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列强，加上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权支配的。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惟一尚存的非欧洲大国中华帝国，已无力招架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看起来，自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带着贸易和《圣经》随行的少数西方军队了。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于英国拥有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的炮舰、贸易和《圣经》，遂顺理成章地荣登霸王宝座。英国的霸王地位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其运作几乎不需要政治控制。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殖民强国都已衰退，因此英国也就没有任何敌手。法兰西帝国已缩减到只控有少数分散的岛屿和贸易据点，尽管它正着手跨越地中海，以图恢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已处于英国新贸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监视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恢复统治的荷兰人，已不再与英国竞争；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宾群岛以及对于非洲领土的模糊权力；葡萄牙殖民地则完全被遗忘了。英国贸易支配着独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南部，同时也支配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国人的投资在美国北部，事实上是在世界各个经济增长地区，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像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那样，行使过世界霸权，因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或霸权国家，都只是区域性的，如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自那以后，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成功地再建过一个可与之相匹敌的霸权，而且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大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世界工厂”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过，英国在未来的衰落已经明显可见。像托克维尔和哈克斯特豪森这类聪明的观察家，甚至早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巨大版图和潜在资源，终究将使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两大巨人；在欧洲境内，德国（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预言的那样）也将很快就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只有法国已决定性地跌下国际霸权的角逐台，尽管这一点尚未明显到让多疑的英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过去半个世纪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并且，甚至对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另一方面，它们的制度性成果仍相当微小。如同英国必然不能永远是惟一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或迟或早，合法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经济触及的偏远地区之外）也必然要消失。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830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有必要发生，例如，自由贸易、和平和代议政体的普遍胜利，或是君主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消逝。）

    上述种种，已足以给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一种变革迫在眉睫的意识。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场社会革命已蓄势待发。值得注意的是，变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并不限于已对其进行了详尽表达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惧怕贫民群众的统治阶级。穷人自己也感受到变革即将来临。人民中的识字阶层曾表达了这种感觉。在1847年的饥荒期间，美国领事从阿姆斯特丹报告了途经荷兰的德国移民的情绪，他写道：“所有消息灵通之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眼下的危机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当前的事件之中，‘这’一定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开始，那场他们认为迟早会瓦解现存事物与法则的伟大革命。”

    迫切感的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回顾19世纪40年代，人们很容易把预见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将近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批错把希望当作现实的梦想家。因为事实上接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它最迅速而且无可抗拒的扩张时期。然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下列事实却仍相当模糊：新经济终将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即那种随着它以越来越革命的方式生产越来越大量的货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难。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被一种“静止状态”的前景所困扰：他们（不像18世纪或之后的那些理论家）相信，那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将枯竭，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捍卫者持两种态度。那些即将成为高级财政和重工业首领的法国人（圣西门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工业社会赢得胜利的最佳路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仍无定见。像格里利（Horace

    Greeley，“年轻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却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建立了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并在理论上阐释了其优点。这些法伦斯泰尔是类似以色列集体农业屯垦区（kibbutz），与今天被认定的“美国风格”十分不配。商人们自己都绝望了。于今回顾，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像布赖特和成功的兰开夏棉纺主人那样的教友派实业家，在他们扩张的最有生气的阶段当中，竟会为了废除关税一事，准备以一种普遍的政治封锁将他们的国家投入动乱、饥饿和骚动之中。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间，对于有思想的资本家来说，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麻烦和损失，还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对于广大的一般人民来说，问题甚至更加简单。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和工厂地区，他们的状况必然会将他们推向社会革命。他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苦难世界里的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以及他们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给了他们绝望的眼睛一个目标，即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主要在英国和法国）看得到那个目标。利于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赋予他们力量。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觉醒教导他们，普通人不必对不公正逆来顺受：“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一无所知，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

    这就是游荡于欧洲的“**幽灵”，这反映了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影响了兰开复或法国北部的工厂主人，也影响了农业德国的政府文官、罗马的僧侣和各地的教授。这是罪有应得的。因为，在1848年头几个月爆发的这场革命，并不仅是在它涉及动员了所有社会阶层这一意义上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中西欧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当中，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劳动贫民起义。他们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仅是他们的力量，将把从意大利巴勒摩到俄国边界的旧制度推倒在地。当尘埃在其废墟上落定之时，人们发现，工人们（在法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人）正站立其上，他们不仅要求面包和就业，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

    当穷苦的劳动者奋起之时，欧洲旧制度的虚弱与无能，增加了富人和权贵世界的内在危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个美妙的时刻。如这些危机换个时间出现，或在允许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平调整其争端的体制下出现的话，他们导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纪俄国宫廷常年不断的争吵导致沙皇制度没落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国和比利时，农业家与工业家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派别之间，都有大量的冲突存在。但是，显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变革已以有利于工业家的结果决定了权力问题；否则，只有冒险革命才能将政治现状加以冻结，然而，革命却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工业家和农业保护主义者之间有关《谷物法》的尖锐斗争，居然能在宪章派的骚动中展开并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到所有统治阶级对抗普选威胁的团结性。在比利时，虽然自由主义者于1847年的选举中战胜天主教徒，使工业家脱离潜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经审慎判断的选举改革，一举将选民增加了一倍（在400万人口中，选民仍不多于8万人），多少消除了下层中产阶级核心人士的不满。因此比利时没有爆发1848年革命，尽管以实际遭受的苦难而论，比利时（或者不如说佛兰德斯）可能比除爱尔兰之外的西欧地区都要糟。

    但是，**主义的欧洲，是由1815年的顽固政体所主导，该体制旨在杜绝任何具有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性质的变革，甚至对最温和的反对派，该体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认现状或进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选择。他们可能不准备自己起来反叛，但是，除非发动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并且除非有人起来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也将一无所获。1815年的政权迟早得让路。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历史反对他们”的意识削弱了他们的抵抗意志，正如历史的确是在反对他们这一事实削弱了他们抵抗的能力一样。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国外的革命）的第一阵轻烟就把他们吹跑了。不过，至少得有这一阵轻烟，否则他们是不会走开的。与英、比相反的是，在这类国家当中，即使是较小的摩擦（统治者与普鲁士和匈牙利议会的争执；1846年选举出一位“自由主义”教皇，即一位急于把教皇国带到离19世纪稍微近一点的教皇；对巴伐利亚的一位王室女主人的怨恨等等。），也都会酿成重大的政治震荡。

    理论上，路易·菲力普的法国应该有着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灵活性才是。但是，事实上它却没有。因为，法国统治阶级（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一两个大工业家）仅代表了中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经济政策为更有活力的工业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所讨厌的那部分；此外，对1789年革命的记忆，仍然阻碍着改革。因为，反对势力不仅有不满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下层中产阶级，尤其是巴黎的下层中产阶级。（尽管选举权受到限制，他们仍在1846年投票反对政府。）扩大选举权可能因此而引入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亦即激进派，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则一定会变成共和分子。路易·菲力普的总理兼历史学家基佐，因此倾向于将扩大政权之社会基础的任务留给经济发展来承担。因为经济发展将自动增加具有进人政界财产资格的公民数量。事实上正是如此。选民从1831年的16．6万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万人。不过，这还不够。对雅各宾共和的恐惧使法国政治结构无比僵化，而且使法国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在英国，于宴会之后举办一场公共政治讲演——就像法国反对派在1847年所举行的那样——绝对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但是在法国，它就代表着革命的序幕。

    如同欧洲统治阶级的其他政治危机一样，1848年革命与一项社会灾难同时发生，即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横扫欧洲大陆的大萧条。歉收，尤其是马铃薯歉收引人注目。爱尔兰和程度上较轻的威斯特利西亚和佛兰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饿（在佛兰德斯的亚麻种植地区，1846－1848年之间，人口下降了5％。），食品价格飞涨。工业萧条使失业加剧，大批城市劳动贫民恰好在其生活费用飞涨之时，被夺去了他们微薄的收入。不同国家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形势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当时政权有幸的是，诸如爱尔兰人和佛兰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厂工人这样最悲惨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国北部地区的棉纺工人将他们的绝望发泄在涌入法国北部同样绝望的比利时移民身上，而不是发泄在政府甚至老板身上。而在最工业化的国家当中，不满情绪的锋芒早已被19世纪40年代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繁荣所磨灭。1846－1848年是个坏年头，但还没坏到1841－1842年那种程度，而且，它们只是在现已清晰可见的经济繁荣曲线上的暂时下滑而已。不过，如果把中欧和西欧当做一个整体，1846－1848年的大灾难则是普遍性的，而总是处在生存边缘的群众，他们的情绪则是紧张而激动的。

    一场欧洲的经济灾难就这样与旧政权的显然瓦解同时发生。1846年加利西亚的一场农民起义；同年一位“自由主义”教皇的当选；1847年末，一场由瑞士激进派打败天主教徒的内战；1848年初在巴勒摩发生的西西里自治起义，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风中飘动的草，而是狂风的最初怒吼。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少有革命像这场革命那样被普遍预见到，尽管并不一定正确预见到在哪些国家或哪些日期发生。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他们已准备就绪，可立即将革命的消息藉由电报从城市传向城市。1831年，雨果写道，他早已听到了“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1847年，革命之声高亢而逼近。1848年，正式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