８１）我们在詹姆斯的“持续注意力”观念中（参见第七章，ｐ．１３６）已经论述过了。它具有一个致命的难点，即：必须首先解释这种暂停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种进行选择是怎样“自由地”完成的。

    虽然弗罗姆并没有以我们的方式分析问题，但是在他所称的悖论逻辑（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的理论中却具有辩证性。他把这一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即实证性的）逻辑相对照，并指出它如何在东方宗教和各种类型的神秘哲学中占统治地位。他正确地指出：“对立并非现实的要素，而是人心的本性之一。”这样，弗罗姆的理论就具备了我们认为是对自由意志的正确描述的全部实质，包括他确认人类由于具有反省的智力而能够超越自然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偏向于哪一位理论家。明摆着的事实是：弗罗姆和罗洛.梅都是目的论者。他们都会认为，要正确地掌握爱（不是**）、意志、**、意向、义务等人类行为，就需要用目的因的词语来解释。

    结论

    通过对通俗心理学的评述，我们已经认识到，那种买这些书，把它们应用于实践或从中吸取激励人心的养分的动物

    并不单是一种中介机构。这些书都用上了目的劝诫作为标准的精神食粮。它们对现实中的他或她加以认可，然后列出了通向明确规定的目标的一系列审慎步骤，指向更为幸福的明天。它们提倡个人责任、决定，以及对自己、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承诺献身感。最重要的是，虽然它们用控制论的机器作了一种错误的对比，但它们还是告诉读者，作为人［或自我编制程序者］，我们是可以自由地指导自己未来的航程的。把第十一章的内容与第六、七、八、九、十章的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满有科学信心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本性是能够通过响应来行使意志的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