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分骄傲地说道：“国王无须花钱在朗格多克创建慈善工场，像他在法国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不要求这份恩典；我们每年自己举办的有用工程可以取而代之，并给大家以生产性工作。”

    我越研究这些由国王批准，但不由他倡议，而是由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在它这部分公共行政职权范围内制订的普通规章制度，我越赞赏其中体现的睿智、公允和温厚；我越觉得地方政府的做法胜过我刚刚在国王独自管理的地方看到的一切。

    朗格多克省划分为若干共同体（城市或村庄），若干称作主教区的行政区；最后，还划分为称为三个司法总管辖区。这些部分中，每一个都有独自的代表权，都有单独的小型政府，它们或是由三级会议领导，或是由国王领导。若事关公共工程，而工程和一个小政治团体利害攸关，那么只要这个小团体提出要求，就可以动工兴办。若共同体的工程对主教区也有益处，主教区便应采取某种措施予以资助。假如司法总管辖区也受益，它也应提供赞助。最后，主教区、司法总管辖区、朗格多克省，均应援助共同体，即使事情只涉及该共同体的特殊利益，只要这项工程为它所必需，而又超出它的力量；因为，三级会议不断地说道：“我们的体制的根本原则，就是朗格多克的所有各部分都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都应该不断地互相帮助”。

    由省施工的工程必须长期准备，首先交与应援助工程的所有从属团体进行审查；施工必须付钱：劳役是没有的。我曾说过，在财政区内，因公征收的业主土地补偿费低廉或迟迟不予补偿，而且常常根本没有补偿费。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里怨声载道的事项中便有此项。我甚至看到这样的事：有人在估价以前，就毁坏或歪曲要占获之物，从而剥夺了业主讨还用这种方式欠下的债务的能力。在朗格多克，每一小块从业主手中征集的土地都必须在工程开始以前详加估价，并在施工第一年内偿清。

    我详细摘录的三级会议有关不同公共工程的规章制度，中央政府认为十分恰当，虽然它没有模仿，但表示赞许。御前会议在批准施行此规章制度之后，将它交给王家印刷厂印刷并下令作为文件，在所有总督中传阅。

    我前面就公共工程所说的完全适用于省行政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门是税收。尤其在税收问题上，王国和省内，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我在别处已有机会说明，朗格多克制订军役税和征收军役税所遵循的程序，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征收捐税所遵循的程序。这里我不想再重复；我只加一句话，朗格多克省在征税问题上十分赞赏这种方法的优越性，以至每次国王设立新税，三级会议都毫不犹豫地以重金买下征税权，通过自己的方式，完全由自己的官员征收。

    尽管上面列举的各种开支，朗格多克的情况却井然有序，它的信用十分稳固，连中央政府也向它求助，并以省的名义向它借款，朗格多克向国王贷款条件之优越，胜过省内自我贷款。我发现在最后若干年里朗格多克以本省为担保借给国王7320万里佛。

    但是政府和大臣们对这些特殊的自由大不以为然。黎世留首先损坏这些自由，然后将其废除，懦弱而不问政事的路易十三什么也不欣赏，对这些自由深恶痛绝；布兰维利埃说，路易十三对外省的所有特权感到恐惧，只要听到有人提起它们的名字便怒火冲天。脆弱的灵魂对迫使他们花费精力的事物非常憎恨，其强度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所剩余的男子汉气概全部都用在那里，这些灵魂在别的场合都虚弱不堪，而在这里却差不多总是显得强壮有力。幸好朗格多克的旧政体在路易十四童年时期得以恢复。路易十四把它视为自己的业绩，十分珍重。路易十五将它吊销了两年，之后，又让它复活。

    设立市政官员使它冒一定的风险，虽说不是直接的，但仍不小；这项讨厌的制度不光摧毁了城市政体，而且还改变了省体制的性质。我不清楚省议会里第三等级的议员是否从来都是经过选举的，但是很久以来，他们已不再如此；城市市政官员在三级会议里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唯一法定代表。

    只要城市本身通过普选，自由地选出行政官——并且经常任期极短，那么那种没有受特殊委托仅凭一时利益而授予的权利，就不大引人注意。在三级会议内，市长、行政官或行会理事忠实地代表全体居民的意志，并以全体居民的名义讲话，仿佛他们是由全体居民特意选定的。人们懂得，这同那种花钱买来治理同胞权利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人代表的只是他自己，或者至多只代表他的小集团的微小利益或细微情感。然而，这位通过竞争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却保持民选行政官所具有的权利。这就立刻改变了整个制度的特征。在各省议会中，坐在贵族和教士的身旁和对面的，不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几个孤立、拘谨、毫无能力的资产者，第三等级在政府中日益处于附属地位，尽管这时第三等级在社会上日益富有强大。朗格多克的情况却不同，随着国王设置官职，朗格多克省总是特意向国王购买官职，它为此目的结下的债务，1773年一年即高达400万里佛以上。

    其他一些更带关键性的原因促使新的精神渗透到这些古老制度中，使得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具有超出所有其他省三级会议的无可争论的优越性。

    朗格多克省和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军役税是真实的而非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说，军役税的制订是根据财产的价值而不是根据所有主的地位的。确实，省内有些土地享有免交军役税的特权。这类土地过去曾为贵族土地；但是，由于时代和技艺的进步，这些财产中有一部分已落入平民手中；另一方面，贵族已变成许多缴纳军役税的财产的所有主。这样从人身转移到物的特权无疑更加荒谬，但是它却极少为人们所感觉，因为它不再带侮辱性，尽管它依旧使人不快。由于它不再牢牢地与阶级这一思想联结，不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创造与其他阶级格格不入或对立的利益，它便不再反对所有阶级共同关心政府事务。在朗格多克，各阶级实际上都加入了政府，在政府中，他们的地位完全平等，这是其他任何地方望尘莫及的。

    在布列塔尼，贵族有权以个人身份全部出席三级会议，这就使三级会议类似波兰议会。在朗格多克，贵族只有通过代表参加三级会议，23名贵族在三级会议中便代表了其他所有贵族。朗格多克省23名主教代表教士出席会议，而尤应指出的是城市在三级会议中的选票与头两个等级相等。

    议会是单一性的，故而议事不依等级，而依人头，第三等级在议会中也就必然举足轻重；逐渐地，第三等级把自己的精神渗透到整个团体当中。况且，名为总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员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负责领导日常事务，他们总是法律界人士，就是说，都是平民。贵族尽管有力量维持自己的地位，却再也无力量独自统治。而教士呢，尽管大部分是由贵族组成，却与第三等级十分融洽，热情参与第三等级的计划，共同携手工作，以促进所有公民的物质繁荣，发展他们的工商业，并经常以自己广博的人事知识和处理事务的罕有干练为第三等级服务。前往凡尔赛宫与大臣们就那些使王权与三级会议冲突的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辩论的，几乎总是一位由人们选定的教士。可以说，整个18世纪期间，朗格多克是由资产者治理的；他们受贵族的控制，得到教士的帮助。

    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

    其他各处本来也是可以这样办的。倘若当初那些君主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或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