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自由的人会创制自己的道德规范”。②其次,

    一个卓越的当代实证主义哲学家也以一种与赫尔岑十分相似的口吻说道, “我们绝不可以去规则中寻求理性的力量,

    因为这些规则本是理性对我们的想象力发出的指令；因此, 我们必须去那种可以把我们从任何经由经验和传统而束缚我们的规则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当中探寻理性的力量。”③

    ①Edmund Burke,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Preface in Works (London, 1808), p. 7.

    ②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edited by I. Berlin(London, 1956), pp. 28 and 141.

    ③Hans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Berkeley, Cadlif., 1951), p, 141.

    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而言,

    凯恩斯勋爵可以说是对这种思想状态做出最佳描述的一个代表。他的观点可见之于他所发表的一篇题为“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①的演说辞中。在1938年,

    他这样评论35年以前亦即他20岁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状况：

    ①转引自John Maynard

    Keynes, Two Memoirs(London, 1949), p. 97。

    当时, 我们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对遵守一般性规则负有个人义务。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根据每一个个别情势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它进行评判, 并且认为自己具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智慧、经验和自制力。这是我们当时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 我们持有这种信念的方式是极为粗暴且极富侵略性的, 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

    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明显的、也是最危险的特征。我们也完全不承认习惯性道德规范、惯例和传统智慧。这就是说, 我们是严格意义上的非道德论者……对于那些需要服从或遵守的道德义务和内在约束力, 我们也一概不予承认。面对上帝, 我们竟宣称我们是裁定自己事务的法官。

    在这段评论文字以后, 凯恩斯又补充道,“就我本人而言,要改变这种信念,

    可以说为时已晚。我现在还是,而且也将会是,一个非道德论者”。

    对于任何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成长起来的人来说,

    这在当时显然不是布卢姆茨伯里群体(Bloomsbury Group, 亦即伦敦文人学士集中的文教区中的一个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态度,

    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态度, 即使在当时最活跃且最具独立精神的思想家当中也有许多人持此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