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地位，使各个阶级都对立冲突起来。

    1775年，蒂尔戈向国王提议改革农村行政制度，当时他亲自告诉我们，他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乃是捐税摊派不平等；因为，教区事务中首要的就是捐税的制订、征收和使用，怎么能使那些完全不按同一方式纳税、有些甚至完全免纳的人，在教区事务上共同行动、同堂议事呢？每个教区均包括根本不缴纳军役税的贵族和教士、部分或全部免纳的农民以及其他纳全部军役税的人。这就好比三个截然不同的教区，每一个都要求有单独的政府。困难无法解决。

    实际上，农村中捐税差异之明显，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居民划分为不同集团，而且常常是相互敌对的集团，尤以农村为甚。要给村庄一个集体的行政和一个自由的小政府，首先必须使大家缴纳同一捐税，必须缩小各个阶级之间的距离。

    1787年终于开始改革，但人们当时做的却非如此。教区内部，旧的等级分离及其主要标志捐税不平等，依然故我，可是人们却把全部行政移交给选举团。这一做法当即导致极为奇特的后果。

    如果这是挑选市政官员的选举议会，本堂神甫和领主不能出席；据说他们属于贵族和教士等级；而在这里，主要是第三等级有权选举他们的代表。

    市议会一旦选出，本堂神甫和领主反倒成了理所当然的成员；因为使如此显要的两类居民与堂区政府完全无关，这是不大恰当的。领主甚至主持那些他未曾参与选举的市参议员的会议；但是他不能插手他们的大部分法案。例如，当人们着手制订和摊派军役税时，本堂神甫和领主便无权投票表决。他们二者不是都免缴此税吗？从市议会来说，它与他们的人头税毫无关系；人头税继续由总督按特殊方式厘定。

    市议会这位主席同他本应领导的议会彼此隔绝，人们担心他在议会中将间接发挥影响，违背他不从属的那个等级的利益，遂要求不计他的佃农的票数；在征求省议会的意见时，省议会认为这样的要求非常公正，完全符合原则。教区的其他贵族，不能进入这个平民的市议会，除非经由农民选举，而后按规章特意注明，但他们在议会中只有权代表第三等级。

    领主在议会中出现只是为了完全服从他旧日的臣属，这些人突然间成了他的主人，与其说他是他们的首领，还不如说他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人们用这方法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目的似乎不是要使他们彼此接近，而是使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彼此有何差别，他们的利益何等对立。

    行会理事是否仍是毫无威信、非靠强迫不能履行其职能的政府官员，抑或他的地位和他任主要代理人的社区已经一起提高了呢？对此无人确知。我找到一封1788年某个村庄执达员的信，他对人们选他履行行会理事的职责感到气愤。他说道：“这是违反行会理事职务享有的所有特权的。”总监答复必须纠正此人的思想，“叫他明白他应把同胞们选举他视为光荣，此外还要叫他明白，新的行会理事丝毫不同于此前冠以同一名称的政府官员，他们应当从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当农民成为一种势力时，教区里重要的居民，甚至贵族，突然间与农民接近起来。巴黎附近一个村庄的有高级裁判权的领主抱怨说，国王敕令阻止他哪怕作为普通居民参加教区议会的工作。另一些人则同意让他“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忠诚，履行行会理事职责”。

    这已为时太晚了。随着有钱阶级的人们向着农村人民靠近，试图和他们打成一起，农村人民却退回到他们一向的孤立状态，据守不出。有些教区的市议会拒绝接纳领主参加；另一些市议会则十分挑剔，不愿接受已致富的平民。下诺曼底省议会说道：“我们获悉，许多市议会拒绝接纳未在本地居住的教区的平民地产主，尽管这些人毫无疑问有参加议会的权利。另一些议会甚至拒绝接纳那些在当地没有财产的佃农。”

    因此，甚至还在人们改动那些规定国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中已经充满新奇、模糊和冲突。原来存在的东西动摇了，可以说，再没有一项规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废除或即将修改。

    这场在法国先于政治革命而进行的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的突然的大规模革新，人们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当时，它已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动荡之一。这第一次革命对第二次革命起着异常巨大的影响，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同类事件，或从那时以来发生的同类事件。

    英国爆发的第一次革命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结构，直至废除了君主制，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触动次要法律，几乎丝毫未改变习俗和惯例。司法和行政保留原来的形式，照旧沿袭着昔日的习惯做法。据说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12位法官仍在继续进行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因此，一切并未同时激荡。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国社会尽管在顶层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

    自1789年以来，我们在法国亲眼看到了许多彻底改革整个政府结构的革命。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开破坏现存法律。然而，革命所产生的混乱从来既不长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绝大部分几乎感觉不到，有时几乎没有察觉。

    自1789年以来，行政结构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中始终存在。人们改变了君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权的形式；但是事务的日常进程既未中断也未被打乱；每个人继续在与个人相关的细小事务中，遵循他熟悉的准则和惯例；他依赖他一直习惯与之交往的次级政府，而且往往与同一些官员打交道；因为，如果说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脑袋，它的躯体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同样的职能由同样的行政官员执行；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法规转达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经验。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然后，命运推动同一轮回，他们重又开始为国王、为共和国以及为皇帝审判和执政，永远是同一些人，永远用同一方式；因为，主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们何干？他们的工作不在于做公民，而在于做优秀行政官和优秀法官。一旦初次震动平息，国内似乎也就再无什么变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政府的这个尽管是从属的、但每日每时为每个公民所感到并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福利的部分刚刚被彻底推翻：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国家起初好像并未从这场大规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动，但是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

    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