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夏、商、周三代，中国乃一贵族封建社会，然其时已有士。如夏代之传说，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筑畎亩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详已不可考。其为后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则事无可疑。下及周室东迁，春秋时代，为士者益得势。其事散见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所记载，典籍具在，可资详述。然中国社会之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孔门有四科，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言语、政事，即仕进后所有事。而言语尤先于政事。因政事仅行于国内，言语则用之国际外交，其事已超乎国而达于天下。故言语之为用，则犹在政事之上。文学则未及见用，而致力于典籍文章，上述古代，下传后世。文章之所在，亦即道。而三者之上，又以德行为之首。苟非有此德行，将不得谓之人，而又何三者之足云。孔门又有先进后进之别。孔子早期传道，登其门者为先进，其时则皆有志用世，而于文学则有所不遑详究者。孔子晚年传道，登其门者为后进，时孔子已衰老，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之叹。故来学者，多致力于文章典籍，求道、讲道、明道、传道之心为切，而用道、行道之志则较缓。孔子则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行道用世之心，固虽老而犹存。
四科中最先一科为德行。德行中最先一人为颜渊。颜渊之自述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我之文，即四科中文学之文，为求道、讲道、明道所资。约我以礼之礼，则以用世行道者。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
在德行一科中，尚有闵子赛、冉伯牛、仲弓。孔子何以独称颜渊？或此三人，舍之则藏有其德，而用之则行则不能有如颜渊之才。或以此三人皆早死，故孔子独称颜渊。要之，藏则较易，行则更难。君子不器，而仍贵其能为一大器，其义在此。则不当不辨。
孔子之卒，孔门弟子普遍蒙受各方之重视，然而无一人获得上层政治之大用。其再传弟子以下，如子思、孟子、荀卿，皆获大名，但亦无一人受上层政治之重用。儒家以下，诸子并兴，继孔子而起者为墨翟。主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然墨翟亦未受列国政治上层之重用。墨子曾多方介绍其弟子进入仕途，然自禽滑厘以下，墨家弟子亦终无获重用者。墨家有钜子组织，如孟胜亦钜子，为各国墨徒之领袖。其仕楚，仅为一家臣，并以三百人之众死于任上。继墨翟有杨朱，主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其在政治上不受大用，亦无弟子传名于世。其次有道家，庄周仅为宋国一漆园吏。楚国聘为相，庄周辞之，谓宁为泥中曳尾之龟，不愿藏骨于宗庙。则其意偏向于舍之则藏，而无意于用之则行之一途。老子继起，仅求为圣王，则又谁欤用之？著书五千言，亦无一知名弟子闻于世。
其他如名家，首起惠施，与庄周为友，曾相梁惠王，政绩无闻。是亦未见大用。阴阳家首起邹衍，备受列国尊礼，同亦未见大用。齐威、宣、湣诸代，设有稷下先生之位，享诸子以厚禄，许以自由授徒讲学。先进达七十人之多，著书立说，擅盛名者不少，卒亦未见获政治上之重用。惟纵横一家，独获重用于世。然孟子曰：“公孙衍张仪，妾妇之道也。”后世亦不再以纵横家流列入先秦诸子学术之林。
其他如战国早期，商鞅用于秦，吴起用于楚。申不害用于韩，而商鞍、吴起终皆不得其死。申不害乃韩之诸公子，亦与士流有别。其次如范睢用于秦，经蔡泽之献议，终亦让位，荐蔡泽而自退。然蔡泽则未闻有功绩。乐毅用于燕，建大功，终被谗间，逃亡于赵，幸以身免。如虞卿于赵，亦尝被用，未获显赫，退而著书。吕不韦用于秦，广招宾客著书，自张声气，而终遭斥罚。韩非入秦，亦遭谗下狱而死。在战国九流中有法家，实则当时之士，聚徒讲学，绝未有专为一国一君一政府之统治权营谋打算，而得成一家派者。法家之名，当起于韩非之后。而韩非亦韩之诸公子，虽列荀卿之门，亦与一般士流有别。
由上言之，战国虽称为士势力之骤张时期，而诸子之聚徒讲学，自成一家，如儒、如墨、如道、如名、如阴阳、如农家之许行，凡属开山宗师，及其继承人物，在当时学术上有大名望大表现者，均不曾在政治上获大用。其获用于上层政治者，在学术上仅属第三四流以下之人物。而亦鲜得安于位。不致身死，已属大幸。然则所谓士之一流，其在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影响上之特有意义与价值究何在？
明白言之，中国士流之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即如许行，亲操耒耜，耕于田亩，而陈相之徒聚而从之。士之亲其师，尊其师，有过于其君。此不仅孔子、墨翟为然，下至如许行亦何莫不然。故在中国社会上，最受尊亲者，乃师而非君。乃在野之士，而非在朝之卿相。战国之时，仅七雄为大国，分别统治了整个全中国。而为之士为之师者，乃为当时全中国人所向往所仰慕。为君者又乌得与之比？乃使政治上层，亦不得不俯心下气。以尊贤而礼士。如颜斶见齐宣王，明告以士贵王不贵，而宣王亦无如之何。又如秦昭王见范睢，乃至长跪以乞言。当年七雄中，齐宣王秦昭王岂不更巍然为之魁首，而其尊贤下士有如此。如颜斶，如范睢，岂诚为当时一大贤上士？而齐、秦之君尊礼之如此。其最大之意义与价值，则在政治上层不敢自居为最尊最贵之地位，而自知尚有当尊当贵之过于彼者，其人不在远，即在其所统治之社会下层。姑举一例，如秦兵围赵，赵国存亡在即，不得不屈意帝秦，求获苟全。时鲁仲连在围城中，乃独抗议反对，谓苟帝秦，则仲连惟有蹈东海而死。以一白衣穷途之士，蹈海而死，于天下大事，国家兴亡，何足轻重。而帝秦之议，竟以作罢。此等事因其千古传颂，后人视若固常，不复厝怀。而于其对文化传统历史影响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今人乃不复存怀。此岂非一大可惋惜之事乎？
鲁仲连义不帝秦，虽声光扬于天下，但仲连身后，秦终为帝，而仲连生前之声光意气则依然尚在。故秦一天下，李斯首为之相。李斯乃楚国一小吏，著籍荀卿门下，则亦俨然一士。商汤一天下，伊尹为相。周武王一天下，周公旦为相。秦始皇帝继汤武一天下，而李斯为之－相，则斯亦继伊周如鼎足之三矣。秦博士议秦政，始皇帝不轻自决断，下其议于丞相斯。斯主废封建非不是。然焚书之令起于斯，后世人鄙之，不齿于人数。不知斯之在当时，固亦以士之身份而见大用。
汉初无士，惟叔孙通曾为秦博士，与其弟子为汉制朝仪。然后世人亦耻之，不列为士数。同时如商山四皓，朝廷不能聘，太子罗致之。高祖于太子身傍见四皓，遂罢废立意，太子终得承位，是为汉惠帝。是汉之为汉，此下两百几十年之天下，四皓与有力焉。士之影响政治，见功于世，其例有如此。
汉初真得称士者有贾谊，年二十余，上《治安策》，名震朝廷。文帝召见，欲加大用。绛灌之徒群沮之，放为长沙王太传。归蒙召见，语至夜半。文帝屡前移其坐席，并谓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再见，乃知仍不及也。然贾生终继为梁王太傅，仍不获大用于朝。梁王出猎，坠马死，贾生以未尽师道，愧恨而卒。然汉自文、景以下诸大政，多出贾生原议。贾生之有功于汉，更胜四皓甚远。
继贾生而起者有董仲舒。汉武帝尊五经，黜百家，皆由仲舒对策发之。此不仅汉之为汉，即此下两千年中国之为中国，仲舒当时之对策有大影响大作用。而仲舒亦终未大用于当朝。公孙弘乃自东海牧家，超用为汉相。未能正学以言，而曲学以阿世，与仲舒有别。然则在中国，真为士，即不得大用。获大用者，或多非真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又为其显例。
东汉光武帝，以王莽时代一太学生，起兵平天下。一时同学之士，驰驱戎马间，策奇勋，列朝廷高位者何限。故中国史上，以士人得天下，建立一士人政府，则其事起于东汉。而同时一同学严光，独隐避不出。光武为太学生时，素重之。既得天下，屡念不置。遍访之全国，得于钱塘江一钓滩上。护送至京，晤谈之余，又同床而寝。然严光卒辞归，以不仕终其生。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不仕无义。”严光当非一庸才，但亦非庄周道家之徒。否则亦不出游太学，亦不为光武及其他诸同学所推敬。窃意严光心中，亦并非傲视群伦，鄙夷光武与其在朝廷诸同学，谓绝不堪同流合污，有损于一己之为人。但其当王莽之乱，既以隐身垂钓严陵滩上，一旦诸同学出，使天下复归于平治。出诸人，亦如出诸己。人尽其劳，己亦同享其成，岂不转增其内惭。我行我素，仍以渔钓终年，斯于己亦何所亏憾。窥光当时之存心，亦仅如此而已。然而严光其人其事，其影响于后世之士风，则至高至大，至深至厚，有非严光当年之所意料者。一则当兴王之朝，以帝王至密之友，而有不可宠而安者。二则一江湖钓徒，其尊其贵，乃在一开国帝王卿相之上。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不仅当代，乃至易世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本有不可犯。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孔子欲居九夷，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虽至圣如孔子，亦无奈于世之乱。然而孔子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三国之乱，甚于春秋之末，而管宁则孔子所谓之后生可畏矣。举世之乱，而有一士之屹立。后人欲效诸葛，则难得有如刘先主之三顾于草庐。然欲为管宁，则可无待于外。司马迁作《史记》，创列传体，后世奉为正史之首。而七十列传，首之以伯夷，亦不用于世者。司马迁以言李陵事获罪，以宫刑免死。虽为武帝内朝中书，然不复有意于政事。非有求于当世，乃求表于后人。其《报任少卿书》，畅言之。管宁则能自表显于文字著作之外。司马迁亦已陷身于政界，不如管宁之萧然事外，仍不失为一社会人物之易于自成其志，自完其身，不饿死而与伯夷相抗衡。然以周武圣朝，可以容首阳山下有伯夷叔齐。以曹操之一世奸雄，亦可容其治下有如管宁之汲井而躬耕，敦聘而不赴。斯亦见中国政治，亦自有其不可及者。即此一端，亦足为例矣。
两晋以下，先有五胡之乱，继有南北朝之对峙。较之两汉远逊。然而群士兴起，则视前亦无愧。姑举一人，曰陶潜。耻为五斗米折腰，赋《归去来辞》，抚孤松以盘桓。其于当时之政事，可谓无所贡献。然其诗，则脍炙人口，愈后愈普及，愈陈旧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