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法国）引入拉丁美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丁美洲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殖民地。因此英国人支持拉丁美洲独立，正如美国在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Declaration）中所主张的那样。这个宣言没有实际价值，但有重大的利益暗示，如果有任何东西确保了拉丁美洲独立，那就是英国海军。对于希腊问题，列强间的分歧甚至更大。对革命具有无限憎恶的俄国，却无疑能从这场东正教（OrthodoxChurch）人民的起义中得到好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削弱土耳其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国帮助（此外，俄国还拥有一项为保护东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土耳其的条约权利）。对俄军干涉的担心、亲希腊的压力、经济利益以及虽不能阻止土耳其瓦解，但最好能有秩序地进行的普遍信念，最终导致英国从敌意转为中立，再转到亲希腊的非正式干预。于是，希腊因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1929年）。借着把该国变成一个随便都可找到的德国小亲王统治下的王国，希腊不会只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而国际损失也可因此减到最小程度。但是，1815年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会议制度以及镇压一切革命的原则，却因此而告崩溃。

    1830年革命彻底摧毁了1815年的解决方案，因为革命不仅影响了小国，而且还影响了一个大国——法国本身。实际上，1830年革命使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全都从“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下解脱出来。同时“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无可避免的瓦解命运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则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特别是俄国和英国的角力场。“东方问题”打乱了均势，因为所有的图谋都强化了俄国力量，从那之后，俄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赢得位于欧洲和小亚细亚之间，控制着其通往地中海航道的海峡控制权。此一行动不仅具有外交和军事重要性，而且随着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增加，也有其经济紧迫性。像往常一样关心通往印度航道的英国，深切担忧俄国有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南进。英国明显的政策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扩张。（这对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还有额外好处，在这个时期贸易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增加。）不幸的是，这个政策完全不切实际。土耳其帝国绝不是一个没救的躯壳，至少在军事方面是如此，但它最多只能采取迟缓的行动，去对付由国内叛乱（它仍能轻易地加以镇压）、俄国，以及一个不利国际形势所联合而成的力量（这是它无法轻易击败的）。而此时，土耳其帝国尚无能力实现现代化，也没表示出高昂意愿，虽然现代化的开端已在19世纪30年代马哈穆德二世（Mahmoud

    Ⅱ）统治时便已开始了。所以，只有英国直接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即战争威胁），才能够阻止俄国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和土耳其在各种困扰下的瓦解命运。这使“东方问题”成为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事务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而且是惟一可能导致一次全面战争和惟一的确于1854－1856年间导致了国际战争的问题。然而，在这场国际赌博中，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英国的局势不断加剧，但这种发展却也使俄国趋向妥协。下列两种方式都可使俄国达到其外交目标：或借由击败、瓜分土耳其而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两个海峡；或对软弱顺从的土耳其建立实际的保护关系。而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明摆在那里。换句话说，对沙皇而言，绝不值得为君士坦丁堡打一场大仗。因此，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希腊战争虽然符合其瓜分和占领政策，但俄国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它渴望得到的那么多好处，因为它不愿过分坚持其优势。相反，它还在恩基尔斯凯莱西（Unkiar

    Skelessi，1833年）与受到强大压力、急切意识到需要强大保护者的土耳其，签订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约。这项条约使英国勃然大怒，并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一股民众仇俄情绪，俄国是英国传统敌人的形象，就此形成。（事实上，以经济互补为基础的英俄关系，传统上非常友好，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开始严重恶化。）面对英国的压力，俄国人自动退却了，而且在19世纪40年代转而提出瓜分土耳其的主张。

    因此，俄英在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公开的战争叫嚣（特别是英国）那么危险。此外，英国对法国复兴的更大担忧，也减低了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事实上，“大赛局”（great

    game）一词，更贴切地形容了当时的情况，该词后来逐渐用来指那些冒险家和密探们，在两强的东方未定界中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使形势变得真正危险的，是土耳其内部解放运动不可预测的进程和其他列强的干涉。列强之中，奥地利显得毫无兴趣，它自己就是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帝国，动摇土耳其稳定的民族运动——巴尔干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威胁着它。不过，类似的威胁并不直接，虽然它们在日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法国则比较麻烦，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外交和经济影响的漫长纪录，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便试图恢复和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法国对埃及的影响更大，由于埃及国王阿里实际上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其意愿多少能够左右土耳其帝国的瓦解或拼合。确实，19世纪30年代（1831-1833年、1839－1841年）的东方问题危机，基本上是阿里与其名义上宗主之间的关系危机，后来更因法国对埃及的支持而复杂化。然而，如果俄国不愿为君士坦丁堡开战，那么法国当然不能也不想进行战争。外交危机是存在的。但是最终，除了克里米亚插曲外，一直到19世纪结束都没有因土耳其而发生战争。

    因此，从这一时期国际争端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际关系中的易燃性材料早已存在，只不过还没有到达引爆大战的程度。在大国中，奥地利和普鲁士过于弱小不能指望太多。英国人已得到了满足。他们在1815年已赢得世界历史上任何强国所能获得的最全面胜利。它从20年的反法战争中一跃而为惟一的工业化经济强国，惟一的海军强国（1840年英国海军拥有的船舰数几乎等于其他各国海军的总和）和世界上惟一的殖民强国。似乎已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妨碍英国外交政策惟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即英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俄国尽管并不满足，但它只有有限的领土野心，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或者看起来如此）妨碍其推进。至少没有什么东西显示出其有必要进行一场具有危险性的全面战争。只有法国是个“不满意的”强国，而且有打乱国际稳定秩序的能力。但是法国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这样做，即它能再次激发国内雅各宾主义和国外自由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革命活力。因为在正统的大国竞争方面，它已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绝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或大革命时期那样，只靠其国内的人口和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与两个或更多大国组成的联盟作战。在1780年时，法国人口是英国的2．5倍，及至1830年，两国人口数之比已超过二比三。1780年时，法国人口几乎与俄国一样多，但到了1830年，法国人数却几乎仅占俄国的一半。同时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致命地落后于英国人、美国人，而且很快更落后于日耳曼人。

    但是，对任何法国政府而言，利用雅各宾主义来实现其国际野心，代价未免太大。当法国人在1830年和1848年推翻其政权，并使**主义到处遭受动摇或摧毁之际，列强颤抖不已。它们本可以使自己免于不眠之夜。1830－1831年间的法国温和派，甚至不准备给起义的波兰人任何一点帮助，尽管全法（以及欧洲自由派）的舆论都同情波兰人。年老但热情的拉斐德于1831年致信帕麦斯顿说：“对于波兰，你将做什么？我们可以为它做点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法国当然乐意用那些欧洲革命来加强其自身力量，而所有的革命者也的确希望它这样做。但是这样猛然投入革命战争将导致的结果，不仅使梅特涅害怕，也令温和自由派的法国政府同感恐惧。因此在1815－1848年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会去危及普遍的和平。

    在欧洲均势范围之外，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扩张和好战。事实上，尽管白人列强的势力极其强大，但其实际征服的领土还是有限的。英国人满足于一些小据点的占领，那些据点关系到英国海军对世界的控制和其以世界为范围的贸易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荷兰人那里夺取的）非洲南端、锡兰（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加坡和香港。而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急迫性——该运动既迎合了国内的人道主义舆论，又满足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利益——则使英国仅在非洲沿岸保留立足之点。总的来说，英国的观点是：一个对英国开放贸易、并由英国海军保护使之不受讨厌者侵犯的世界，可在不花占领行政费的情况下，得到更加廉价的开发。只有一个重要例外，即印度，而且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与印度的统治有关。印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占有，即使大多数反殖民主义的自由贸易者也从不怀疑这点。由于印度市场日益重要，一般认为，如果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话，英国贸易肯定会遭受损失。印度对于开辟远东市场、毒品交易，以及欧洲商人希望从事的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都是一个关键所在。中国于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打开了大门。而英国对马拉地人（Mahratta）、尼泊尔人、缅甸人、拉杰普特人（Rajput）、阿富汗人、信德人（Sindhis）和锡克人（Sikh）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则使英印帝国的版图扩张至次大陆的三分之二地区，而且英国的影响之网，已在中东地区拉得更紧，因为该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通道。从1840年起，这条通道便由P＆O公司的汽船航线为主轴，再由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陆上道路做补充。

    虽然在扩张主义上俄国人的名声要大得多（至少在英国人眼中），但其实际征服却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沙皇仅只设法获得了乌拉尔山脉（Ural）以东吉尔吉斯（Kirghiz）草原的一些广大未征服地带，以及高加索一些经过激烈争夺的山区。另一方面，美国借由动乱和对可怜的墨西哥人所发动的战争，而获得整个西部地区，加上俄勒冈边界的南部地区。法国人则不得不将其扩张野心局限在阿尔及利亚。1830年他们在那里捏造借口入侵，并且在日后的17年里试图加以征服。直到1847年，他们才摧毁该地的主要抵抗。

    无论如何，国际和平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条款必须单独提一下，即废除国际奴隶贸易。这项做法既有人道主义因素，也有经济考虑：奴隶制度令人恐怖，而且极端没有效率。此外，英国人是这一令人敬佩运动的主要国际提倡者。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来，1815－1848年的经济不必再像18世纪那样依赖于黑人和蔗糖买卖，而是取决于棉纺织品的买卖。奴隶制度的实际废除比废奴运动来得慢（当然，法国大革命已经将其扫除的地方除外）。英国于1834年在其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群岛——废除了奴隶制度，虽然在大规模种植农业存在的地区，不久便以从亚洲进口的契约劳工来代替。法国人直到1848年革命，才再次正式废除奴隶制度。1848年，奴隶制度仍大量存在，因此世界的（非洲）奴隶贸易也大量残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