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儿女，就是给葛兰第太太①当人质。统治者的认可可能对他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他的妻子却极为重要。男人自己可以对舆论不屑一顾，或者可以从同他想问题的方法一样的那些人的意见中得到足够的补偿，但对于与他结合的妇女，他不能给予任何补偿。将自己的影响放在同社会的考虑同一等级的妻子，其几乎不变的倾向，有时成了对妇女的谴责，认为它代表了她们性格中特有软弱和稚气的特征，这无疑是很不公正的。社会使得舒适阶级的妇女的全部生活变成了不断的自我牺牲，它要求她不懈地克制其全部的自然爱好，而社会对她常常赢得殉难者名声的唯一报答则是尊重。对她的尊敬是同对丈夫的尊敬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在为尊敬付出全部代价之后，她发现将要失去它，而没有她能感到的中肯的原因。她为它牺牲了她的全部生活，而她丈夫不愿为它牺牲一个奇想，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一种怪癖。有些事情不为世人所承认或允许，然而，世人却赞同她思考中的一种傻想法，如果世人不想得更坏！应受奖励的那类男人最左右为难的是，他们不具有在那些他们赞成其意见的人们中间出人头地的才干，出于信心却坚持他们的意见，并且感到拘于尊严和良心而为它服务，在把他们的信念当做职业，为它花费时间、劳动和一切手段时，为它的利益承担了任何事情。最坏的情况是，当这类男人属于某个等级和某种地位，这种等级和地位既不让他们跻身于又不把他们排除于被认为是最好的社会时，当他们是否被这个社会接受主要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看法时，不论他们的教养和习惯是如何平常，被视为与意见和公开行为同一的他们的存在不能为那些左右社会风气的人所接受，就会有效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有些妇女自以为（十之九是相当错误的）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和她丈夫进入四邻的最高级社会——她熟知这个社会的人，过同样等级生活，自由地交往——只是她的丈夫是一位不幸的持异议者，或有加入了低级的激进政治之名。她认为这就是妨碍乔治得到委任或职位，卡罗琳结不成有利的婚事，她和丈夫得不到请帖或荣誉的原因。在她看来，他们像有些人那样应该是有资格参与任何事情的。有这样影响的每一个家庭，不管是发挥主动性的作用，还是未要求到自己的权利而更加有力地起作用，人民的品格一般被压低到正在变成现代社会突出的特征的平庸的水平，还有何可奇怪的呢？

    ①英国戏剧家汤姆森·莫尔顿的喜剧中的主角，专事说别人的闲话，故云。——译者

    还有很有害的一面，不是妇女的无资格的直接效果，而是无资格在妇女同男人的教养和性格之间造成的重大的差异的效果需要加以考虑。没有什么比这种效果更不利于理想的结婚生活中思想和爱好的结合了。极不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亲密交往是无益的梦想。不相像可以互相吸引，而相同性才保持不衰。与相同性成比例的是个人相互给予幸福生活的适合性。既然妇女是如此地与男人不同，难怪自私的男人会感到手中需要握有武断的权力，按自己的偏爱决定每个问题，以便在开始时便抓住爱好这个终生的冲突。当人们是极不相同时，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同兴趣。夫妻之间经常在责任的最高点上存在着真实的意见分歧。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婚姻的结合是否还有任何现实性呢？然而，在妇女具有诚实的性格时，这在各处不是少见的，而在天主教国家中，这确实是很平常的事，在那里，她的异议受到另一个唯一的权威、人们教导她要去服从的主教的支持。通常的厚颜无耻的权力是不习惯于受到争辩的，主教对于妇女的影响却受到新教徒和自由主义作家的抨击，较少是由于它本身不好，更多是因为它对于丈夫是一个竞争的权威，并对其绝对正确举起义旗。在英国，当一位新教的妻子同一个不同教的丈夫结合时，有时也出现类似的分歧。不过，这种异议的根源一般可以避免，那就是使妇女的思想减少到如此地步，除了葛兰第太太的意见或丈夫告诉她们的意见外，她们全无意见。当无意见分歧时，单只是情趣的不同也足以大大地减少结婚时生活的幸福。虽然它可能刺激男人的色情习性，但不问两性的天然差别，一味夸大教育的差别并无助于婚后的幸福。如果夫妻双方有好的教养，行为端正，彼此能容忍对方的情趣，但是人们结婚时只期望互相容忍么？爱好上的分歧将自然地形成他们的不同**，如果不由爱情或责任约束，所有的家庭问题都将产生。两个人希望常去的或常被访的社交界必然有多大差别啊！每个人都要求同分享自己情趣的人联系，对一个合意，对另一个就无所谓或肯定合不来。然而，不可能没有一个对双方均无共同点的人，因为现在结了婚的人并不住在住宅的不同部分，也没有完全不同的来访者名单，一如路易十五统治时期那样。他们难免对抚育孩子有不同的愿望，每人都希望孩子具有自己的情趣和情感，或者来一个妥协，每人只是一半满意，或者妻子不得不常常让步而忍受痛苦，有意或无意，她的潜在影响继续同丈夫的目标对抗着。

    当然，如果认为存在这些情感和爱好上的差别只是因为妇女同男人成长的条件不同，而在其他可想像的环境下，就不会有情趣的差别，这种想法自然是极端愚蠢的。然而，要说养育的差别极大地加重了这些分歧，并使之全然地不可避免，这倒并不离谱。当妇女像现在这样被养育成人时，男人同女人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有情趣和愿望的真正相投。他们一般地不得不因无望而放弃它，并且在他们每天生活的亲密伴侣中不再期望找到被承认为任何社会真实存在的纽带——上述的轻微**，上述的不情愿。或者，如果男人获得了纽带，他也是靠选择一位完全是个废物的妇女做到的，她没有一点**或者不情愿，任何人让她做什么，不管这样或那样，她都会顺从。即使这个打算可能失败，愚蠢和无精打采并不总能保证那么热切地期望于她们的服从。但是，即使它们能够保证，难道这就是结婚的理想吗？在这种情况下，男人结婚得到什么呢？无非是一个高级仆人、护士或一位女主人。相反，当两个人都不是无足轻重而是个人物时，当他们彼此爱慕一开始就不是太不相同，经常参加同样事情，以他们的同情心相互协助，在一开始只是对另一个人有兴趣的事情中两人都有了兴趣而发挥出潜在的能力，使双方的情趣和性格逐渐同化，部分地是由于每人不觉察的改变，更多地是由于两人真正地充实了，每人又把获得另一人的情趣和能力另加到自己的情趣和能力之中。在两个日常生活很接近的同性朋友之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婚姻中，如果这不是最平常的现象，也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两个完全不同教养的男女几乎不可能组成一个真正的很相称的婚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个人情趣上不问还可能有何不同，作为一般规律，至少在生活大目标上会完全一致。当两人都关心大目标，并在有关的无论什么事情上相互帮助和相互鼓励时，在细小事情上情趣可能不同，对他们就不是最重要的了。牢固的友谊有了基础，又具有持久的性质，就比任何其他事情有最大可能使每个人一生为另一人创造的快乐，比自己得到的快乐还要大得多。

    至此，我已经研究了根据夫妻之间的差异对婚姻结合的享乐和利益的影响，但如果差异是属于低下方面的，其坏的倾向就大大地加重。当差异仅仅是指好的品质方面的，它就可能对相互进步这类事情更有利，并且不妨碍享受。当一个人仿效、渴望并努力获得另一个人的特有品质时，差异并不产生兴趣的多样性，只增加其同一性，从而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显得更可贵。但是，当其中一人在智能和教养方面很低，又不积极希望通过另一个人的帮助提高到他的水平时，这样的结合对二者中的优秀者的发展的全部影响就是使之退步。在一个还算幸福的婚姻中比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中更是如此。那个智能优秀者把自己同一个智能低劣者关闭在一起，又选择他作为自己喜欢的人，不能不受惩罚。任何交往都是不进则退，越亲近越熟悉的交往更是如此。即使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当他习惯地（如同习惯语一样）成为他的伙伴之王时，他差不多总是要退步的。丈夫有一个不如他的妻子作最经常的伴侣也总是这样的。一方面，他的自满自足不断地受到照顾，另一方面，他又不知不觉地接受一个比自己平庸或局限的人的感觉和看事物的方法。这个坏处同前此已讨论过的许多坏处不一样，是增添的一个。男人同妇女在日常生活上的结合，现在比已往任何时候都亲近得多、完全得多。男人比以前更多地生活在家庭中。早先，他们的娱乐和选择的职业是在男人之中，是在男伴之中，妻子只占据其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当代，文明的进步以及舆论转向反对占用多数男人闲暇时间的粗鄙的娱乐和过多的欢宴，加上约束丈夫对妻子的相互关系的责任这种现代情感的改进了的调子，这些都大大使男人转向家庭及其成员以寻求个人和交往的乐趣。同时，妇女教育已有的这种程度的改进，使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丈夫在观点和智力情趣上的伴侣，但在多数情况下，若是离开它们，她仍无赶上他的希望。这样，他对智力交流的愿望一般地只能从一种他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交流中得到满足。一种无改进的和无刺激的伴侣关系代替了（否则他可能不得不去寻找）他同有平等权力和有较高追求的伙伴的交往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最有希望的年青男人通常在结婚之后就停止了进步，不进步就不可避免地倒退。如果妻子不推动丈夫前进，她就总是拖后腿。她不关心的事，他也不去关心；他不再希望并且厌恶和躲避与他以前的志趣相投的交往，他现在与之分手感到羞耻；他思想的和心灵的较高能力再也调动不起来。这种变化正好与家庭制造的新的自私的利益相符合，几年之后，他同那些只有通常的虚荣和金钱目的而无其他愿望的人已无实际的差别。

    我不想叙述另外一种婚姻——双方都是受过教养有才能的人，他们的见解和目标相同，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最好的那种平等、权力和能力相近以及相互的优势，所以各自在看到对方时都能享受到乐趣，并且在双方的发展中可以交替地享受领导和被领导的乐趣。对于能想像这种婚姻的人，不需我说；对不能设想的人，它犹如一个热心人的梦。不过，我以最坚定的信念认为，这就是、而且唯一是婚姻的理想。赞成任何其他婚姻概念的意见、习惯和制度，或者把与婚姻有关的观念和志趣转向其他方向，无论它们可能用什么加以粉饰，都是原始的野蛮遗迹。只有当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置于平等的公正规则之下，只有当人类用平等的权益和平等的教养学习、培育他们最强烈的同情心时，人类道德的新生才能真正地开始。

    说到这里，人们不再以性别作为无资格获取特权，也不再作为服从的标志，而所得到的好处，其中包括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总贮量的增加以及男人和女人结合的一般状况的改进。这种好处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社会的。但是，如果遗漏了最直接的利益，遗漏了被解放了的人类一半的个人幸福的无以言状的收获，那将是对这个问题可悲的轻描淡写；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个服从别人意志的生活和一个合理的自由生活之间的差别。除了最必需的衣服和食物外，自由就是人类天性头等的和最强烈的需要。当人类处于无法律状态时，他们渴望的是无法律的自由。当他们懂得了责任的意义和理性的价值时，他们在使用他们的自由时越来越受到责任和理性的引导和制约。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渴望少些自由，他们并未变得愿意把别人的意志当做那些指导原则的代表或解释者。相反，理性得到最好培养的社团，社会责任观念最强的社团，都是最坚强地维护个人的行动自由的——每个人用自己的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良心能够赞同的这类法律和社会制约，去自由地控制其行为。

    把个人独立的价值正确地视为幸福的因素的人，应该考虑作为他自己的要素的个人独立他所给予的价值。当一个人判断自己和他判断别人时，没有一个题目像这个那样有如此大的习惯性的差别。当他听到别人抱怨说，他们得不到行动自由时——在管理他们的事务上，他们的意志没有足够的影响——他的倾向自然要问：他们烦恼些什么？他们遭受了什么具体的损害？他们认为在哪些方面他们的事务没有管好？如果抱怨者的回答在他看来没有说出充分的事实，那他可以充耳不闻，认为他们的抱怨是任何合理的东西都满足不了的那些人的奇异的吹毛求疵。但是当他为自己作决定时，他的判断标准就很不相同。那时，在他之上的一位家庭教师对他的利益进行最平常的管理，不能使他的感情得到满足：他被排除在作决定的权威之外，似乎成了最大的悲哀，甚至把它列入管理不善的问题也成了多余的。就国家来说也是一样。自由国家有哪一个公民听了从什么良好的提议和熟练的管理而放弃自由的呢？即使他可以相信在不由自己的意志被统治的人民中间存在着良好的和熟练的管理，这能在他们自己的道德责任下计算他们自己命运的自觉性，成为他对公共事务细节上的极大粗糙和不完善的不满情绪的补偿吗？可以让他放心，不管他对这一点怎么想，妇女的情绪也达到了完全相等的程度。从希罗多德时代至今，关于抬高自由政府的影响，不管人们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它给予一切从业人员的胆量和精力，它给智慧和情感、给更加大公无私的公众精神以及给更为冷静宽广的责任观点提供的宏大而高尚的目标，它产生的通常最高的平台，把个人作为一个道德的人、有精神的人和社会的人抬到这个平台上——对妇女同对男人一样，一丝一毫都是正确的。这些事情难道不是个人幸福的重要部分吗？请任何一位男人回顾他自己从孩提时代起、亦即从他所爱的和亲切的长者的教导和控制下脱颖而出起到开始担负成年的责任时他自己的感受。这不就像放下重担或者把他从障碍物中（即使不是痛苦的束缚）解脱出来的身体上的结果吗？他不感到比以前双倍地活跃、双倍地像个人吗？他是否想像妇女就没有这些感受吗？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实：个人傲气的得意和失意，虽然对多数男人来说，当事情涉及到他们自己时，很少考虑它们所涉及到的别人，并且比起人类的任何其他天然情感，则更少听取作为行为的根据和正当理由；也许因为男人对自己的傲气是以那么多其他品德的名义加以赞赏的，他们极少意识到傲气的得意和失意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多么有力的影响。我们可以确信，在妇女的生活和感情中，它们的作用也是同样地大而有力的。妇女受到的教育是抑制其最自然和最健康的方向，但是内在的原则未泯，只是有了不同的外在形式。一个活跃的精力旺盛的人如果被剥夺了自由，他将寻求权力：拒绝对他自己的控制，他靠试图控制别人来维护其人格。允许任何人的生存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赖别人，就是使别人服从于他们的目的所给予的太高的报酬。在自由无望而权力有望的地方，权力成了人渴求的伟大目标。别人不愿将没有受到干扰的所管理的自己的事务委托给某些人，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如果他们有可能，就去干预别人的事，从中得到补偿。因此，妇女对个人美貌、衣着和夸耀自己的狂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有害的奢侈和社会的不道德的一切邪恶也是如此。热爱权力同热爱自由永远是对立的。什么地方自由最少，什么地方追求权力的狂热就最强烈又无顾忌。对别人使用权力的渴望只有当每个人单独地没有权力也过得去的时候，它才不再是人类的一个败坏的因素，这只能在那些尊重各自个人事业上的自由成了一种已确定的原则的地方。

    但是，并不仅是通过个人尊严的情感，他们自己的才能的自由方向和安排才成了个人幸福的源泉，若是这种自由方向和安排受到束缚和限制，那它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不幸福的根源，对妇女带来的不幸福也不少。除了疾病、贫困、犯罪之外，对于生活的愉快享受，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才能得不到有意义的发挥是更致命的了。需要照顾家庭的妇女，当她们在照顾家庭时，她有这种发挥的机会，因而对她们一般就足够了，但是，正在大量增加的没有机会去从事被嘲弄为适合她们的职业的妇女又怎么办呢？孩子死去或远离，或已长大成人、结婚并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些妇女又怎么办呢？男人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生全神贯注于事业，退休时满以为像他们希望的可以享福，但是他们找不到新的可以取代令人怀念的往事的兴趣和刺激，换上了一种停止活动的生活，使他们怠倦、郁闷、甚至过早死亡。然而，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同样情况的那么多可敬的忠诚的妇女，她们向社会付了被称之为她们的债务——教养了一个成年男人和成年女人都无可挑剔的家庭——长期主持家务直到不再需要她们。她们被已经适应她们自己的唯一职业所抛弃，保留着并不减弱的活力无处可施，除非是或许一个女儿或媳妇愿意把管理她的年轻的家庭的同样任务让给她。对于那些可敬地履行了职务，长期地尽到了世人认为是她们的唯一社会职责的老年妇女来说，其命运无疑是不济的。这些老年妇女以及管理过家务的妇女——很多在一生中因为意识到职业受挫折、活动展不开而消瘦——一般地说，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宗教和慈善事业。但是她们的宗教尽管可以成为一种感情和一种仪式，却不能成为一种宗教活动，除非它是以慈善事业的方式出现的。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天性就是非常适宜做慈善事业的，但是要做得有用，或者说甚至不要造成危害，就需要一个熟练的行政管理人员应有的教育、多种准备、知识和思想能力。一个适合把慈善事业办得有用的人，不适合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情况是很少的。正如在其他情况下（在儿童教育中最显著）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不对妇女进行职务训练，允许交给她们的任务就不能正确地完成，就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因而就不允许再交给她们。在此，我要提请注意，妇女无资格问题常常由那些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提出来，他们发现，画一幅他们不喜欢的滑稽画，比为它提出论据要容易。当有人提出，妇女的行政能力和温和的忠告有时可能对国家事务有价值时，这些爱打趣的人便支持世人的嘲笑，让十几岁的姑娘或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媳妇坐在国会或内阁席位上，这样做简直是把她们的身躯从客厅运到国会下院。他们忘记了男性在这样小的年纪通常也不被挑选到国会的席位上或负责的政治岗位上。普通常识将会告诉他们，如果把这类委托交给妇女，就好像因为婚后的生活没有特殊的职业，或是喜欢另外使用她们的才能（犹如现在许多妇女宁愿找一些她们能够胜任的少数受尊敬的职业而不愿结婚），把她们最好的青春年华用在企图使自己有资格去从事所渴望的事业上；或者也许更常见的是，四十岁或五十岁的寡妇或妻子用她们从家庭获得的生活知识和管理能力，借助适当的学习，使自己在很少签订合同的一种级别上成为顶用的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最能干的男人不曾经常地体验并非常欣赏世界上有才能有经验的妇女在达到私人的或公共的目标上其建议和帮助的价值。在公共管理的重要的事情上，以及在经费的具体管理等其他问题上，很少男人能与这些妇女一样可以同样胜任。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社会需要妇女在公共事业中服务，而是社会经常使她们处在沉闷无望的生活之中，禁止她们在比一个领域更广泛的任何领域里使用她们许多人意识到的实际才能，而这一个领域对她们中的一些人从未开放过，对另一些人则是不再开放。如果有什么对人的幸福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应该喜欢他们所习惯的工作。这个为愉快的一生必需的条件，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是不完全具有的，或者是完全不具备的。由于缺少这个条件，许多人的生活是失败的，而在外表上，它具有成功的一切条件。但是，如果社会还不善于战胜环境，还时常认为目前这类失败不可避免，那么社会本身就不要使他们受痛苦。家长的不明智，年轻人的无经验，或缺少找到合适职业的外部机会，只有不合适的职业的机会，这些都使得不少男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不愿做而又做不好的事，而同时却有他们可以愉快地胜任的其他事情。但是对于妇女，这个判决是由现行的法律和与法律相等的习惯强加给她们的。在不文明的社会里，肤色、种族、宗教，或者在被征服的国家里还有国籍，这一切对一些男人意味着什么，性别对所有妇女意味着什么，——被断然排除在几乎所有可敬的职业之外，但是别的人又不能完成这类工作，或是别的人认为不值得去接受的职业。从这种性质的原因造成的痛苦通常很少得到同情，即使在现在，很少人意识到因感到被浪费了一生而产生的大量不幸。随着教养的提高，在妇女的思想和能力同社会允许她们活动的范围之间制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失调。这种情况将更加常见。

    当我们研究由于妇女的不合格所引起的使人类的一半不合格的确实危害——首先是丧失了最鼓舞人的和最高尚的个人乐趣，其次是经常成为生活的代替物的对生活的厌倦、失望和深刻的不满——时，人们感到为继续反对他们在地球上不可避免的不美好的命运进行的斗争，需要记取他们所取得的教训是，不要在大自然强加在人类头上的邪恶之外，再用他们相互之间嫉妒和偏见的限制增加邪恶。他们徒劳的担心只代替了他们懒散地忧虑的其他更坏的邪恶，加在他们同类的任何人的行动自由上的每个限制（要不然让他们对现今由限制引起的任何邪恶负责）都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干涸，使人类对个人生活有意义的一切东西，在觉察不到的程度上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