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文，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这项工作只有在成为某种自然机制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有一秘密的力量就像物体引力作用一样永远驱使我们追求我们的幸福。这种推动力仅受制于法律所设置的障碍。人类全部纷繁迷乱的行动都是这种内在倾向的后果。”寻求对一种罪行的适当惩罚，也就是寻求一种伤害，这种伤害的观念应能永远剥夺犯罪观念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操纵相互冲突的能量的艺术，一种用联想把意像联系起来的艺术，是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的艺术。这就需要确立对立价值的表象，确立对立力量之间的数量差异，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一符号体系。“让酷刑和处决的观念永远存在于意志薄弱者的心中，制约着驱使其犯罪的情感”（Beccaria，119）。这些障碍一符号应该组成新的刑罚武库，正如旧的公开处决是围绕着一种报复标志系统而组织的。但是，它们要想正常运作的话，就必须遵守几项条件。

    1．它们应该尽可能地不带有任意性。诚然，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因此，犯罪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如果要使一个企图犯罪的人马上想到惩罚，那么就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尽可能直接的联系，相似、类比和相近的联系。“刑罚应该尽可能地与犯罪性质一致，这样，对惩罚的恐惧就会使人的思想脱离有利可图的犯罪诱惑”（Becca－ria，119）。最理想的惩罚应该是直截了当地针对所惩罚的罪行。这样，对于期待它的人来说，它将绝对无误地是它所惩罚的罪行的符号。而对于试图犯罪的人来说，犯罪念头将足以唤起惩罚的符号。这有利于实现这种联系的稳定，有利于计算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比值和从数量上误解利弊。还有一个好处是，由于惩罚在形式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后果，就不会显得像是某种人世权力的武断后果：“根据惩罚排定违法行为，是使惩罚与犯罪相称的最佳手段。如果说这是正义的胜利，那么这也是自由的胜利，因为刑罚不再出自立法者的意志，而是出自事物的本性。人们再也不会看到人残害人了”（Marat，33）。在相似的惩罚中，实施惩罚的权力隐蔽起来了。

    改革者设计了一套刑罚，其规定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体现了犯罪的内容。例如，韦梅伊（Vermeil）的方案规定，滥用公共自由的人应被剥夺其个人自由；滥用法律和职务特权的人应被剥夺公民权；做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贷者应被罚款；盗窃的赃物应予以没收；慕虚荣而犯罪者应受到羞辱；凶杀者应处死刑；纵火者应处火刑。对于投毒者，“刑吏应给他看一个酒杯，然后将杯中之物洒在他脸上。这样他就会因为看到自己犯罪的形象而感到自己罪行的恐怖。然后，他应被投入一个开水锅”（Vermeil，68一145；另参见DufrlchedeValaz6，349）。这纯粹是白日梦吗？或许如此。但是，1791年勒·佩尔蒂埃在提出新的刑法法案时，明确阐述了关于建立一种象征联系的原则：“在违法行为和惩罚之间需要建立严格的关系”；凡在犯罪时使用暴力者应受到**痛苦；懒惰者应判处苦役；行为卑鄙者应当众羞辱（I．ePeletier，321一322）。

    在这些相似的刑罚中尽管有令人联想到“旧制度”酷刑的残忍因素，但起作用的毕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在一场实力的较量中不再用恐怖来反对恐怖；这种机制不再是对称的报复，而是符号对其所指的东西的直接指涉了。在惩罚戏剧中需要建立的是一种能够被感官直接领悟的、可以作为一种简单计算的基础的关系，即一种合理的惩罚美学。“不仅在美术中人们应该忠实于自然；而且政治制度，至少是那些显示智慧和持久性的政治制度，也应该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Beccaria，114）。惩罚应该继犯罪而来；法律应该显得是一种事物的必然性，权力在运作时应该隐藏在自然的温和力量背后。

    2．这种符号系统应该干预暴力机制，减少人们使犯罪变得诱人的**，增强人们使刑罚变得可怕的兴趣，使人们**和兴趣的强弱状况发生逆转，使关于刑罚及其伤害的表象变得比关于犯罪及其兴趣的表象更活跃。因此，这里有一整套关于利益及其变化、人们考虑利益的方式、这种表象的活跃程度的机制。“立法者应该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建筑师，应该知道如何调动有助于加强建筑物的各种力量，如何减弱各种可能毁坏它的力量”（Beccaria，135）。

    实现这一目标可以有若干方式。“直捣罪恶之源”（Mably，246）。消除维系这种犯罪观念的主要原因。弱化导致犯罪的利益和兴趣。在流浪罪背后潜藏着的是懒惰，因此必须对懒惰开战。“把乞丐关进监狱这种藏污纳垢之地，是不可能有什么成效的”；应该强制他们工作。“惩罚他们的最佳方式是使用他们。”（Brissot，258）。恶劣的**只能用良好的习惯来克服，一种力量只能用另一种力量来对抗，但后一种力量必须是情感的力量，而不能是暴力。“难道我们不应依据这一原则来制定各种刑罚吗？这一原则极其简单、恰当，并早已为人熟知，即选择最能抑制导致犯罪的**的刑罚”（I．acretelle，361）。

    让驱使罪犯去犯罪的力量去反对自身。使兴趣发生分裂，利用兴趣来把刑罚变成可怕的东西。让惩罚刺激起的兴趣大于犯罪的诱惑。如果傲慢导致犯罪，那就让傲慢受到挫伤，让惩罚把傲慢变得令人厌恶。羞辱性惩罚是有效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导致犯罪的虚荣心。狂信者既以自己的观点又以自己为这些观点所承受的苦难而自豪。因此，我们应该用那种顽固的傲慢来反对它所维系的狂热：“用奚落和羞辱来贬低它。如果在大庭广众前羞辱狂信者的虚荣心，那么可以指望这种惩罚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给他们制造**痛苦，则是完全无效的（Beccaria，113）。

    重新激起被犯罪削弱的有益而高尚的兴趣。当罪犯盗窃、诽谤、诱拐或杀人时，他已丧失了对财产以及对荣誉、自由和生命的尊重情感。因此，必须重新培养他的这些情感。人们在教育他时必须从他个人的利益入手，向他证明，他所丧失的是任意支配自己的财富、荣誉、时间和人身的自由，这样他才会尊重其他人（Pastoret，49）。构成了稳定而易懂的符号的刑罚还应该改写利益经济学和**动力学。

    3．因此，人们应该使用一种时间调节方法。刑罚能够改变、修正和确立符号，设置障碍。如果它只能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它有什么用处呢？一种无休止的刑罚会变得自我矛盾：如果刑罚对犯人加以各种约束，而犯人虽已改过自新但不能从这些约束中获得任何好处，那么，这些约束就几乎无异于酷刑，改造犯人的努力也就成为社会的极大麻烦和无谓负担。如果犯人是估恶不使、死不改悔者，那么我们就应坚决消灭之。但是，对于其他犯人，惩罚唯有在达到限度时才会有效。这种分析被制宪议会“接受了，

    1791年的法典规定，死刑适用于卖国贼和杀人犯，其他各种刑罚必须有期限（最高期限是20年）。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时间角色应该纳入刑罚经济学。公开处决因本身的激烈性质往往有如下后果：罪行愈严重，惩罚愈短暂。时间因素当然也介入了旧的刑罚体系：按日计算的带枷示众柱刑，按年计算的流放，按死亡小时计算的轮刑。但这是一种折磨的时间，而不是协力改造的时间。现在，时间因素应该有助于惩罚行动本身：“一种使人类免于酷刑的恐怖但却持续地令人痛苦的剥夺，在罪犯身上产生的效果要比转瞬而逝的痛苦大得多，……它能不断地使看到它的民众记起复仇的法律，使所有的人对有教益的恐怖时刻历历在目。”同时间乃是惩罚的操作者。

    但是，当**开始弃恶从善时，人们就不应该以同一方式或同样持久地约束脆弱的**机制。惩罚应随着自己产生的效果而逐步减轻。惩罚应该由法律明确地固定下来，因为它是为所有的人制定的，是不分轩轻的，但是它的内部机制应该是灵活的。勒·佩尔蒂埃在一份递交给制宪议会的法案中设计了一种刑罚递减制度：被判处最重刑罚的犯人仅仅在监禁的最初阶段关在“黑牢”（带着手铐脚镣，单独关在黑暗的囚室，每天只得到面包和水）；开始，他每星期应该做两天工，以后加到三天。当他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时，他可以转入“管制”阶段（囚室有光亮，腰部带镣，每天单独子五小时活，但有两天是与其他囚犯一起干活。劳动有报酬，可用于改善生活）。最后，在刑期快满时，他可以转入正常的监狱生活：“他可以每天在共同的工作中见到其他囚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单独干活。他将用劳动所得来支付膳食”（I－ePeletier，329。330）。

    4．对于犯人来说，刑罚是一种关于符号、利益和时间的机制。但是，犯人仅仅是惩罚的目标之一。因为惩罚首先是针对其他人的，针对潜在的罪犯。因此，这些逐步铭刻在犯人观念中的障碍一符号应该尽快和更广泛地传播。它们应该被所有的人接受；它们应该形成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话语，让所有的人用这种话语来彼此制止犯罪，让这种真币在民众头脑中取代犯罪的虚假利润。

    为此目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惩罚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在惩罚中看到对自己的好处。不应该再有大张旗鼓但毫无效用的刑罚，也不应再有秘密的刑罚。惩罚应该被视为罪犯对每一个同胞的报偿，因为犯罪伤害了他们大家。刑罚经常公之于众，“能够带来一般和特殊活动的公共功利”（DufrichedeValaz6，346）。这种观念的宗旨是使囚犯成为某种可租用的财产：为大家服务的奴隶。社会为什么要消灭可以占用的生命和**呢？让他“以苦役的形式为国家服务”，不是更好吗？“这种苦役应根据他的犯罪性质而有所延长。”法国有许多无法通行从而阻碍商业活动的道路。盗贼也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可以把抓获的盗贼用于修整道路。“把这种人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剥夺其自由，强迫他用自己的余生来弥补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其做戒作用”远比死刑更明显。

    在旧体制下，犯人的**变成国王的财产，君主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和自己权力的效果。现在，他将是社会的财产，集体占用的有益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者几乎总是主张将公益劳动作为最佳刑罚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陈情书”的支持：“让那些不够判死刑的犯人为国家做公益劳动，其时间长短依罪行而定。”’2）公益劳动包含着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惩罚犯人的集体利益，一个是指惩罚的可见性和可证实性。因此，犯人是双重的付出，一方面是通过他所提供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用他所产生的符号。在社会的核心部位，在公共广场和大路上，犯人是利益和意指作用的汇聚点。人们所看到的是，他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但是，与此同时，他使得犯罪一惩罚符号偷偷溜进一切人的头脑。后一方面是次要的、纯道德的功利，但也是更现实的功利。

    5．于是便产生了一套颇有讲究的宣传经济学。在**酷刑中，做戒作用的基础是恐怖：有形的恐惧，集体恐慌，令观众刻骨铭心的形象，如犯人脸上或胳膊上的烙印。现在，做戒作用的基础是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维系惩罚仪式的不再是君主权威的可伯复辟，而是符码的活化，是集体对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之间联系的支持。在刑罚中，人们不是看到君主的存在，而是辨认出法律本身。法律将特定的罪行与特定的惩罚联系起来。只要犯罪发生，惩罚就随之而来，体现法律的话语，展示既与观念相联，又与现实相联的符码。这种本文（tex）中的直接联系，在行动中也应该是直接的。“请想一想关于某些恐怖行动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传播的情况。居民们如同遭到雷击一般，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且义愤填膺。……这正是惩罚犯罪的最佳时机：不要让罪恶溜掉，赶快证实它、审判它。赶快搭起行刑台，立起行刑柱，把罪犯拖到公共广场，大张旗鼓地召集民众。你会听到他们把你的判决当作和平与自由的宣告而热烈欢呼。你会看到他们争睹这些恐怖的行刑场面，如同参加庆祝法律的盛会”（Servan，35一36）。公开惩罚是直接重新灌输符码的仪式。

    法律被重新塑造：它承担起自己对付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另一方面，罪犯则脱离社会，遗弃社会，但不是在“旧制度”的那些意义暧昧的节日中——民众不论站在犯罪一边还是站在处决一边，都必然要参加这些节日——而是在哀悼仪式中。社会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法律，但失去了违反法律的公民。公开惩罚应该显示这双重的隐忧：一方面，某个公民可能会无视法律，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被迫使自己与某个公民分手。“把行刑台与最令人感伤的仪式联系起来。让这可怕的一日成为全民的哀悼日。让这普遍的哀伤到处化为醒目的文字。……让佩带黑纱的司法官向人民宣布罪行以及合法报复的无奈。让这种悲剧的各种场面耸动人们的听闻，惊扰人们温柔纯朴的感情”（Dufau，688）。

    这种哀悼的意义应该对每一个人都是明白无误的。其仪式的每个因素都应能揭示和重申罪行，使人想起法律，显示惩罚的必要性，证明惩罚的适度性。应该散发和张贴告示，标语和象征物，让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其意谓。关于惩罚的宣传不应具有**恐怖效果，而应是打开了一本供人阅读的书籍。勒·佩尔蒂埃建议，让民众每月参观一次犯人，“在悲惨的囚室里，他们将看到门楣上的醒目文字，即犯人的姓名，罪名和刑罚”（I－ePeletier，329一330）。几年后，贝克松（Bexon）“根据简单的军事化的帝国仪式，设想了一整套刑罚标志：“押送死刑犯赴刑场的囚车，将裹上或涂上黑红二色；如果他是卖国贼，他将穿着前胸后背都写着‘叛逆’字样的红袍；如果他是找父或武君者，他的头部将被黑纱罩住，他的衬衫上绣着他行凶用的匕首或其他凶器；如果他是投毒者，他的红色衬衫上则绣着毒蛇和其它有毒动物”（Bexon，24一25。该设想是呈递给巴伐利亚国王的）。

    这种形象易懂的教训，这种仪式化的符码灌输，应该尽可能地经常重复。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时间的持续能使惩罚对犯人生效，也对观众有教益。后者应该能够随时查阅这本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永久性词典。秘密的惩罚是事倍功半的惩罚。应该让儿童参观执行刑罚的场所。他们在那里会学到公民学。成年人应定期重温法律。让我们把惩罚场所设想为星期日供家庭游览的“法律公园”。“我认为，如果不时地向民众的头脑灌输关于维护社会秩序、关于惩罚的效用的话语，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会走向矿山和工厂，并默默思索那些犯人的可怕命运。这种朝圣会比土耳其人到麦加朝圣更有碑益”（Brissot）。勒·佩尔蒂埃也认为，这种惩罚的能见性是新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某些特殊时刻，民众的出现往往会使犯人感到羞愧，因犯罪而处于悲惨境地的犯人的存在会给予民众的心灵以有益的教（I。ePeletier，322）。早在罪犯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前，他就被视为一种用于教育的资料。过去，人们对犯人做慈善性探视，分担他们的痛苦（这种做法是在17世纪兴起的，或者说是重新兴起），而现在，人们则主张让孩子们去了解法律制裁犯罪的益处——这是秩序展览馆中的生动课程。

    6．这将有助于在社会中扭转关于犯罪的传统话语。怎样才能消除罪犯享有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荣耀？这是18世纪法律制定者们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怎样才能抑制历书、传单和民间故事对重大罪犯的冒险活动的颂扬？如果重新灌输惩罚符码的工作做好了，如果哀悼仪式搞得恰如其分，那么犯罪就只会显得是一种不幸，罪犯也只会显得是一个应该放在社会生活中重新教育的敌人。能够取代那些把罪犯颂扬为英雄的赞美歌的，只有障碍一符号。这种符号通过利害权衡而产生对惩罚的恐惧，从而遏止犯罪**。这种符号将在人们的话语中流传。这种正面机制将充分地在日常语言中运作，而日常语言则不断地用新的理由来加强它。话语将变成法律——普遍重新灌输符码的经常性原则——的载体。民间诗人最终会与那些自称“永恒理性的传教士”联合起来，变成卫道土。“由于头脑中填满了这些恐怖形象和健康观念，每一个公民都会把它们传播给全家人。子女们围在他身旁，出神地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这些故事，他们的年轻头脑将不可磨灭地接受犯罪与惩罚的观念，尊重法律和热爱祖国、尊敬和信赖行政长官的观念。乡野鄙夫也会目睹这些榜样，在茅舍之间加以传播，追求高尚美德的趣味将在这些粗俗的心灵中扎根。那些歹徒会因看到公众其乐融融而灰心丧气，害怕四周都投来敌视的目光，从而放弃即刻便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图谋”（Servan，37）。

    因此，人们应该设想一个惩罚之城。十字路口、公园、正在修缮的道路或桥梁两侧，将会有数以百计的小型惩罚剧场。每一种罪行都有针锋相对的法律，每一个罪犯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惩罚将是公之于众的，具有解释、自我证明和昭示罪行的作用。告示、有标记的各种颜色的帽子、标语、象征物、文字读物等，不断地重复着有关的符码。背景、立体性、视觉效果、逼真图像有时放大了这种场面，使之比真实情况显得更可怕，但也更清晰。从观众的位置看，可能会认为那里有某些残忍的事情，而实际上却没有。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根据一种严格的经济学，不论惩罚是真的还是想像中的那般严酷，它们都应给人们一个教训D，任何一个惩罚都应是一则寓言。此外，在与高尚的楷模直接相对的另一端，人们应每时每刻都能见到邪恶者不幸的活生生场面。看到这些道德“表象”后，小学生会向老师靠拢，成年人会学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那种盛大的公开处决的恐怖仪式逐渐地让位给这种严肃的戏剧——后果的场景丰富多彩，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公众的记忆将会以传闻的形式复制法律的严峻话语。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场面和记叙之上，或许有必要放置针对最恐怖的罪行的惩罚的重要符号，作为刑法大厦的拱顶石。韦梅伊就曾设想了一种高于所有的日常惩罚活动的绝对惩罚场景；这是人们唯一不得不追求无限的惩罚的场合。在新的刑法体系中，这种惩罚相当于旧体系中杀父者所受的惩罚。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被剜掉眼睛，关在一个铁笼中，悬挂在公共广场的高处。他的衣服应被剥光。应该用铁圈套住他的腰，把他锁在铁笼的栏栅上。临死前，只喂给他面包和水。“这样，他将他受严酷的气候之苦，有时他被冰雪蒙面，有时他被烈日烤灼。正是从这种与其说是延长了生之痛苦不如说是延长了死之痛苦的、威力不息的酷刑中，人们将真正认识到，这种恶棍应该饱受自然之苦，他应被判定再也不能仰望他所亵渎的苍天，再也不能生活在他所玷污的大地”（Vermeil，148一149）。这个铁蜘蛛高悬在惩罚之城上空；根据新刑法而受到这折磨的罪犯是找父者。

    在此有一整套形象化的惩罚。马布利说：“应该避免使用同样的惩罚。”统一的刑罚，即仅仅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加以调节的观念，被抛弃了。更准确地说，在这些具体的、可见的和“触目惊心的”刑罚方案中，从来没有把监察作为一般的惩罚形式提出来过。人们想到了监禁，但仅仅把它视为刑罚中的一种。它是对某些罪行——如侵犯了个人自由（如劫持）或滥用自由（如骚乱、暴力行为）——所专设的惩罚。它也被视为执行某些惩罚（如强制劳动）的条件。但是，它并没有以它的时间性作为唯一的调整原则来涵盖整个刑罚领域。相反地，关于刑事监禁的观念受到了许多改革者的公开批判。因为它不能与罪行的特点相对应。因为它不能对公众产生效果。因为它对于社会不但无益，甚至有害：它的开销太大，它使犯人无所事事，它使犯人恶习增多（见《议会档案》，XXVI，712）。因为对这种刑罚的执行很难监督，有可能使囚犯受到看守的任意摆布。因为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对他进行监视，是一种**活动。“你们是在要求让你们中间有怪物存在；而如果这些面目可惜的人存在的话，那么立法者们可能必然会把他们当作凶手看待”（＂ably，sss）。把监禁作为一种方能的刑罚，是与刑罚一效果、刑罚一表象、刑罚一般功能、刑罚一符号与话语这一整套技术格格不入的。监狱是隐匿晦暗的、充满暴力的可疑之地。“这是一个晦暗之处。在这里，公民的眼睛无法清点受刑者，因此，作为做戒的数字也就无处寻觅。…相反，如果能够既不增加罪行的种类而又增加惩罚的做戒作用，那么就能最终使惩罚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实际上，监狱的晦暗性变成了公民挑衅的一个对象。他们很容易猜想，在那里有各种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一个为公众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感激之情，反而继续激起人们的不满，那就肯定有问题”（DufrichedeValaz6，344。345）。

    监禁应该像今天这样涵盖介于死刑和轻微处罚之间的整个惩罚领域，这种观念是当时的改革者还不能很快认识到的。

    问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拘留就成为基本的惩罚形式。在1810年的刑法中，它以各种形式占据了介于死刑和罚款之间的几乎整个惩罚领域。“新法律所接受的刑法体系是什么呢？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监禁。确实如此，可以将刑事法典中所保存的四种主要刑罚做个比较。强制劳动是一种监禁。苦役船是一种露天监狱。对轻罪的拘留、软禁、监禁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同一种惩罚的不同名称”（Remusat，185）。而且，拿破仑帝国立即决定，将法律所规定的这种监禁，按照一种完整的、刑法的、行政的和地域的等级付诸实施。最低级别是监禁于市镇治安所，任何一个治安官均可决定；在县一级，则设拘留所；在省一级，设教养所；在全国，设若干关押长期囚犯或被判一年以上监禁的轻罪犯的中央监狱；在几个港口，设苦役船。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它的各种级别将严格地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各种级别相吻合。断头台（在那里，受刑的罪犯的**听凭通过仪式表现出来的君主的力量摆布），惩罚剧场（在那里，惩罚的表象能长久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被一种庞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所取代，而这种结构则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之中。一种全然不同的实体，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除了个别例外的时刻，法国的监狱里总是关押着四十万到四十三万名囚徒（大约平均600名居民中就有1名囚犯）。这种高墙不再是保护性的围墙，不再是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高墙，而是被仔细地打上封印记号的，无懈可击，无缝可钻的高墙，是由当时相当神秘的惩罚工程所封闭起来的。它将变成处于19世纪城市边缘甚至中心的、惩罚权力的单一形象。这种形象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性的。早在执政府时期——，内政部长就曾授命调查研究已经发挥作用并能用于不同市镇的各种‘王全场所”。几年后，为了修建这些维护新的社会秩序的新城堡，使之符合它们所体现和维护的权力，拨出和分配了大笔钱财。而拿破仑帝国实际上把它们用于另一种战争（见Decaies）。在整个18世纪，一直在修建它们，其方式不那么招摇，但却更坚定持久。

    总之，在二十年间，制宪议会明确阐述的原则——即刑罚应是特定的、适当和有效的，应在每一次实施后都对一切人有所教益——转变成除必须以死刑制裁的罪行外应用于一切违法行为的拘留的准则。18世纪所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公众的心灵产生重大影响的惩罚剧场，被这种庞大统一的监狱机器所取代。由巨大的监狱建筑所组成的网络很快就遍布法国和欧洲。但是，对于这种魔术来说，20年的时间或许太长了。可能会有人说，这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对此，人们只需看一看勒·佩尔蒂埃提交给制宪议会的刑法草案。该法案一开始就阐述了其原则，即需要建立‘犯罪性质与惩罚性质之间的严格联系”：使用暴力的罪犯应受皮肉之苦，游惰者应服苦役，灵魂堕落者应受到羞辱。然而，法案所提出的严厉刑罚实际上是三种拘留形式：首先是“黑字”，在这种形式中，监禁的刑罚是通过各种措施来加重的（单独监禁、剥夺光明、限制食物）；其次是“管制”，在这种形式中上述辅助措施逐渐减轻，最后是单纯的监禁。人们原来郑重其事地指望着的多样性刑罚，最后被化简为这种单调的统一的刑罚。实际上，由于没有建立犯罪与惩罚之间的自然联系，而是采纳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方案，当时就有一些代表表示惊讶：“这样，如果我背叛了祖国，我将被送进监狱，如果我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将被送进监狱。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罪行都用同一种方法来惩罚。人们会看到一个医生用同样的方法来医治所有的疾病”（Chabroud）。

    这种急通的变化并不仅限于法国。在其他国家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种情况。在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惩罚）｝的论著发表后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11）“就对授权草拟“新法典”的委员会做了指示。当时，贝卡里亚关于刑罚应具有特定性和多样性的教导尚未被遗忘。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指示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教导：“当刑法根据每一种罪行的特殊性质规定不同的刑罚时，公民自由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专横都销声匿迹了。刑罚不会受制于立法者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取决于事物的性质。侵犯人的不再是人，而是人自己的行为”（第67条）。几年后，贝卡里亚的一般原则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