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年幼时曾经在乡村住过一段时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种经验：我沿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此时，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对头，感到人们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生态学这样一种科学，即使有，我对此也毫不知情。但对于“污染天空”这种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来，人们这样做是对某些东西犯罪，他们破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任意地搅乱自然秩序，这样的举动不能不受到惩罚。当然，我的厌恶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有害的释放终有一天会破坏森林、灭绝野生动物和危及人们的健康。

    假如一个中世纪的人外出狩猎，他突然发现地平线上有像大烟囱般的东西。他或许以为这是魔鬼所为，或许会跪下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无事。

    究竟什么是中世纪的农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间共同点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东西。小男孩和农夫比大多数现代成年人都更为热切地植根于哲学家们所说的“本来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们还没有从其真实的个人经验中异化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穿行于天空，然后在西边落山；在那里这样一些概念诸如“在家中”与“在他乡”、善与恶、美与丑、近与远、责任与权利，仍然有着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义。小男孩和农夫们仍然植根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知道区分什么是为我们熟悉亲近，并合情合理地作为关注对象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东西在它们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们应该对此谦卑地弯下腰来。我们的“我”从一开始就信任这个世界，视之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生动活泼的经验的世界，一个还没有变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们的爱、恨、尊敬、轻蔑、传统、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产生的未经反省的丰富的含义等，都与之密切相关。这是使得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让、不可涂抹的领域，于其中、并通过它和为了它，我们因而得以发问，产生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的去谈论、关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将它的内在统一性归因于某种“前思辩”的假设，假设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运行，是因为存在着超出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存在超出或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它赋予这个世界以坚实的基础，带来了秩序和尺度，并成为世间所有法则的习俗、戒规、禁令、标准的隐秘来源。

    “本来的世界”，出于其自身的存在，内在地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这个绝对安置、界定、激励和引导万事万物的，没有它便是难以想像的，对此我们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试图摒弃绝对、试图控制它、用别的东西去取代它，在“本来的世界”这个框架中，都显得狂妄自大，为这种狂妄自大的人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烟囱并非仅仅是不去顾及“生态因素”的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观，如果是那样，人们可以通过加装合适的过滤器便可纠正过来。对我来说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它象征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试图越过“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规定，将其弄成仅仅私人的兴趣，主观爱好，仅仅是个别人的幻想偏见及异想天开。它象征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个人陷入失去联系的隔绝状态，包括与神秘的东西及绝对之间的联系，取消作为这个世界之尺度的个人经验到的绝对，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观“奇想”的非个人、非人类的东西，它被称之为客观的绝对，即对于世界的科学模式的客观和理性的认同。

    现代科学，以其所建立的关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冲垮了“本来的世界”的种种界限，将这个世界仅仅视为偏见的牢狱，而我们则必定要冲破这个牢笼去追求客观的经过证实的真理之光，对它来说“本来的世界”无异于我们落后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幸残余，是他们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这种眼光来看，它视我们“本来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内在的基石仅仅为虚构而加以抹杀，它杀死了上帝放上一个真空的王位，从此将科学作为唯一合法的监护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说到底，只有科学能凌驾于所有个人的主观真理之上，并代之以一种居于高位的、超主观、超个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观和普遍的。

    尽管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这样的东西，像所有人类作品一样，也在我们的“本来的世界”中发展出来，但现在它们却系统地背弃了这个本来的世界，否定它，诽谤它——当然，同时仍在开掘它。一个现代人，其“本来的世界”已被科学和技术彻底征服，只是在当呛人的气味弥漫于他的房间，才会对烟囱冒烟发出抗议。而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发出形而上的抗议，因为他知道拥有该烟囱的工厂生产着他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技术时代的人，他可以考虑仅仅在技术的限度之内作些补救，比如说在烟囱上安一个净化装置。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提倡人们取消烟囱，禁止科学或笼统地返回中世纪。何况，绝非偶然的，现代科学某些最深奥的发现表明，客观性的神话有着极大的争议性，经过一个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将我们带回到人类主体和他的世界。我无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轮廓之内，考虑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机的根源。并且尽管反省将首先从政治开始而不是生态方面的，但也许我更宁愿以一个生态方面的例子来阐明我的出发点。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基本组成是家庭农场。在捷克文中，用来表达它是一个更古老的词——“grunt”，这个词具有其词源学上的意义。它来自德文“grund”，实际意味着土地或基础，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学上的色彩。作为“基础”一词的口语同义词，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和“前思辩”的那种既有的确凿和可信。当然，家庭农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难以平息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家庭农场适得其所，受到世代农民的检验，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所体认。同时，在家庭农场所属的全部事物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达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边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农民把它当做系统研究的课题，然而，它却构成了一个通常说来令人满意的经济的生态系统，于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意义的联系，以此保证了农场的稳定性和农民收成的稳定。不同于今天的“大型农场”，传统的家庭农场是生机勃勃和自给自足的。尽管它也受制于常见的自然灾害，但这不是它的过错——恶劣的天气、牲畜瘟疫、战争和其他巨大灾难是在农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当然，现代化和社会科学拥有改善农业、提高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消灭最恶劣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千种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些，包括现代化，要在一种相当的谦卑引导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从中产生的适度性，这种适度内在于个人经验和责任中的“本来的世界”。现代化不应该由服务于“科学世界观”的新型农学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个人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妄自尊大、骄横、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集体化”。30年前，它像一阵旋风一样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个角落。作为其后果，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里遭受蹂躏，他们被奉献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学乌托邦的祭坛上。另一方面，是社会冲突和劳动强度的减少减轻，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还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于，当旋风把家庭农场从地球表面扫荡殆尽之后的30年，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类每一次激进地、一劳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图取消曾经谦卑地尊敬的“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谨慎的个人知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将会为试图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样也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些已经发生了。随着村篱和森林被砍伐，野鸟绝迹，农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虫的天然屏障。大量统一管理的农田每天无可避免地流失数百万立方米的表层土壤，而它们是经历了数世纪才积聚而成；化肥和农药已经灾难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产品、土地及水。重型机器经年不息地压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气不能流通导致贫瘠；巨型乳牛场的母牛因患神经机能症不能产奶，同时农业甚至更多地从工业那里吮吸机器制造、人工肥料，在一个地区分工专业化时代增加运输费用等等。简言之，情况可怕而没有人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将会有着怎样令人震惊的变化。

    这是一个悖论：在科学技术的年代人们相信自己可能改变生活，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和探索自然的复杂性及其运作规律。但到最后，这些规律显然悲剧性地揭示了人们的失误，并使人们受挫。人们认为他们能解释和征服自然；但结果却摧毁了它，剥夺了自己继承自然的权利。“脱离自然”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呢？归根结底，科学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身体不过是数百万有机微体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响，它们一道构成了覆盖于我们地球的那个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圈”。

    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而是科学时代人们狂妄自大的错，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人们取消了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联系的绝对地平线，否定了他生活着的世界中他个人的“前客观”的经验，同时把个人经验和良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纯粹是个人私事。人们视他的责任为一种“主观幻觉”，而代之以现在已证明是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那种：剥夺了所有具体人类生活内容的有关客观性的杜撰，一种所谓的对于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种假设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图式。所有这些幻想的极致是，人们可以构想一个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的“普遍的福利社会”，仅仅需要试验机构和工业及官僚主义的工厂便可以将其转变为现实。数以百万的人们被奉献于这个幻觉之前，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他偶然置身于这个铁栏之外，并被猛然扔回他的“本来的世界”。归根结底，这种想像中的移情现象，应该归结于被取消的个人所产生的偏见，这样的个人不得不从属于科学、客观性、历史必然性、技术、制度和政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非个人的东西，它们当然不会出错。它们是抽象的、无人身的、功利主义的，因而甚至是天生“无辜”的。

    至于未来，如果说永恒的前景还没有彻底被驱逐到童话世界，但却被锁进浴室，那么，还有谁作为个人去关心它，甚至为它担忧？如果一个当代的科学家虑及两百年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时，基本上是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不可能去关心当下他所研究的有关跳蚤的问题新陈代谢、脉冲的放射信号或地球的天然气储存将来会怎样。而一个现代政治家呢？他绝对没有理由要关心这些，尤其是这会影响到他在竞争中的机会，只要他生活在一个有竞选的国家。

    二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权力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减缩至仅仅是一种操纵技术的过程，有着1000种面具、变种和表现形式。有时它是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有时它是完全公开的；有时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时却又是残忍而直接。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它是所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

    统治者和领袖，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中曾经有过个人面貌和个人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其自身的善或恶的行为负起责任，不管他们是建立在世袭传统、还是人民的意志或战争胜利及阴谋诡计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他们被经理、官僚、党政干部（专业的统治者、操纵者）和种种擅长管理、操纵和惑人技巧的专家所取代，他们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这个专业的统治者是“无辜”的匿名权力的“无辜”工具，其合法性来自科学、控制论、意识形态、法律、抽象性和客观性，总之，来自对于作为个人和邻人的责任以外的东西。

    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来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变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残余，失去了全部绝对的意义；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权力成了“先验的”和“无辜”的，因为它并不从一个“有罪”和“无辜”仍然有其意义的世界中生长出来。

    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表达。像别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个人化的权力及其对人类良心、人类语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欧洲之外传统即有关帝国的“宇宙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帝国，将其当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类不过是其财产）。但是正如极权主义制度清楚表明的，这并非意味着现代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一件欧洲以外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一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的西欧，今日正面对着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对它从前输出现在又回溯的扩张主义是抵制还是认可，这种当代的两难处境说明了这一点。由来自欧洲的精神和技术潜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着欧洲，那么欧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参与这样完全不道德游戏的代价，来表明其要捍卫已失去的价值的决心？抑或欧洲应该退让，从而显示出对于地球命运的责任感，并通过这种责任感的神奇力量，来影响这个世界其余部分？就西欧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误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我们加以忽视，欧洲文明将不会致力于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欧洲自身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它很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为一种地域性的试图建立普遍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视其为某种邪恶的人拥有的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在同样的理性主义传统中，这回是在马基雅维里将政治视作权力技术的概念中，人们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纯粹是来自扩张主义邻国的一种外部威胁，可以通过适当的示威，便可以将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浓烟滚滚的烟囱和解的人，因为尽管那儿又脏又难闻，但它最终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必需物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艺学的范围便可以消除，如装上一个过滤器之类的净化装置。然而现实情形呢，我相信将不幸地更加严重。污染天空的烟囱不仅仅是可以修补的技术上的失误，或为更加美好的消费主义明天所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种文明抛弃了绝对，无视“本来的世界”，蔑视其命令。并且，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远比西方理性主义愿意接受的要严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们是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镜，是理性主义自身深层趋向得到奇特夸张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产物。它们是对理性主义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启示的反映。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危险的邻国，也不是某种世界进步的先驱；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驱”，这种危机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欧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们是西方世界的未来科学研究一个可能的话题，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将要侵袭和征服全世界，比这更为深刻人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勾勒出的别洛赫拉德斯基“非个人化的末世学”的后果。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