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法兰西对今日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只有未来才能知道。然而没有人能怀疑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过，而且至今仍很大。
如果探究法国人何以能通过武力、文字、或榜样引起这些重大变化，那么人们会发现在诸多原因中，下面这个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数百年来，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法兰西在自己国家中激发了革命，而革命在欧洲其他地区则步履艰难。法兰西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它的意图，而其他国家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它随手摘取500年来流行于世的思想精粹，在欧洲大陆上一举首创这门新科学，而其邻国历尽千辛万苦，只汇集了这门科学的枝叶。法国人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法国人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
封建欧洲长期被分割为几千个各类主权国。每国，以至每个城市，当时互相隔绝，各行其事，所采取的办法和观点各不相同，人们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爱它们，只是因为对他们合适而已。
到中世纪末期，呈现一片混乱：各国互相观望，互相渗通，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个民族都对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邻国又未见到更完美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现一套共同制度的设想，这种制度正因为它既非本国的，也非外国的，所以能适用于无论何时何人。
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法兰西人民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践踏旧习俗，摒弃古风尚，挣脱家庭传统，阶级偏见，乡愿精神，民族成见，信仰统治，宣布真理只有一个，不随时空而改变，真理是绝对的而决非相对的，必须在事物深处去寻找真理，不拘形式，并宣称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实行真理。
人们往往谈论法国思想产生的影响，这是不对的。作为法国的思想，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人们是从普遍的角度，我敢说从人的角度去掌握这些思想的。法国人之所以取得更大力量是由于他们的哲学方法，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哲学，他们是第一个敢于大力使用这种方法；是由于他们努力的方式而不是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哲学只适用于他们自己，但他们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所有从事于破坏的双手都可以使用。
因此，法兰西只是居于两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民族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领先地位，它并未制造这些革命。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鼓动力。法兰西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发现了什么，而是在它所推动的那些人中间所发现的东西。它的行为像罗马一样：带着异邦人去征服异邦。法兰西并未在它周围散布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存在的种子；它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
50年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国人的革命影响，其中大多数虽然受到影响却不知其所以然。它们听其一种共同力量的推动而不知动力为何。走遍法兰西邻国的观察家不难发现，在那里，许多事件、习俗、思想都是法国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产物，但他们同时也觉察到就在这些地方，人们对这次革命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在法国本国所引起的结果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其邻国发生更大的影响，而又如此不为其邻国所理解。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英国尤其明显。
这两个西方大国20年来和平相处，进行了重大的交流。
许多习惯已成为两国人民所共有，许多观点互相渗透。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
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天然秉赋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异，以致即使他们不再相互仇视，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了解。英国人周游法国，每日东西南北无处不到，一般都不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可以读到关于东西印度发生事件的详细记载的出版物，人们大体上了解生活在我们对角地带人民的社会政治状况。
但是英国人对法国各种制度只有一个肤浅的概念，他们对法国内部流行的思想、存在的偏见、发生的变化、流传的习俗一知半解。他们不知道其近邻的党派划分、居民类别和利益分歧，即使略知一二，也是道听途说。每人抱住一种比完全无知更有害的半科学，丝毫不想完全弄懂。
正因如此，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遇。
这些书信的目的决不是详细介绍法国的现状，要是抱着这个目的，恐怕一辈子也达不到。作者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目的是阐明若干重要问题，考察了这些问题一定能顺利地引导善于思考的人们了解所有其他问题。
一些看不见的而又是几乎万能的锁链把一个世纪的思想与前一个世纪的思想，把儿辈的志趣与父辈的爱好连结在一片。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因此，要谈论某一时期的民族而不讲清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这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一个过去50年中一直处于几乎不断革命的状态中的人民时，这一点尤其必要。那些凭道听途说却未曾仔细注视法国人民所经受的连续变革的外国人，只知道在法国人民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却根本不知道在如此漫长的变迁中，旧的状况有哪些部分已被抛弃，有哪些部分被保留下来。
这第一部分的意图是对1789年那场伟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状况作一些解释，否则很难理解法国的现状。
旧君主制末期，法兰西教会呈现出在某些点上类似今天英国国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毁了所有巨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低了所有团体，只给教士留下一种独立生活的外表。教士保留了举行年会的制度，在会上，自行制订税则；教士占有王国巨大的不动产，并千方百计渗透到政府机关中去。尽管教会依旧服从天主教的主要信条，但对罗马教廷则持坚决而且近乎敌对的态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无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为中所表现的同一**倾向，他使法国教士脱离他们的精神导师，同时让他们保留财富和势力。他觉得他将永远充当教士的主宰，由他亲自选定教会首脑，并认为教士的强大对自己有利，因为教士强大，才能够帮助他统治人民的精神，并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教会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机构。在这位君主逝世至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信仰逐渐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渐彼此疏远。这个变化源于种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18世纪末，法国教士仍拥有财产；他们仍介入所有国家事务；但是全体居民的思想正从各个方面摆脱教士，教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宗教机构作用。
要想使当今的英国人明白法国贵族当时状况，并非易事。
英国人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词语可将noblesse（贵族阶级）这一法国旧概念精确表达出来。nobility（贵族）一词比noblesse含义略多，而gentry（绅士）一词则不足。aristocratie（贵族）也不是一个不加注释就能使用的词。aristocratie一词的通俗含义一般是指各上层阶级的整体。法国贵族阶级是一个贵族团体；但是如果说仅仅它便构成了国家的aristocratie（贵族），那就错了；因为在它左右还有同它一样有教养，同样富裕，而且几乎同样有影响的一些阶级。因而当时法国贵族之于今天的英国贵族，乃是种对于属的关系；它形成一个caste（种姓），而非一个aristocratie（贵族）。在这点上，它和大陆上所有贵族阶级相似。这并非说在法国人们不能通过捐官或国王恩准而被封为贵族；但敕封贵族虽然使一个人脱离了第三等级的地位，却不能真正将他引入noblesse（贵族阶级）的地位。新封的gentilhomme（贵族）可以说正停留在两个等级的界线上；比一个等级略高，比另一个等级略低。他从远处望见那唯有他的子孙才能进入的福地。事实上，出身才是贵族阶级吸取成员的唯一源泉；人们生而为贵族，却不能变为贵族。
散布在王国地域上的近2个家族构成这个巨大的团体，这些家族自称在他们之间拥有某种理论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权之上的。亨利四世说过：“我只不过是我的王国的第一贵族。”这句话绘出了18世纪末法国贵族中仍盛行的精神。不过，在贵族之间仍存在种种巨大差异；有一些人还拥有大宗地产，另一些人在父亲的庄园周围几乎找不到维生之计。一些人在宫廷度过他们一生中绝大部分光阴；另一些人则在外省的深处，自豪地保持着世代相传的隐身匿迹生活。对一些人，习俗打开了国家的显职高位的道路，而对于另一些人，当他们达到了不高的军阶以后，便心满意足，安静地回到他们的家中，再也不出来。
若要忠实地描绘贵族等级，就不得不采用繁多的分类方法；必须区分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宫廷贵族与外省贵族，旧贵族与新贵族。在这个小小社会中，可以找到同全社会（小社会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几乎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不过，人们在这巨大团体内仍可看到有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持某些全体成员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纪所有其他贵族阶级一样，法国贵族从征服中诞生，昔日享受过和它们同样多而且可能比它们还多的巨大的特权。法国贵族内部包含了几乎全部知识和全部社会财富：
它拥有土地并统治居民。
但是，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国王依然从贵族中遴选政府主要官员，但是他这样作是本能地遵守旧惯例，并非承认一种既得权利。很久以来就不再存在那种能使君主为之震慑、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权的贵族了。
贵族对人民的影响则更小。在国王与贵族团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姻亲关系，因此，他们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彼此接近。但是贵族与人民的联合却非自然而然之事，只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并维持下去。
真正说来，贵族要想保持对人民的影响，唯有两种方法：
统治人民，或与人民联合起来，以便节制那些统治人民者，换言之，贵族必须继续当人民的主人，或变成人民的首领。
法国贵族远非其他阶级的首领，无法和其他阶级一起反抗王权的专横，相反，正是王权过去与人民联合，展开反对贵族**的斗争，随后，正是王权与贵族阶级联合，迫使人民服从。
另一方面，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参与政府的具体事务，经常是由贵族领导国家的一般事务：他们指挥军队，担任大臣，充斥宫廷；但是他们并未参与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参与同人民直接发生联系的事务。法兰西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不为君主所知，与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会每天都在运动，而法兰西贵族纹丝不动。在他周围，是国王的官吏，他们进行审判，制订捐税，维持秩序，为居民谋福利，并领导居民。贵族对黯淡闲散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仍然有大宗财产，遂来到巴黎，在宫廷生活，这里乃是显示他们伟大之处的唯一舞台。小贵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一无所为，令人厌烦。这样，在贵族中，一些人虽无权力，但凭籍财富，本来能够取得对人民的某种影响，却甘愿远离人民；另一些人被迫与人民为邻，在人民眼里，他们却暴露出贵族制度——他们仿佛是唯一代表——的无用和累赘。
法国贵族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细务交给别人，一心追求国家的显要官职，这就表明，法国贵族热衷于权力的表象甚于权力本身。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远。对外政策、一般法律对于每个公民的处境和福利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常常是看不到的。地方政府却与他们天天见面，不断地在那些最敏感的地方触及他们；它影响所有细小利益，而这些正是人们对生活的深切关心的组成部分；它是人们敬畏的主要对象；它把人们的主要期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它通过无数无形的锁链将他们缚住，在不知不觉中带领他们。正是在治理村庄中，贵族奠定了后来用以领导整个国家的权力基础。
对于那些尚存的贵族来说，可庆幸的是，力图摧毁贵族的那股势力，并不比贵族本身更了解贵族权力的这一奥秘。对我来说，假如我想在我这里摧毁强大的贵族，我绝不费力去清除国王身边的贵族代表；我绝不急于进攻贵族最显赫的特权；绝不首先对贵族的立法大权提出异议；而是使贵族远离穷人的住宅，防止贵族对公民的日常利益发挥影响，宁可容许贵族参与制定国家的普遍法规，也不让贵族控制一座城市的警察；宁可把社会重大事务交给贵族处理；我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然而法国贵族还保持一定数量的专有权利，使他们高高在上，有别于其他公民；但是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他们先辈的特权中，法国贵族只保留了那些使贵族令人憎恨的特权，并未保留那些使贵族受人爱戴或敬畏的特权。
贵族享有向军队输送军官的专有权利。无疑，贵族要是保持某种个人能力或强有力的团体精神，输送军官本是一种重要特权。
但是法国贵族既不具备前者，也不具备后者，他们在军队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国王手中的被动工具。他们只想从国王那里得到晋升和恩宠，在战场上，像在宫廷里一样，取悦国王。我所讲的那种权利，对贵族家族有利，而对作为政治团体的贵族阶级则毫无用处。在一个基本上崇尚武功、军事荣誉历来被视为最高俸禄的国家，这一特权激起了对享有特权者猛烈的仇恨和无法平息的嫉妒。它没有使士兵听命于贵族，却使士兵成为贵族的天敌。
出身贵族的人免缴一部分捐税。而且，他们对领地居民每年还征收大量名目繁多的杂税。这些权利并没使贵族的财富增长多少，却使他们成为仇恨与嫉妒的众矢之的。
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
因此，金钱特权比起权力特权来，所给无几，却危害更大。法国贵族宁取金钱特权而舍弃其他，结果从不平等中保留下的是些有害无益的东西。他们折磨人民，使人民贫困，而没有统治人民。他们在人民中出现，好似受君主宠幸的外国人，而非领路人和首领；他既无可赐与，便无法靠期望来维系众心；他们只能取得事先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一成不变的数额，因而只招人憎恶，而毫不使人畏惧。
除了带来收益的权利外，法国贵族还保持有大量纯荣誉性的标志；这就是爵位、公共场所中某些确定座位、穿戴某种服装、佩带某些武器。这些特权有一部分昔日曾为贵族势力的天然附属物；另一部分则是在这种势力衰弱后作为其损失的补偿产生的；这两部分特权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当权力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权力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蓬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持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正在崛起的力量和正在衰落的力量都必须谢绝荣誉权利，而不要去追求它们。只有基础稳固、力量雄厚的权威，才可以使用荣誉权利。
我对法律和惯例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舆论。
现代贵族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大部分思想，但是其中有许多极其有害的思想，他们却顽固地坚持着；这些有害思想中为首的，就是禁止从事工商业的偏见。
这种偏见产生于中世纪，当时，占有土地和统治人民是同一件事务。在那些世纪里，不动产财富的概念与有权有势的概念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相反，纯动产财富的概念意味着地位低下和软弱。尽管从那个时代以来，占有土地与进行统治再也不是一回事，其他种类的财富激增，具有崭新的重要性，然而舆论依然如故，产生偏见的那些原因已经没有了，偏见却还存在。
结果呢，贵族家庭和其他所有家庭一样，面临破产的危险，却失去了发财致富的共同手段。从整体看，贵族阶级不断贫困化；他们抛弃了通向权力的直接道路后，也离开了能通向权力的间接道路。
不仅贵族不能依靠工商业发财致富，而且习俗禁止他们通过联姻将如此得到的财富占为己有。娶富家平民之女，贵族认为降低身份。可是结成这类性质的婚姻在他们并非罕见；因为他们的财产比他们的愿望下降得更快。这种庸俗的联姻使贵族阶级某些成员富裕起来，最后却使贵族阶级本身失去了仅存的名声威力。
在赞扬这些人超越了偏见以前，必须注意他们的动机。要对之下判断，必须立足于采取行动者自己的观点，而非立足于真理的普遍绝对的观点。如果人们认为公众舆论错误，所以反其道而行之，这肯定是件有德行的好事。但是，对于人类道德来说，因某种偏见妨碍自己而鄙弃它，这与因某种正确思想危及自己便抛弃它同样危险。贵族阶级起初认为娶平民女儿会降低身份，这是错误；继而持此信念而与平民联姻，这可能是更大的错误。
18世纪，有关替代继承财产的封建法律依然有效，但是这些法律只能给贵族财产提供微弱的保护。
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法律的影响经常被夸大了。我想，要产生巨大效果，这些法律便需要有特殊环境，而法律无法产生这些特殊环境，这不取决于法律。
当贵族并不因热衷于发财致富日夜操心，而国民中的其他阶级也差不多满足于上帝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时，替代继承权在思想风尚方面所起的作用，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麻木和停滞。平民丝毫没有比贵族更多的机会去获得财富，而贵族也没有机会失去他们的财富，因此，所有的好处都落在贵族手中；每一代人轻易地占着上一代人的位置。
但是如果除贵族外，所有的人都在设法发财致富，那么在这样的国家中，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不久，贵族阶级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参与这种活动。
既然平民只有拿财富这一共同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他们变成贵族模仿的对象，既要学他们的阔气，又不知钱从何来，于是很快就产生经济拮据，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他们终于将保护他们的法律视同敌人，竭尽全力逃避法律。我决不是说，甚至在当时，替代继承法没有延缓贵族的破产；但是我认为，替代继承无法阻止贵族的破产。法律按某一方向起经常作用，但还有一种比法律更活跃的东西，按相反方向起经常作用，这就是人类的冲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的法律仍规定几乎全部家产归贵族的长子，贵族长子有义务将家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可是大量来源于封建的领地已经脱离了贵族阶级之手，其他许多领地已被瓜分。在贵族内部，不仅可以看到极富与极穷的人，这种现象与贵族的存在并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看到一群既不贫也不富、拥有中等财产的个人：这种形势已经与民主制相似，而不与贵族制相似。若仔细考察贵族阶级的结构，就会发现，真正说起来，贵族构成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具有贵族权利的民主团体。
但是，在法国威胁着贵族生存的危险更多来自贵族周围及贵族外部发生的变化，而非来自于其内部发生的变化。
随着法兰西贵族财富日蹙、权力丧失，国内另一个阶级迅速占有财产并靠近政府。贵族阶级因而在两方面都失败，他们变得绝对地和相对地虚弱。似乎要在其废墟上崛起的那个咄咄逼人的新阶级，已取名第三等级。
要让英国人懂得法国贵族是怎么回事是十分困难的，同样要向英国人说明第三等级指的是什么，也绝非易事。
人们一开始可能认为，在法国，中等阶级构成第三等级，它介于贵族和人民之间，实际并非如此。的确，第三等级包括中等阶级，但是它也包括本来与中等阶级格格不入的各种成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教士、非贵族的一切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就其本身而言，第三等级有自己的贵族，它已包括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或毋宁说，它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它与特权等级共同存在，但是没有特权等级它照样能独立存在；它有自己的观点、偏见、信仰、国民精神。1789年第三等级下令起草的用以指示其代表的陈情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点。第三等级几乎与贵族阶级一样担心与对方混在一起；它宣布反对以金钱为代价敕封贵族，因为这会使第三等级的某些成员混进贵族行列。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选举中，原来要在第三等级中投票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从选举团中除名，理由是，他已购得有资格受封贵族的职位，因而丧失了与平民一起投票的权利。
这样，第三等级和贵族杂处在同一块土地上；但是它们形成两个彼此迥异的民族，尽管生活在同一法律下，彼此却形同路人。在这两个民族中，一个在不断恢复自己的力量，并获得新的力量；另一个则每日有失无得。
法兰西国民中这个新民族的产生，威胁着贵族阶级的生存；贵族生活在完全孤立中，这对于贵族来说是更大的危险源泉。
第三等级和贵族之间存在的这种彻底分裂状态不仅加速了贵族阶级的衰亡，它还会摧毁法国的整个贵族制度。
贵族制度的产生和维持并非偶然；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贵族制度也服从于某些也许并非不可能发现的固定规律。
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人们中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独立于人们制定的法律之外的真实的或约定的财富，这种财富在其性质上，只能属于少数人所有。在这些财富中，我把出身、产业和知识置于首位；所有公民都高贵、有教养和富足的那种社会状况是不可设想的。我所说的财富彼此间是非常不同的，但有一共同特点，即只能在少数人中分配，并由于同一原因，使所有拥有财富的人具有与众不同的爱好和排他思想；这些财富因而形成同样多的贵族成分，这些成分无论是分散的或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却始终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民族内。当所有具有这类特殊优越条件的人，都同心协力从事治理工作时，就会有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贵族制度。
18世纪，法国贵族内部只拥有这些贵族制天然成分中的某些成分；若干成分存在于他们之外。
贵族自我孤立于富足和有见识的平民之外，认为自己始终忠实于他们先辈的榜样。他们没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其先辈的作法时，他们正背离了先辈曾达到的目标。在中世纪，出身确实是全部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在中世纪，贵族是富有的，他还把有学问的教士召到他身边；整个社会都交给这两种人，而当时人们认为社会应当如此。
但是到了18世纪，许多有钱人不是贵族，许多贵族不再富有；在知识方面，同样可以这样说。第三等级因此组成了作为贵族阶级的一个天然部分，却与主体相分离；由于它不支持主体，不可能不使之削弱；而且对主体作战，必然把主体摧毁。
贵族的排他性不仅使第三等级的首领们脱离贵族阶级的总的事业，而且还将使所有期望有朝一日变成第三等级的人脱离。
大部分贵族阶级已经死亡，这并非因为贵族阶级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为贵族阶级要永久维持不平等，使一些个人得利，使另一些个人受害。人们憎恨的是某种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也不能认为，贵族阶级灭亡最经常是由于贵族特权的泛滥；相反，倒是这些巨大的特权，支持了贵族阶级。假如每个人都相信有一天能进入杰出人物团体，那么，这团体权利之大，一定会使它在尚未跻身其间者眼中变得无比珍贵。这样，连这个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且别说，进入贵族的机会是微小的：只要目标树高，这也无关紧要。最吸引人心的，不是小小成功的可靠性，而是飞黄腾达的可能性。
如果增大追求的目标，你就不怕减少得标的机会。
一个穷人并非不可能最终掌权的国家，比起那些穷人没有希望掌权的国家来，更易于将穷人永远排除在政府之外；以为有朝一日能被召掌权，这种臆想中的高升的念头，不断地使穷人看不见他的真实苦难。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的赌博，可能的赢头之大吸引着他的灵魂，全然不顾输的可能。他爱贵族就像爱买彩票一样。
法国存在的不同贵族成分间的这种分裂，在贵族内部布置下某种内战局面，从中获利者唯有民主力量。第三等级主要成员受到贵族阶级的排挤，因此，为了对贵族阶级作战，不得不依靠一些用得着的时候有用、其效力本身却很危险的原则。第三等级本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它反抗贵族阶级的另一部分，被迫宣扬平等的普遍思想，以便同与之敌对的不平等的特殊思想斗争。
甚至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平等也每天遭受攻击，即使不是在原则上，至少也是在它的某些不同运用上。佩剑贵族傲慢地斥责穿袍贵族，穿袍贵族则抱怨佩剑贵族享受的优势地位。宫廷贵族喜欢嘲笑乡村贵族的微小领主权利，而乡村贵族则对廷臣享受的恩宠感到愤怒。出身古老贵族世家的贵族看不起敕封贵族，敕封贵族则嫉羡前者的尊荣。不同种类特权者之间的所有这些非难指责，都损害着特权的总利益。人民对其头领们的辩论冷眼旁观，只从他们的言词中取出对己有用的东西。在国民中逐渐传播唯有平等才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思想；组织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应根据包含于平等之中的简单普遍的思想。这些理论一直深入到贵族的头脑中，他们虽然还享受着特权，却也开始把拥有特权视为一种福份，而不视为体面的权利。
一般来说，习俗比法律跟随思想更紧。贵族制的原则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在被立法分割开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无数各种各样的联系。
对促进公民社会的这种混合格外有利的是作家每日每时所争得的地位。
在财富是贵族制的唯一基础或仅仅主要基础的国家里，金钱除了能给所有社会都带来享乐之外，还能带来权力。有了这两种好处，金钱便将人的全部想象力都吸引过来，而且可以说，金钱最终变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在这类国家里，文学一般不大发展，因之文艺才能并不吸引公众的注意。
在血统贵族统治的民族中，人们看不到为获取财富而迸发的这种普遍冲动。人类心灵不会受同一**单方面的推动，而是欢迎人类爱好的天然多样性。假如这些民族文明开化，其中必有大量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
许多雄心勃勃的人蔑视金钱，由于出身平民不爱经商，遂避而研究文学，文学研究成了他们的归宿，他们追求文艺荣誉，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唯一荣誉。这样，他们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
在有钱就有权的那些国家里，人的重要性或多或少与他拥有的财富有关，而财富每时每刻都会丧失和取得，因此贵族成员终日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丧失自己占有的社会地位，生怕其他公民瓜分贵族特权。政界盛行的这种经常变动性，使贵族成员的灵魂处于永久不安的状态。他们只能忐忑不安地享受其财富，急急忙忙地抓住财产带来的福利。他们不断用不安的眼光打量自己，看看到底丢失了什么。他们向所有其他的人投射充满疑惧与嫉妒的视线，以便发现他们周围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某个地方发生的一切，都会引起他们不安。
唯独建立于出身之上的贵族阶级，看到在它之外闪光的东西不太经心，因为贵族阶级拥有一种优势，依其性质，既不能被瓜分，也不会丧失。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
法国贵族历来向作家伸手，乐于与作家接近。18世纪尤其是这样：这是个闲散的时代，贵族阶级几乎和平民一样，被免去了治国职责，而知识正在传播，给大家带来了文学娱乐的高尚情趣。
路易十四统治下，贵族尊重和保护作家；但真正说起来，贵族并未与作家搀合在一起。他们分别形成两个阶级，彼此间经常接触，但却从不混同。到18世纪末，形势改观。并不是说作家已被允许分享贵族的特权，也不是说作家在政界已获得公认的地位。贵族阶级并没有召唤作家加入贵族行列，而许多贵族却置身于作家的行列。文学因此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平等便栖身于此。文人和大领主在这儿相会，并不互相寻衅，也不互相害怕，在这世外桃源，盛行着一种想象的民主，在这里每个人都回复其天然优势。
这种形势虽对科学和文学的飞速发展十分有利，却远不能满足致力于科学和文学的人们。确实，他们占有显赫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并未明确，总是引起争议。他们分享大领主的喜悦，但大领主的权利始终没有他们的份。贵族和他们相当靠近，使他们能具体看到出身所赋予的所有好处，但贵族还和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以致他们无法分享或品尝这些好处。在作家的眼前仿佛放着一个平等的幻影，当他们靠近想抓住它，平等即行消失。这样，贵族阶级如此宠爱的作家们组成第三等级中最焦急不安的那一部分，他们竟然在特权者的宫殿里诽谤种种特权。
这一民主倾向不仅出现在经常与贵族交往的作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