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最后一次对美官方访问发表演说（

    2002年9月19日

    于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

    我对十三年前那场音乐会记忆犹新——1990年2月，纽约为欢迎我作为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举办的音乐会。当然，那样的荣耀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而是通过我，向所有运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统治我们国家恶性政权的同胞们致敬，也是对所有在我之前或者与我一道以非暴力的途径推翻恶性政权的人们致敬。这个世界上许多热爱自由的人们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所预示的希望，那是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集会也是同样热烈和深刻的，并十分自然地把我带到这样地问题面前——在差不多十三年内我本人是否有所改变，这难于理解的漫长的总统生涯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我生活于其中的喧哗年代的无数经验又是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我。

    于是我发现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尽管预期中经验的财富应该带给我更多的自我把握、自信和处世精道，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内，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没有把握和更加谦卑。你们也许难以相信，但是我的确日复一日地感到怯场，越来越担心我是否胜任工作，或者会不会把事情弄糟。写演讲词越来越难了，每一次去写，我都比以往担心这将无可救药地一次次重复自己。而越来越多地，我担心自己会可悲地失掉预见性，担心缺乏工作能力，担心尽管出于好心但还是酿成了更大地错误，乃至我不再受到信任和失去我该做的事情的正当性。

    而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总统，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见面或与其他重要人物见面，上电视或发表演讲，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许多次，在一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恐惧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个值得欢迎的大好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了机遇和伤害了一个良好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似乎越来越犹豫不决，对我自己亦是如此。我的敌人越多，我的头脑就越是站在他们那边，于是我便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

    我怎么来解释我性格中这种完全是不大可能的发展呢？

    也许当我不再是总统，即明年二月份我卸任，当我有时间从所有这一切中抽身而出，与政治保持距离，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开始写作政治演说之外的东西，我（才）会更深地思考这件事情。

    而现在，且让我就上述状况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当我越年长和成熟，越富有经验和理性，我渐渐完整地意识到我的责任的份量，和不同的加诸于我所接受的位置上的义务。另一方面，我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内都越来越不再问我什么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希望达到什么、我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我什么是我实际上达到的，我的意图中实现了哪些，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留下什么，我希望身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经使我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政权并为此入狱的那种精神性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目前令我怀疑对我自己工作的价值，也怀疑我曾经支持过或影响过的那些人工作的价值。

    在过去，每当我接受荣誉学位，并听着这些场合的赞美词时，我常常笑话自己是如何不小心成了一个神话世界中的英雄，一个因善之名以头部撞击一座由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变成国王，接着英明地统治了许多年。我并不想看轻这些场合，并深深看重我的所有博士学位，在接受它们时，我也总是很感动。

    然而，我提到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