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考虑其他的解释。在本书的许多地方，这样的解释已由我通过为它们提供最大的有理性而以构建的形式提出。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出于权宜之计而引证了个别作者的一些观点。当然，凡出现这种情况的场合，我像那些被我引证的作者一样，目的不在于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论辩。我选择我的对立观点，是鉴于它们的贡献；无视它们的论点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我对这些观点的批评有助于我提出我自己的假设。

    最后，我有责任对一些同仁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本书是难以写就的。大家都知道，也正如我在本书各章中多次提及的那样，我有两位好朋友，我将此书献给他们。早在1910－1911年冬季，当我们三人一起在法兰克福从事研究时，我已经受到他们创造性观念的指导。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献给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原理》（Grundzuge）一书中曾以《浮士德》（Faust）的比喻来题赠，我被此举强烈吸引，意欲在我的献辞上引用《浮士德》，只是因为不愿剽窃才作罢。我衷心感谢史密斯大学及其校长尼尔逊（W．A．Neilson），校长先生聘我为研究教授，并给了我足足五年的研究时间。在这五年里，校长和同事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致使我能够把主要精力用于纯粹的研究。在我撰写本书期间，他们减轻了我的教学负担，使得我充分利用五年的实验和思考，结果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写成此书。我感谢我的学生，他们耐心地听完了各章内容，包括一些很好选择了的评述；与我共事的一些同事用研讨的形式和我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奥尔顿博士（Dr．W．A．Orton）阅读了本书的三分之一内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并在最后的修订中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朱丽安·布莱克本博士（Dr．Julian Blackburn）作为洛克菲勒学者（Rockeffeller

    Fellow）与我共事了半年时间，她阅读了全部打字稿，使我注意到许多地方的论点是不清楚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我对马萨诸塞州立大学（Massachusetts

    State  College）的埃利斯博士在校样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但是，我得到的最积极的帮助来自我以前的学生哈罗尔博士（Dr．M．R．Harrower）。她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读者；她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仔细校阅了每一行文字和样张。在多次讨论中，她使我重写了一些章节，以便它们对我和那些在阅读本书中可能会产生困惑的读者具有明确的含义。也由于她的技术，该书的英文表述是正确的。

    我相信，心理学已经进入一个迅速而又健康发展的时期，正因如此，本书中有许多部分可能变得过时。如果它对这一进展可以有所贡献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撰写本书所花劳动的报偿。

    K．考夫卡

    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史密斯大学

    193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