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时听到某个人灾难性的消息，告诫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同他人吵架，没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们喝得太多；移居国外（当他们在国外时，只是制造更大的丑闻），仅仅关心他们自己，去弄不属于他们的钱，而更广为人知的是仅仅猎取名声而无视其他人，等等，诸如此类。我知道从两三个表面的偶然事件中得出普遍的结论是多么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关注的现象在整体上是如此复杂多变，如此弥漫混乱和无法理解。我现在不想写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或类似的消息还没有把握——它们是否令我担心——我还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等我出狱后我将自己来看，或许事情并不那么坏；或许它们甚至更坏。而现在，我只是担心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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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选择采取一定的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种意义，这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到达一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是他的行为和他的独一无二性；这是一种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为，是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存在。从一定的立场出发，这是一种自足的行为，尤其是独立于环境中的变化和趋势，独立于被称作普遍的状况，而不管它在某个时刻将如何出现。如果这样一种立场是正确的和深刻的，那么任何外在的状况和环境都将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改变他的选择（至多，仅仅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看上去他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看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

    这本质上是一种狂热盲从的态度。由于不能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异化，狂热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与之结为一体。但是，一旦出现某种迹象，不能满足他关于必须是什么的幻想，他开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很快，他变得意欲去做多年来他曾经猛烈（从根本上，他是一个狂热者）抨击的那些：他开始关心他自己，移居国外并适应一切。

    这样一种人是不幸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同时又始终失望，他只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甚至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者就足以将他推入悲观主义的深渊，他可以非常轻易、非常快、非常热烈和没有一点内在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同时激烈地抱怨那些没有投入这项事业的每个人），但是当事情变糟的瞬间，他同样有能力对这项事业感到厌恶，屈服于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直到他重新发现——毋宁说是直到另外有人发现——某种新的他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责任再一次推诿给它。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认同。

    换句话说，甚至每个人都出国，每个人都放弃，每个人都屈于“在世界中的在”，这也不是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个人不是出于做其他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采取某个立场，因此，他也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的那种可怜的理由而放弃。

    当每件事开展得挺顺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为了他的理想都很坚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终宽容、互相热爱，我们当然很高兴；而一旦反过来，我们便意气消沉。然而，不管怎样，这种高兴和沮丧，都不能被允许触及事情的核心，即那道路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它。

    于是回到我们开始所说的事来：对我来说，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这些消息的头脑状态，而不是其所揭示的客观状态，它们暴露了这种人无力依赖于他们自身，暴露了他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这种需要导致了对于同盟者的不幸依赖，其中包括他仅仅寻求拯救的人，到他整个献身的人。而伴随着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动崩坍。同时，依我看来，我怀疑这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如果它定要出现——将微妙地出现在所有外在状态的报道之前，并对外在状态产生一种影响，直至最终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