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俄国的）身体状况，全靠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即绝不容许任何地下权力的市场存在（就好像一度曾发生于教会的情况一般）。要是一旦欧洲那种金钱与权利相结合的现象也渗透进了俄国，那么败亡的恐怕不是国家，甚至也不是党，而是**本身了。

    ——德国哲学家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单单靠一个官方党纲，再也不能指导行动方针。不止一种的意识思想，各种混合的想法与参考架构，如今一起并存。不但在社会上如此，甚至在党里，在领导阶层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辞令以外，一个教条式的“马列主义”，再不能适应这个政权的真正需要了。

    ——卢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邓小平文选》第2卷）

    1

    70年代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忧心其在经济上相当不如人的落后状态。不论别的原因，单看紧邻它的日本，竟然是一个最为辉煌灿烂的资本主义成功范例，就令它着急不已。中国的**，事实上绝不只能看作苏联**的一个分支，而它作为苏联卫星集团一员的色彩更浅。即以一点来论，中国的人口便远比苏联为多，事实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多。中国的实际人数也许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计，地球上每五个人里，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国（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也有大量的华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两千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岁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反之，在所有其他由**政权获胜执政的国家中，除了极其少的例外，由苏联开始，都是自认为文化边区，相比于先进文明中心显然落后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苏联为什么极声尖叫，一再强调自己不必依赖西方的知识科技，大力坚持自力研制从电话到飞机所有先进的创新发明，就是它自认不如的心态的明显流露。

    但是中国可不这样想。它认为——相当正确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系统，是其他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对日本尤其恩深泽重。像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论由集体角度看，或从个人地位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无半点知识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觉。而中国周围的邻近国家，也没有一国能对它造成丝毫的威胁；再加上中国发明了火药，更可高枕无忧，轻而易举将犯境的野蛮人拒之边外。于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更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这种心态，曾使得它在面对西方帝国的扩张时，一时措手不及。19世纪时，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变得再也明显不过——因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现为军事上的不如人。但是这种落后现象，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因此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中国**，因此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希望这个字眼不致有反答为问的嫌疑。点燃**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国人民极端的贫困受压。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国主义租界（有时并有不失现代的工业）里的劳工群众（上海、广州、香港），其后则有占中国90％人口的小农加入。中国农民的状况，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惨，后者的平均消费是前者的两倍半还有余。中国之贫穷，西方读者难以想象。在**取得政权时（根据1952年的数据），中国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粮食得以糊口，每年也仅有不到一公斤的茶叶可享用。至于他或她的足下，则每约五年才有一双新鞋上脚（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 31，15．2，15．5）。

    中国**的国家性格，是通过上层与中层知识分子的血脉流送，他们为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提供了大多数的领导人才。而它的国家性格，同样也透过中国民众普遍感受的心情传播。中国人民认为，那一批批野蛮的洋鬼子，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外国势力，中国都受过它们攻击，曾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瓜分，受到它们剥削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便已经掀起过数次带有传统意识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如1900年的义和团。而**的抗日，无疑是**翻身的关键时刻，使它由一个被看作是业已溃败的社会乱源（即这个党30年代所处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和代表。**同时呼吁对中国的穷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自然使得它对国家民族进行解放复兴的政治目标，在以农村为主的大众眼里更为可信。

    因此在这一点上，**比它的对手占有优势。1911年帝国覆灭后的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早期的）国民党，打算在这满地残破上重建一个强大单一的共和新中国，一时之间，两党的短期目标似无不同之处。双方的政治基础，都在南方中国较先进的几处大城市（共和国便定都其中之一）；双方的领导阶层，也都由颇为类似的知识精英组成——不过一方较亲企业，另一方则贴近农工大众——比方说，两边都拥有同样比例的传统地主与士绅阶级出身的男子，即帝国中华的精英分子，不过**内，西式教育程度较高者似乎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双方发起运动之始，也都出于本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罗斯的教导及支持——当时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携手的路线之故。**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国家运动，到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更加入共和国，将其势力延展至北方中国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完成全面控制，虽然他在1927年与俄国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乡间，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自然有损害作用。1934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战术的**，在**困守延安年间，跃居而成它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本身的跃进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放弃了当时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当然不是**的对手。蒋介石始终不会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带领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般，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部队，更无**部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部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正如同**本人也深谙此道——同时也可以“出财富”的家伙。落在都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大的地面——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军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华，国民党部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主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在此同时，**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于1949年全面接收中国，帝制王朝结束之后40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党纲的经验，**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帝国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赠礼。

    然而，**中国绝非只是旧有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请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16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国家；而**，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1949－1956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一阵相当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5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1956年起，**与苏联的交情迅速恶化，1960年两大**政权终告决裂，于是莫斯科尽撤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受难的十字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5－1957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20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毛本人。他的政策，在**党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的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白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自己，就是其中最佳的代言人。中国**与俄共不同，它们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思想，等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 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始终未曾出过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中国本土制造。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思想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思想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思想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决心的角色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声掀起一阵热情**，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末来，**必将“立即”全面实行。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加倍——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比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道道地地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这六项供应是：粮食、医药、教育、丧葬、理发和电影。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十年文化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十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然而毛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模式，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在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债，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式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统治的20年间，搀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median）以上，并高于美洲14国、非洲38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jodice，Table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为1982年的68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1949年到**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5亿左右增长为9．5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类的供应也比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2500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死去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6倍——即高达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还不及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1987年，20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Statistics，p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凡。对于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不过在国际舞台之上，中国自革命以来显然大为落后，尤其与非**的邻国相比，表现更见不如。它的国民平均经济增长率，虽然在**统治期间颇为出色（1960-1975年），可是比起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这几个**当局必然密切注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显然相形失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固然庞大，却只与加拿大的总值相当，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rdice，Table

    3．5，3．6）。总之，50年代中期以来，在伟大舵手带领下的这趟迂回之旅，险象环生，之所以尚能持续进行，是因为毛于1965年在军队撑腰之下，发动了一场刚一开始是由学生领头的无政府“红卫兵”运动，借以对抗已经在默默跟他唱反调的党中央领导人士，并用以对付所有知识分子。这就是陷中国于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后，毛必须征召军队入场，方能收拾残局，重新恢复秩序。同时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稍做屈服，将党的控制力做某种程度的恢复。毛本人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了毛的**主义，便缺乏实质支持。于是1976年即伟大的领袖去世后不久，由其遗孀**领头的“四人帮”便几乎即刻被捕。紧接着邓小平率领的实用主义路线，便马上上场了。

    2

    邓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毛病。只见苏维埃式的经济动力渐缓，所有可以计算的重要增长数字，也随着1970年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逐期降低：国民生产总额、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实际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没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苏联经济毕竟露出疲态，宛如牛步进行。更有甚者，苏联不但没变成世界贸易里的工业巨人，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输出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及其产品为大宗；到了1985年，却转以能源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气）。反之，它如今的进口货物中，几乎有60％为机械及金属类等，以及工业消费产品（SSSR，1987pp．15－17，32－33）。换言之，苏联的地位已经宛如专事生产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他较先进的工业经济提供能源——事实上，后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国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主。而后两国的工业，也可以依赖苏联无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场供应，无须从事重大改进以补自身不足。

    事实上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如死亡率也停止缩减，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人民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体系瓦解前的20年内几乎毫无变化——事实上还时有下降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重深思的问题，因为同时间在其他多数国家里面，平均预期寿命却在延长（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古巴，以及一些可以获得数据的亚洲**国家，此时都在增长之中）。1969年时，奥地利、芬兰、波兰三国人民，平均可享同样寿数（70．1岁）；但是到了1989年，波兰的预期寿命却比奥芬两国少了4年。也许这表示活着的人比较健康——如人口学家即如此认为——但是那也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继续救活的病人，换到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Riley

    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苏联在内，对此趋势都不免忧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 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时，另有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反映出苏联制度的日趋衰败，即“特权阶级”（nomenk

    latura）一词的出现（此名似乎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传达西方）。直到那时为止，**的干部——即列宁国家的统治系统骨干——在国外一向为人敬重，并享有几分不情愿的艳羡之情。虽然其手下败将的本国反对派，如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曾指出这支队伍也颇有官僚腐化的潜在危险。不过在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却认为**向全球挺进的秘密法宝正在其中，在**严密的组织系统，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别歧见、无私无我的干部队伍，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路线”（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

    Duverger，1927）。

    但在另一方面，“特权阶级”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中出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自私自利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的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这实在是历史的最大讽刺。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国家如西德、日本，更是一路冲刺毫无半点踉跄。相比之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得面对本身日益棘手的制度问题，同时还得应付外面那个问题丛生且不断在变化的世界；它们自己，则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个中情况，也许可以用国际石油危机的暧昧例子解释。一场危机，改变了1973年后的世界能源市场，论其影响，因正反两面俱在，因此极为暧昧。在全球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力之下，当时极低廉的油价（其实就实际价格而言，自大战以来甚至一路下降），于1973年间几乎猛涨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后，又再度做三级跳。涨幅之大，实在超出想象：1970年时每桶油价为2．53美元，到80年代后期，每桶已经高达41美元左右。

    一方的石油危机，对另外一方却显然福星高照，其中好处有二：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地而言，黑油摇身一变成为黑金，就好像一张保证每周中奖的彩券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数以百万的钞票滚滚而来。一时之间，腰包鼓胀的苏联不但可以省却经济改革的麻烦，也可以靠石油进账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进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苏联输往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由原本占其总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跃升为32％（SSSR，1987

    p．32）。有人认为，就因为忽然有了这股意想不到的财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权在革命浪潮再度扫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跃跃欲试，意图与美国在国际上一争短长（见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头撞进了自杀性的军备竞赛（Maksimenko，1991）。

    石油危机带来的另外一项机遇，在于不断由亿万富豪产油国（这些国家的人口通常极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国际银行体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着任何想借钱的人开口。发展中国家当中，鲜有几国抗拒得了这股诱惑，于是纷纷伸手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塞进口袋，终于引发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债务危机。至于向这股铜臭风屈服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显著者为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钱仿佛天赐神助，不但可以用来投资刺激增长，同时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种种现象却只使得80年代的危机愈发严重，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花钱如流水的波兰又是最佳例证——实在缺乏弹性，根本不具备利用这股资源的能力。为了对付上涨的油价，西欧国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年），可是同一时期的东欧，却只减少了两成稍多一点。两者之别，非常分明（Kollo，1990

    p．39）。苏联的生产成本猛升，罗马尼亚的油田干涸，能源经济化的利用愈发艰难。到80年代初期，东欧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继而造成粮食及制造品的极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这类栽进高筑的债台，通货膨胀愈烈，实质薪金走低的国家之外）。这就是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步入最终证明为其最后10年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唯一能够解救这种危机的方法，便是回返斯大林的老路，严格实行中央号令及约束——至少在“中央计划”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中央计划早就不灵了）。这项老法子，在1981－1984年间，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债务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两国例外）。一时之间，仿佛点燃了一种幻觉，认为可以无须进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却更促成了一场“大跃‘退’，债务危机再现，经济前景愈发黯淡。”（Kollo，p．41）这就是当戈尔巴乔夫登上领导人宝座时苏联的状况。

    3

    谈过了经济，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正是政治问题，造成了东欧与苏联走向1989－1991年的解体。

    政治上，东欧是苏联体系的致命要害，而波兰（匈牙利亦然，不过程度较轻）更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我们已经看见，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这一地区的大小附庸政权，显然都已失去其正统的合法地位。它们之所以继续维持，完全是在国家的高压之下，并有苏联干涉的威吓作为后盾——或如匈牙利那种属于最好的情况，赐予人民远超东欧其他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当程度的自由，才得以苟延残喘，可是很快又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瘫痪。然而，除了波兰例外，各国却难有重大的组织性政治力量或公开反对派出现。波兰因有三项因素汇合，使得这个力量得以产生。其一，该国舆论甚为一致，因为众人不但憎恨当朝政权，并且有反俄（并反犹）情绪，故能在罗马天主教意识挂帅的波兰民族主义下联合。其二，教会在波兰境内，始终有独立的全国性机构。其三，波兰的工人阶级，从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靠大规模罢工多次证明自己的政治实力。长久以来，波兰政权早就听任民情，默许容忍其行动，甚至有撤退屈服的迹象——如1970年的罢工，即令当时的**领袖下台——只要反对者不会形成组织性的力量即可。虽然政权本身施展的范围，事实上已经缩小，濒临危险关头。可是70年代中期起，波兰当局开始面对一股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化劳工运动，这股势力，不但有精于政治运动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作为后盾——主要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以有企图日益扩大的教会支持。而教会之所以受到激励，是因为1978年罗马天主教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的教皇，即保罗二世所致。

    1980年，行业工会的运动“团结工会”大奏凯歌，事实上它也是一股以大罢工为武器的全国性公开反对运动。它的胜利，证明了两件事：波兰的**政权已山穷水尽，但是它却又不可能被群众骚动的方式推翻。1981年教会曾与国家默默合作，悄无声息地抑止了一场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苏方其实正在认真考虑插手），双方同意实行几年戒严，由武装部队司令维护政局。后者既有**的身份，又拥有国家合法地位，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于是由警察而非军队出面，治安迅速恢复。但是对经济难题始终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却没有任何良策对付那继续存在、并作为有组织的舆论宣泄口的反对势力。眼前只剩下两条路：不是俄国人决定插手，就是当局让位，放弃一党当家的局面。但是当其他卫星国一面紧张地注视波兰局势的发展，一面也徒劳地力图阻止本国人民起而效尤之际，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苏联再也没有前往干预的打算了。

    1985年，一位热情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其实并非偶然。若不是重病缠身的前总书记苏俄安全头子安德罗波夫（YuriAndropov，1941－1984）之死，改革的时代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了（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早在1983年就已经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划清界线）。苏联的轨道内外，所有其他**国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转变势在必行。然而，即使对这位新的总书记来说，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依然一片朦胧。

    为戈尔巴乔夫所声讨的“停滞年代”，事实也是苏联精英阶级处于激烈政治文化动荡的年代。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苏维埃联邦阶梯顶层（即真正决定、并唯一能决定政治方针的所在），以及自我选拔诞生的**头头；同时也涵盖人数相当多、受过教育及技术训练的中产阶级；以及实际负责国家运转的经济管理人员，包括各种学术界的科技知识分子。专家、主管等等。就某一方面而言，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代表这新一代受过教育的骨干——他学的是法律。而照斯大林派干部一步步爬上来的老路，却是由工厂出身，经由工程或农经学位进入党和国家的大机器（令人惊讶的是，这条正统老路似乎依然不衰）。而且这股大骚动的深度，并不能以如今公开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人数为准——后者至多也许只有数百人。各种被禁或半合法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渗透进苏联都市的文化圈，包括党和政府内部的重要部门，尤以安全和驻外机构为著。否则，当戈尔巴乔夫高声一呼“开放”，那种四方响应的现象，实在很难找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然而政治和知识阶层的响应，却不可与苏联广大人民的反应混为一谈。因为苏联老百姓跟欧洲多数**国家的人民不同，始终接受苏联为他们的合法政权。最起码，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还会有其他政府存在（除了1941－1944年间，在德国占领下是例外。德国的统治，当然不可能让他们欣赏）。1990年时，但凡60岁以上的匈牙利人，多少都有**统治之前的记忆，也许是青春岁月，也许是成年时期。可是遍数苏联原有国境之内，却找不出一名88岁以下的人有这类第一手的经验。如果说，苏联政府当政的历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内战时期，始终不曾中断；那么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延续性更为长久，几乎无时或断（1939-

    1940年间，那些新获或重得的西部边界领土例外）。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末期前，苏联境内均不曾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分离主义的原因，只有波罗的海一带，以及西部的乌克兰例外，或许也包括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今摩尔多瓦。（波罗的海诸国在1918－1940年间曾为独立国家，乌克兰在1918年前属于奥匈帝国而非俄罗斯帝国，比萨拉比亚于1918-

    1940年间则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罗的海，公开的不同意见，也比俄罗斯境内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更有甚者，苏维埃政权不但是根于斯长于斯，土生土长的本国货（随着时间过去，甚至连起初带有强烈大俄罗斯风味的党本身，也开始向其他欧洲及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吸收新人），就连其中的人民，也借着种种难以确切描述的方式，同样地调整自己，与政权配合；当然政权也试着适应他们。正如讽刺家和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确有一种所谓“新苏维埃人”存在——虽然正如苏维埃境内的一切事物一般，这个新人的表里之间，与其外在公开形象差异甚大（当然，这个他换作她也是一样，不过新苏维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这个体制里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这里，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虽然水准平平，但是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这的确是一个在社会上、经济上，众生都平等的社会，至少也是社会主义传统理想之一的实现，也就是拉法吉（Paul

    Lafargue）所说的“什么都不做的权利”（Rightt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么“停滞时期”，却是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过的最好时代。

    难怪改革家们发现，自己面对的顽敌，不只是苏联的官僚系统，更包括苏联的人民大众。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种反庶民阶级的典型口吻，满腔不快地写道：

    我们的制度，已经制造出一批由社会供养的个人，他们对“索取”的兴趣，可比“给予”高得多。所谓平等主义，已经完全侵蚀了苏联，而这就是这种政策之下产生的结果……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做决定做分配的人，另一边则是听命于人接受于人的人。这种状况，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大车，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刹车效果。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既是压舱底的底货，又是停止前进的刹车。就一方面来说，他反对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时又是维系现有体系的基础（Afanassiev，1991，pp．13-14）。

    社会上与经济上，苏联社会大部分维持着相当大的稳定。其中缘故，无疑部分来自高压及言论的检查，以及苏联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可是这却绝对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苏联始终不曾发生过类似1968年学生暴动一类的事件。即使在戈巴尔乔夫的领导下，其改革运动也不能将年轻人大举动员（除了在西部主张民族主义的地区之外）。这一场改革运动，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三四十岁者的叛变”，即生于二战之后，可是却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难过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辈。种种情况，可是偶然？苏联境内要求改革的压力，无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层群众而起。

    事实上，它的动力来自上方，而且也唯有来自这个方向。这位热情洋溢、诚意十足的**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继承了斯大林的宝座，于1985年3月15日成为苏联**的领袖？个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这段秘密，恐怕要到苏联最后数十年的历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对象时——而非仍为互相攻讦或自我辩护的现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无论如何，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思维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于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愈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自从1980年以还，军事需求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已达危险境地，因为忽然之间，苏联军队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头一次直接投入战场——苏方派军前往阿富汗，以助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阿富汗从1978年开始，便在信仰**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统治下，然后又陷入冲突分裂。但是冲突两方都目中无神，提倡土改与女权，得罪了当地的地主阶级、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其他相信维持现状是上策的人士。50年代初叶以来，阿富汗一向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苏联的影响圈内，不曾发生过任何令西方人士血压升高的大事。但是美国却选择了视苏联行动为大规模向自由世界军事进犯的看法，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美方的金钱武力，开始源源不绝涌入，将先进武器装备，送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高山战士手中。结果不出所料，在苏联大举支援之下，应战的阿富汗政府轻易地守住国内各大城市，可是苏联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却非同小可。最终——华盛顿方面，显然有人极有此意——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方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中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即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衔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计划的控制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

    4

    戈尔巴乔夫以两项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开放”。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开放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从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在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存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强其所难。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俄国），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纯，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开放”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