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总产量42％以上；而英法德欧洲三大工业国家的总和，却只有区区28％（Hilgerdt，1945，Table

    l．14）。这个数字变化实在惊人之极。具体来看，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跃升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stow，1987，p．194

    Table III．33）。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各方面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亚于它在二战后再度称霸的地位。只有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领先优势才暂受重挫。

    更进一步来看，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战争期间，英国为应付战争支出，不得不变卖许多海外资产，而它在全球的投资额损失了四分之一，其绝大部分在美国。法国损失更重，几乎达半数，多数源于欧洲的革命及崩溃所致。而美国人呢，战争初起，他们尚是个负债国；到了战事结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要的贷方国家了。同时由于美国的海外业务多集中在欧洲及西半球（当时英国仍是亚非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对欧洲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要了解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从美国着手。美国毕竟是2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家。至于原料与粮食的进口量，美国更包办了15个最商业化国家进口总数的40％。难怪萧条大风一起，必需品类如小麦、棉花、白糖、橡胶、蚕丝、铜锡、咖啡的生产国首当其冲，一败涂地（Lary

    PP．28－29）。作为主要的进口国家，同样地，美国也成为不景气下最大的牺牲者。1929－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跌落70％，出口量也以同样程度锐减。从1929-1939年，世界贸易额缩减了三分之一，美国出口则几乎暴跌一半。

    这并不是说，欧洲即能脱去导致萧条之责，而事实上，欧洲方面的问题多是因为政治因素。巴黎和会（1919年）对德国索取数额未定的巨额赔款，以补偿战胜国战费及战争损失。为了替这项赔款的正当性找借口，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war－guilt）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国家意识的高涨。至于确切的赔款数字，由于美国认为应依德国付款能力而定，而其他盟国——尤以法国为最——则坚持德方须全数负担；相持之下，只好妥协，最后签定的和约中，对赔款的额度没有提。盟国如此苛刻要求，主要是为了可以不断地对德国施加压力，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至少法国的心意在于此。到了1921年，赔款数字总算讲定为1320亿德国金圆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30亿美元。如此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

    “赔款”一事，在美国主导之下，引发了无数辩论、危机及斡旋。如今德国固然欠下盟国赔款，盟国本身，在战时也向华盛顿借了一大笔债。美方希望两者并作一道解决，自然惹得友邦老大地不高兴。战胜国索赔的数字，高到疯狂的地步，等于1929年全德总收入的一倍半。而盟邦各国对美国的借债，同样也高得吓死人。英国对美欠债相当于英国全国总收入的一半；法国久美国的数字则等于法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二（Hill1988，pp．15-16）。1924年的“道斯计划”（Dawes

    Plan）规定了德国每年偿还的数字；1929年的“杨格计划”（YoungPlan），又将付款表重新调整，并附带在瑞士巴塞尔（Basel）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无数国际金融机构之先河。（本书写作之际，这家清算银行仍在营业。）由于实际原因所致，到了1932年，包括德国及盟国在内，所有的付款都告中止。只有芬兰曾经偿付过对美的战时债务。

    在这里我们不用讨论得太详细，可是有两件事却不能不予注意：首先，年轻的凯恩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强烈抨击巴黎和会的决定；他的看法的确有其见地。凯恩斯本人曾是英国出席和会的低级代表之一，在这篇名为《和平对经济的影响力》（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的一文里，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复元，欧洲势将无法恢复稳定自由的文明和经济社会。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生产将具有反作用。事实上，法国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执行自己设下的抑德政策；虽然1923年间，法国曾借口德方拒绝付款，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区。最终，法方不得不接受事实，容忍德方在1924年后分期偿付的政策；德国经济也因此得到莫大的动力。可是其次，德国偿付赔款的方式也是一大问题。凡想压制德国，使其继续衰弱下去的国家，都强要德国付现。因为可想而知，若让德国以现有生产或出口所得折现赔付，势必增强它的生产力，反而对竞争对手不利。事实上，各国共同施压，强迫德方大量举债赔款，因此德国赔款来源多为20年代向美国借贷的大笔贷款。从德方对手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债务；德国进口量也果然高涨。但是这迫使德方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却使德国及欧洲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方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古脑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

    然而，两战之间经济之所以严重崩溃，大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分崩离析及政治纷乱，只能为其提供一部分理由。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分由两方面讨论。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因此之故，美国又有一项与英国不同之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而过去英国身为大出口国家，深知国际付款是用英镑，所以极其注意维持其币值的稳定。美国之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对本国总所得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所动，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二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其实相当虚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一向以为的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也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去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风大起，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何等纷纭，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

    最后的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早先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读者诸君如记得80年代后期的现象，应当觉得这段历史相当眼熟。）自欺的乐观分子投机成风，又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欺世财务专家煽风点火，房地产界一度异常兴旺，早在大崩溃前的好几年就达到巅峰。银行吃了大亏，一身死账，现在对新申请的房屋贷款以及重新抵押，一律予以拒绝。可是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1939年）将近半数的房屋贷款无法履行偿付责任，平均一天有1000户住宅被查封。拖累之下，美国数千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倒闭（Miles

    et al，1991，p．108）。当时全美国各种中短期的私人贷款，总数高达65亿美元，其中仅汽车贷款一项，就占了14亿（Ziebura，p．49）。另外一项因素，愈使经济受到信用暴增的影响。原来美国消费者借款的目的，不是花在传统强健身心的衣食用项。而衣食消费，伸缩性很小。一个人再穷再苦，日常生活所需也有一定的基本额，降不到哪里去。而同样地，就算收入增加了两倍，日常需用也不会同比例增加。可是美国民众贷款购买的不是基本温饱的东西，而是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耐用消费品。然而车子、房子，并不是急需之物，随时可以延后，需求弹性很受收入的影响。

    因此，除非大家都觉得不景气只是一时现象，对未来都抱着相当信心，否则像这样大的危机带来的冲击自然异常严重。1929－1931年间，美国汽车产量骤减了一半。跌落得更厉害的是以低收入为对象的留声唱片出版量（所谓的黑人唱片及爵士乐唱片）；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总而言之，“这一类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跟铁路、新式轮船、钢铁及生产机器工具都不一样——后者有助于降低成本——前者却得依靠收入快速普遍地增加，以及众人对未来持有的高度信心。”（Rostow，1987，p．219）不幸的是，此刻一败涂地、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白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倍（不过意大利却无如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死寂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高涨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New

    Deal）以刺激经济——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却无法充分达到预期的效果。1937－1938年，经济确曾一度强力复苏，可是旋即再度崩溃，还好这一回惨跌的规模，比1929年后稍好。汽车制造业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标杆，始终未能恢复1929年时期的高峰；到了1938年，汽车总产量还只停留在1920年的水准（Historical

    Statistics，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便感到当时评论人士的一片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此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预言的学派。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气氛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70和80年代众口一声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有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递介”（media

    迷递）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的低迷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3

    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活动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口口声声主张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社会，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功能自我调整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的比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个奇异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了历史一项主要的特征：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旦社会经济越来越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甚至连一向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毕竟不错，而他的资本集中的预言，尤为准确。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能成个玩意儿吗（Leontiev，1977，p．78）？一个人不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须对马克思发生兴趣，就可以看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竞争经济多么不同。事实上，早在华尔街股市大崩溃以前，瑞士就有位银行家睿智地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不再是普世准则的失败现象（191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亦然），正好解释了迫使各国转趋独裁式经济制度——如法西斯、**，以及不顾投资人利益自行其事的大公司企业等——的缘由（Somary

    1929 PP．174－193）。到了30年代末叶，传统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开放型市场竞争，已经飘然远去，全球经济形态只剩下呈鼎足并立之势的三头状态：一是市场式的经济，一是由政府对政府来往交易的经济（如日本、土耳其、德国及苏联，均由政府计划或统治经济方面的活动），以及由国际公共社会或半公共组织（如国际必需品大宗物资协会等）管制下的部分经济活动（Staley

    1939，P．231）。

    在这种情况及气氛之下，难怪大萧条对政治及民众观念的影响至深至速。当时的政府，不分左右，如右有美国胡佛政府（1928-1932年），左有英奥两国的工党政府，都只好怪它们运气不佳，为何刚巧在这个大乱当头的年代在位，于是只有纷纷下台。不过其中变化，还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区那般剧烈：当地政府或政权更迭之速，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更变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区变化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总的来说，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几国政府未改头换面。各国的政局，也都与股市大崩溃以前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开始急速向右转，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欧的瑞典和南欧的西班牙。前者于1932年迈入其半世纪社会民主统治的时代；后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让位给一个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国。这段历史，我们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德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军国主义政权作一些论述（日本于1931年，德国于1933年）。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所带来的最深远最邪恶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劳工政党发起的组织性群众劳工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劳工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地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并且是共产国际中成长最快最大的德国**（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毁。至此，组织性的国际革命运动，包括非法性与合法性的在内，都告势衰力微。当时，连中国**也不过是一支残败的队伍，被国民党从乡村游击地区清剿，踏上万里长途的跋涉，一路流亡到边区去。1934年的欧洲，只剩下法国**尚未从政坛消失。至于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此时距“罗马大游行”（March

    on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国际大萧条最艰苦的时期。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对**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为庆祝罗马游行十周年纪念，竟将数名**员由狱中释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几年间，这一切又将改变（见第五章）。但当时的情况很显明，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冲击，与社会革命分子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码在欧洲地区绝对如此。

    左派势力的衰退并不限于**派。希特勒夺权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政局里消失了。一年之后，在短暂的武装抵抗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告垮台。至于英国的工党，早就在1931年成为大萧条的牺牲者（或许是因为坚信19世纪正统经济教条而把自己给害了吧）。工党领导的行业工会，自1920年以来会员人数损失过半，此时自然势力大减，甚至连1913年的情况还不如，总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欧洲地区以外，情况却大不相同。北美地区正迅速向左转，美国在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执政之下（1933－1945年），开始实验一连串相当激进的新政措施。墨西哥则在总统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领导下（1934－1940年），重新恢复早年墨西哥革命的生气，尤以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最为显著。加拿大饱受萧条打击的大草原上，也掀起一片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风。其中包括主张平分社会权益，以达公平分配购买力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以及今天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依照30年代的标准，两者都可以列入左翼阵营。

    至于拉丁美洲一带，大萧条引起的政治冲击就更一言难尽了。当地重要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一泻千里，各国财政破产，政府及执政党派便像九柱戏的木柱一般，此起彼落，倒得一地都是。可是它们倒落的方向，却不一定相同。不过倒向左派的，即使短暂，也远比右派为多。阿根廷在长期文人统治之后，从此进入军政府时期。虽然法西斯气质的右派首领，如乌里布鲁（Uriburu）将军不久便靠边站（1930-1932年），阿根廷当局的路线，仍然很明显地倾向右派，即使它可能是属于传统式的右派。而智利在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统治之前，原来很少有军人专政，这时也推翻了该国少有的军人独裁总统伊瓦涅斯（Carlos

    Ibanez，1927－1931），马上以暴风之势迅速地向左转。1932年，在葛洛夫上校（MarmadukeGrove）率领之下，该国甚至通过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社会主义者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日后并依欧洲模式，发展成极为成功的人民阵线运动（见第五章）。在巴西，大萧条结束了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老共和”的寡头统治（1889－1930年），瓦加斯（Getulio

    Vargas）上台执政。瓦加斯这个人，最贴切的形容应该是国家主义者兼民粹主义者（见第四章），巴西从此在他手中统治了前后分别有20个年头。至于秘鲁，左转的局势非常明显，不过秘鲁新党派当中力量最强大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这是西半球各国依欧洲式工人阶级建党的党派里面，少数成功范例之一——其革命野心却告失败（1930－1932年）。哥伦比亚的向左倒更是不言而喻，在30年保守的政权统治之后，现在换自由主义人士当家，其总统深受罗斯福新政影响，一心以改革为职责。拉丁美洲纷纷转向激进的现象，在古巴更上层楼。罗斯福一上任，这个美国保护国的人民深受激励，竟起来推翻了当时在位的总统。这位总统大人，被民众恨之入骨，甚至以当时古巴的标准而言，都简直**得不像话。

    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大萧条更加带动了反帝国主义的风潮。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经济生存所需（至少是当地公共财源及中产阶级所需）的大宗基本物资，价格大幅度滑落。另一方面则因原本属于大都会经济的国家，现在也加强本身农业和就业的保护，却完全不顾这些措施将给其殖民地带来怎样的打击。一言以蔽之，欧洲各国的经济事务决策，一律从国内因素考虑。长此以往，自然无法兼顾生产地利益的无限复杂性（Holland

    1985，p．13），它们庞大的帝国也从而解体（见第七章）。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萧条的降临，从此开始了大多数殖民社会政治不安的年代。殖民地人民的闷气无可宣泄，自然只有发到（殖民地）政府身上。即使在二战之后方才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同样也不安宁。英属西非及加勒比海一带的社会，由于出口作物的危机（可可和蔗糖）开始出现紊乱现象。不景气的年头里，在反殖民运动已经开始的地区，尤其在政治动乱已经影响一般群众的其他地方冲突愈见激烈。同一时期，埃及的“回教弟兄党”（Muslim

    Brotherhood，于1928年成立）的势力正在大量扩张；印度群众也在甘地领导之下（1931年），开始第二次全面动员（见第七章）。瓦莱拉（De

    Valera）领导的爱尔兰激进派共和人士，则赢得了1932年爱尔兰地区的大选。这场胜利，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针对经济崩溃而起的反殖民回响吧。（译注：爱尔兰最后终告独立，瓦莱拉任首届总统。）

    大萧条影响所及，全世界一片摧枯拉朽。震撼之深之广，也许可以从下面的全球快速扫描一窥究竟。短短几年甚至数月之间，世界各地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到处都掀起了政治的大动乱。然而，这些短期的政局变动，虽然极为戏剧化，大萧条冲击的深度，却并非仅从这个角度衡量。事实上，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一举摧毁了众人的希望：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再也不可能重返漫长19世纪的旧日时光。1929－1932年无疑是一道深谷，从此之后，重回191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必想。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残阳夕照末日不远。如今在思想知识界及政治舞台上，共有三股势力争霸。马克思**是其一。毕竟，马克思本人的预言似乎就要实现了；1938年，就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上这样宣布。更有甚者，对于大萧条，苏联显然具有相当的免疫力。第二种势力则是改良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派学说，不再奉自由市场为经济的最佳圭臬，转而私下与非**劳工运动性质的温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相结合，有时甚而建立长久的联系。及至二战之后，这一派证明最为成功。可是当时在短期之内，它至多只是受到古典自由市场失败刺激而起的一种实验心理，并未完全将之当成一种有意识的政策或选择在推动。他们总以为萧条过去，就绝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因此，1932年后瑞典执行的社会民主政策，就是针对正统经济思想失败而做的应变措施。该国新经济政策主要设计者之一的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达（Gunnar

    Myrdal），就认为1929－1931年间的英国工党政府之所以一败涂地的缘故，即出于该党太相信传统经济主张之故。还有一派在后来取代了已经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说，而当时尚未成熟，还在酝酿阶段。对此派学说影响贡献最大的著作，首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到1936年才出版问世。一直到了二战中和战后，各国政府才开始依国民所得统计为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管理经济事务。不过在30年代——恐怕多少受到一点苏联的影响——它们就已经越来越从整体观念看待一国经济，并依此评估本国的总产出和总收入。

    至于第三条路，就是法西斯路线了。经济的萧条使得法西斯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说得更正确一些，成为世界一大威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即已成为国际的思想正统。可是德国知识界的传统，却一向敌视新古典理论（这一点与奥国知识分子大相径庭）。德国版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动力即来自这份敌视传统。而政府毫不留情，务必铲除失业现象的心态，也同样助长了法西斯的蔓延。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不顾一切对付大萧条的手段，比起其余国家，却的确既迅速又成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不过对早已茫然不知所措的欧洲来说，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妥。随着在大萧条而日益高涨的法西斯浪潮之下，有一件事情却变得愈发清楚：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体系；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日暮途穷。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这段过程如何演变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