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理上也非完全不通。因为这些国家都一穷二白（与“发达”世界相比）；且无独立生存能力，经济上屈于依赖地位。它们的政府也都一心一意想要“发展”，同时却也都不信任外头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即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相对利益”结构），或在国内任由私有企业自行发展的政策，能够帮助它们达到发展的目标。且看二战前那场经济大萧条及大战本身的历史教训，就值得它们警惕，作为其后事之师。加上冷战的无情铁腕紧扼全球，只要还有任何自由可以掌握本身行动步调的国家，自然都小心翼翼，避免加入两大联盟的任何一方。总而言之，也就是极力避开人人闻之色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不向一边倒去，并不意味着“不结盟”国家便对冷战双方持有完全相同的反对立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1955年在印尼万隆（Bandung）首次国际大会之后，即开始采用此名——往往属于前殖民时代的激进革命分子，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以及脱离**阵营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这几位人士，正如其他众多由前殖民地兴起的新政权中人一般，都将自己定位为具有自我特色的社会主义者（即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柬埔寨的皇家佛教社会主义（Royal

    Buddhist socialism）在内。因此它们都对苏联具有某些同情认可，至少愿意接受苏方提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这原不足为奇，因为冷战开始，在东西两个世界相分隔的一刻，美国便急忙放弃过去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开始在第三世界寻求其中最为保守政权的支持，动作极为明显。美方追求的对象，包括（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国王治下的伊朗——此四国组成“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O）——加上“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中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三国。两项组织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骨干以防堵苏联势力的军事体系（不过前二组织却未曾发挥重要作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原以非洲亚洲为主的不结盟圈，至此形成三洲共同势力，其拉丁美洲的成员，自然来自西半球国家中对北半球老大哥最不痛快的几国。不过万隆系列的非**国家，如实际加入西方联盟阵营的第三世界亲美国家一般，并没有任何实质亲苏的行动。它们并不想蹚入超级大国在全球对峙的浑水，因为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古巴导弹危机等例所示，若有冲突发生，它们将永远是战火上倒霉的第一线。两大阵营之间的疆界（即在欧洲的界线）越稳定，一旦枪起炮落，弹头就越有可能落在亚洲某处的山头，或非洲某地的丛林里。

    然而超级大国的对峙，虽然主导着世界各地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甚而有助于稳定国际形势，却始终无法完全操纵全局。第三世界中即有两个地区，当地固有的紧张关系，基本上与冷战本身毫不相干，但是其压力不但演变成长期的冲突，并导致该地间歇性的战火。这两个地区即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北区（两地冲突都非偶然，均导源于帝国主义离去前故意将该区分割的安排）。印度北方的冲突局面，还比较容易独立于全球的冷战之外，虽然巴基斯坦一心一意想把美国卷进来——不过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的战争爆发，巴基斯坦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参见第八及第十六章）。因此，该地区先后爆发的三场地区性战争，西方所知甚微，记忆更少：1962年中印两国为未定边界掀起的战火（中方获胜），1965年印巴之战（印度轻松大胜），以及1971年印巴两国再次的冲突——起因是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在印方支持下独立。在这几场战争中，美苏双方都扮演着良性的中立调停角色。可是中东局势却无法如此隔离，因为其中直接关系着很多美国盟邦：以色列、土耳其，及国王治下的伊朗。而当地接连不断的革命——1952年的埃及、50和60年代的伊拉克和叙利亚、60和70年代的南部阿拉伯，以及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被推翻——不论是军事或文人政变，都证明该地区社会状况的不稳。

    尽管如此，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在基本上却与冷战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一批承认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国家中便包括苏联，可是以色列日后却定位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盟友。而阿拉伯世界或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其国际路线不分左右，对内则一致联合打击**。造成该地区分裂的原因，是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比英方蓝图设计为大的犹太人国家（以方此举，使得70万名非犹太裔的巴勒斯坦居民被迫流离失所，这个人数，恐怕比1948年的犹太人口为多）（Calvocoressi，1989，p．215）。以色列为达到开疆辟土的目的，每10年便打场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历史上与以色列强行建立国土的行动最接近的前例，便是18世纪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腓特烈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Silesia），从此连番作战，以求取得各方承认他对该地的所有权。多年战争下来，以色列将自己建设成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同时也取得了核国家的地位。可是它却与邻国永远交恶，不但无法建立起稳定的邻居关系，居住于其延伸国境内或流亡于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更是心中疾愤，永难与其修好。苏联解体，虽使中东地区从此不再成为冷战前哨，可是其爆炸性的局势却一如从前。

    另外三个次级的冲突中心，也使中东一地的冲突动力不断：即东地中海，波斯湾，以及土耳其、两伊、叙利亚四国的边境地带。三者中最后一个地区的冲突之源，是几度寻求独立未果的库尔德族（Kurds）——1918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曾经轻率提出此议，鼓励库尔德人争取国家独立。可是多年来库尔德族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支持，结果只把自己跟该区各国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族人骁勇善战，向以山间游击作战能力闻名天下。它的邻人也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欲将其赶尽杀绝，包括80年代的毒气攻击。至于东地中海区的状况，由于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同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相比之下尚属宁静。不过希土两国也有冲突，导致土耳其人一度侵入1974年被划分的塞浦路斯（Cyprus）。可西方强国、伊朗、伊拉克三方在波斯湾称雄争霸的结果（伊朗此时已由革命政权当政），却造成8年残忍的血战（1980-1988年）。并于冷战结束之后，依然掀起了美国及其盟邦在1991年与伊拉克的一场闪电大战。

    第三世界中却有一块地面，即拉丁美洲，与国际间全球及地区性的冲突可称距离甚远，这隔离的局面一直到古巴闹起革命为止。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和南美大陆上几小片地带外——如圭亚那，以及当时仍叫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伯利兹（Belize）——一般脱离殖民的年代甚早。就文化和语言的层面而言，此地的居民属于西方人。甚至连其穷苦民众，也多为罗马天主教徒。除了安第斯山脉某些地区及中美一带，其居民也都能说或懂一种欧洲语言。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手中，拉丁美洲社会沿续了一套复杂精细的种族等级制度；同时，却也因其以男性为主的征服历史，开始一段种族杂婚的传统。中南美洲大地之上，鲜有纯正的白种血统，只有在原住民稀少的南美南端一带（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南部），由于拥有大量的欧洲移民是例外。但是不论混血或纯种的社会，个人成就及社会地位的因素，都使种族区别不明显。早在1861年，墨西哥便选出了一位显然具有萨波特克印第安（Zapotec）血统的胡亚雷斯为总统。就在笔者写作本书之际，阿根廷和秘鲁两国，也分别由黎巴嫩伊斯兰教移民和日本移民出任总统。相比之下，这种选择在美国却依然无法想象。到今日为止，在其他各大洲饱受种族政治和种族建国主义荼毒之下，拉丁美洲始终能免于这种恶性循环。

    更有甚者，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了然于自己身处所谓“新殖民”的依赖地位，但是其所依赖的唯一帝国主子美国，毕竟识时务，不曾以船坚炮利对付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不过对其他国微势弱的小国，美国大爷却毫不犹豫立即动武，丝毫不曾假以辞色。而从美国南部边境的格兰特河开始，一直到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止，中南美洲各国也都相当识相，深谙向华盛顿看齐靠拢，方为立国上策的真谛。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American States，OAS），总部即设在华盛顿，向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于是当古巴竟敢起来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便连忙将它扫地出门。

    5

    然而，就在第三世界及基于其理念起家的各种思想意识正如日中天之际，第三世界这个观念本身却开始破碎瓦解。各国分野差距之大之巨，到了70年代愈加明显。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一名一词所能涵盖包括。虽说第三世界之名依然相当好用，足可以区分世界上众多穷国与富国。当时被称为“南”与“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贫富鸿沟，显然仍在日渐深阔之中，区别差异自不可免。“发达”世界（即“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诸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与落后国家（“低度”和“中度”经济开发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0年，前者为后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扩大到高于24倍（World

    Tables，1991，Table 1）。但是尽管如此，第三世界的成员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单一同种的属性了。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百万富翁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额——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World

    Tables，1991，pp．595，604）。像这样一类国家，如何再与——比方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额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额（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World

    Bank Atlas，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W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前此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和第三世界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传输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沉沦至此），其无可救药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开发中”一词，也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为它们不但穷不堪言，而且还在不断退步落后之中。于是一批超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被分出来，技巧地归为一类，用以涵盖1989年时，人均生产总额只有330美元的30亿人口（戋戋之数，还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幸拿到手哩）。这个新归类法，是用以区别这些超级赤贫国家，以与其他境况比较没有如此凄惨的第二类国家，以及境况更为宽裕的第三类国家作一区分。前者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一级的3倍。后者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生产数字则为第一组的8倍之多。至于世上最富裕的一群国家，其8亿人口在理论上平均每人可分得18280美元的生产总额。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为位居全球最底层的五分之三人口的55倍（World

    Bank Atlas，1990，p．10）。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资本主义化及企业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或许吧，他们可以靠贿赂的手段，诱使当地的政客及公务员，将后者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公款，浪费在军备或无谓的虚名建设之上。

    上述这一类国家，极不成比例，许多都在非洲这块不幸的大陆上。冷战结束，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告断绝。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多以军事援助形式出现的外援，却已经将它们其中某些国家——如索马里——变成了军队的国家及永远的战场。

    更有甚者，随着贫国之间的差距愈深，人类在地表上的移动，跨越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别，也出现了最频繁的全球**。富国的观光客，以前所未有的人潮涌入第三世界。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例，80年代中期（1985年），16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每年接待300万名游客；700万人口的突尼斯，招待200万名；300万人口的约旦，有200万的游客（Din，1989，p．545）。反之，穷国的劳工也源源不绝地向富国移去，只要客居国不曾筑坝阻挡，涓涓之水便汇成浩浩之流。到1968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数（突尼斯、摩洛哥，尤以阿尔及利亚为最），近达法国内外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75年5．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向外移出）；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则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当时主要多来自中美（Population，1984，p．109）。虽然这些工人多来自附近同一地区，但也有相当人数，由南亚甚至更远地方而来。不幸的是，在艰苦的70和80年代里，各地天灾**频仍，饥荒、族群清算、内战外患，造成了男女老少人类的大流亡，这股难民潮与劳工移民开始混淆不清。第一世界各国的态度，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治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美国真正允许甚或鼓励第三世界大量移民之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差强人意——其余各国，都屈服于本国国民日盛的惧外心理，采行了闭门拒纳的政策。

    6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跃进”的成就惊人，再加上其日趋国际化的现象，不仅使得旧有的单一第三世界观点不再适用，更将第三世界的所有民众有意识地带进了现代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他们不见得喜欢，事实上如今风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团体——以伊斯兰地区为著，但也并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义上属于传统派的运动主张，根本上便是向现代化挑战反抗的一种行动（需要正名的是，并非所有原教旨主义派别都如此）。不过反对尽管反对，他们却都知道，如今自己身处的世界已经跟其父辈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了。这个新世界，是随尘土满天的乡间小路上的巴士及卡车，以及石油泵和装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来到他们面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到他们眼前——对那些不识字的小民来说，传入耳中的广播电波，有时甚至还是以他们没有文字的方言出现。虽然收听广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可是除此之外，本人若不曾在城里打过工，几乎也都有个三亲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儿讨生活打天下。因为乡间人口以百万计地拥向都市，甚至在以农村为主的非洲，动辄三四十万人口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见——如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加纳、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贝宁、赞比亚、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等。于是村镇与城市密不可分，紧紧相结。甚至连最偏远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乐瓶、廉价电子表、合成纤维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历史逆向反转之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然也开始在第一世界里推销它们本土的技能。于是欧洲城市的街头，可以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脉来的印第安游民，吹弄着他们的感伤的笛乐。纽约、巴黎、罗马的人行道上，则有西非的黑人小贩，售卖各色小玩艺给西方大城里的居民；正如这些大城市民的先祖，曾前往黑色大陆经商一般。

    凡是大城，自然便成了变化汇集的中心点，别的姑且不论，大城市照定义天生便代表着现代。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移民，便经常指教子女道：“利马进步多，刺激也多。”（Julca，1992）也许进城之后，乡下人还是用老家带来的工具为自己建立起遮风蔽雨之地，盖起一片片跟种田的家乡无异的破屋茅舍。可是城里毕竟太新奇了，充满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务，眼前的一切，都与过去如此地不同与矛盾。在年轻女人身上，这种变化的感受尤其显著。于是从非洲到秘鲁，都对女人进城之后，行为就变了样的现象发出同声悲叹。一位由乡下进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马一种老歌（huayno）唱出了抱怨之声：

    当年你由家乡来，是个乡下小姑娘；

    如今你住在利马，秀发梳得像个城里妞；

    你甚至还说：“请”等等，我要去跳个扭扭舞；

    别再装模作样，别再自以为神气，

    你我眉梢发际，其实半斤八两。

    （Mangin，1970

    pp．31－32）

    其实就连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的波及（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行销、新组织席卷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开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新旧两面的冲激，在哥伦比亚亚马孙河边区一带最为激烈。70年代，该地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大麻的中继站，在此炼制成可卡因。这一新天地的出现不过几年工夫；是由不堪国家及地主控制而迁移至此的拓荒者所开辟的。他们的保护神，则是一向以小农生活捍卫者自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游击队。这个无情残酷的新市场，自然与从来以一枪、一狗、一网，即可自给自足谋生的农耕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试想一小片丝兰（yucca）地、香蕉田，怎能与那虽不稳定但一本万利的新作物相抗衡？这股巨利的诱惑怎能抗拒？旧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挡那毒贩保镖横行酒吧歌厅充斥的新兴城市？

    于是乡间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其转变却完全依赖城市文明及城市工业的动向。乡间的经济状况，更常视本乡人在城里所能挣得的收入而定。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谓“黑人家园”的经济，即建立在这种“外汇”之上。当地10％～15％的经济来源，来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余则完全依靠出外人在白人地域工作的所得供应（Ripken

    and Wellmer，1978，pp．196）。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往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在外出户与留居户复杂的作业整合之下，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移转向非农业性质（Smith

    1989，chapter 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为出色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工，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低中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不为官方数字所记录的非正式经济活动。

    因此，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究竟如何成形，以及转变的自我意识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可供效力。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级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寂沉，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除此之外，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

    不管50年代百般纷乱，到60和70年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已经明显，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情势确凿，在南亚及东南亚几处主要国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渺。其实世人往往不知，**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转动变化，倾覆动摇其半分。**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能，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一般以为，居住在苏联与阿富汗边境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两族，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显然要比他们居于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许多。其实不然，居于南部的族人并不比居于北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那里。同样道理，1930年以来，民族之间的流血斗争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从来就不曾需要**统治当局烦恼操心（不过在这数十年的集体社会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难免：苏联法律年鉴中，就曾记载过一起因集体农庄上打谷机意外绞死人而引发的仇杀事件）。但是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初期，往日旧观再现，使得观察家必须提出警告，认为“车臣地区（Chechen）大有自我灭族之虞，因为绝大多数的车臣家庭，都卷入了某种家族仇杀复仇的纠纷之中。”（Trofimov／Diagava，1993）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学者发现：“加纳以及非洲各地固有的家族关系，在巨大的负荷之下勉力支撑运作。就好像一道旧桥，多年来在高速往来的交通重压之下，年深日久，桥基已经崩裂……农村的老一代，与都市中的年轻人，相隔着数百英里破旧难行的道路，以及数百年来的新发展，彼此深深地隔离着。”（Harden，1990，p．67）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拥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造成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方化精英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再多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级。后者来往的对象，是外来的殖民者，或自己留洋归来的同类。多数时候——尤以在南亚为最——前者对后者极为忌恨。总而言之，贫苦大众对西方19世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生观不表同感，在西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原有的非宗教领袖与穆斯林民众的新兴力量之间，冲突日显，而且爆炸性愈为严重。从阿尔及利亚到土耳其，凡是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有关宪政法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其捍卫者多属领导该国由殖民政权解放出来的世俗政权，或其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因此，政府以军事力量，与民意相抗衡着。

    这类冲突发生的地区，并非仅限伊斯兰教国家；与进步观念相作对的人士，也不只是贫苦大众。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徒的强烈排他性，即获得新兴的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80年代，一股意外的种族宗教国家主义潮流，更将原本平静繁荣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一转而成杀戮战场，其激烈野蛮，只有萨尔瓦多可以相比。争端植因于两项社会转变的因素：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以及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提高的年轻群众（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而分裂；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知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口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事象——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兴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增添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iaMa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印度的国大党亦然，印度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之间，该党几度分裂、改造，但是一直到90年代——除去少数几次短暂例外——印度大选的得胜者，始终属于那些以该党历史目标及传统为对象的人。同样地，**在他处也许宣告解体，可是在印度教派的西孟加拉地区，左派传统根深蒂固，加上良好的政绩，使得（马克思派）**在该区几乎等于永远执政。在那里，抵抗英方争取国权的象征及代表，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却是恐怖分子及武装抗英领袖博斯。

    更有甚者，基本结构本身的改变，则使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走上同样为第一世界熟悉的老路。如工人阶级的兴起，争取工人权利及工会，即在“新兴工业国家”重现，巴西、韩国，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就是证明。虽说并不一定成为1914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之翻版，也不见得可以成立政治性的劳工人民党派；可是80年代的巴西，毕竟也成功地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全国性政党，即劳工党（Workers’party

    PT）。（不过在巴西工人运动的总部，圣保罗的汽车工业里，其政治传统则由民粹劳工法及**好战派组合而成。支持其运动的知识分子，也持坚定的左派立场。而帮助工人运动站稳脚跟功不可没的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样也属于左派传统。）同理，工业的快速增长，也造就了大批教育良好的专业人员阶级，他们的颠覆性虽然较小，却也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原有权威统治走上平民化的道路表示欢迎。他们对开放的渴望之切，可以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远东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以及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窥得一斑。其争取开放的作风成果或有不同，其心意则出一辙。

    然而在第三世界里，依然有着广大地区的前途未卜。社会变化究竟将对它们产生何种政治影响，仍属未知之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必将继续存在。

    下面，我们就得转过头来看看另外一个世界。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于殖民解放以后的第三世界而言，似乎提供了一个较西方模式合宜，激励性也较强的典范：即以苏联为模型的社会主义体系，所谓的“第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