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们便开始摇动政府的古老大厦；它已经摇摇欲坠，但是自由的问题尚未提及。伏尔泰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在英国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热爱自由。英国人随意传布的怀疑论哲学使他倾倒；他们的政治法律却对他触动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于其优点。在他的杰作之一——有关英国的书信中，议会是他谈得最少的；实际上，他最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却不大留心他们的政治自由，仿佛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仍能长期存在。

    临近18世纪中叶，出现了若干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由于他们提出的许多原则彼此相似，人们便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名称——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上不如哲学家有名；他们对大革命发生的贡献大概少于哲学家；然而我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在治理国家问题上，哲学家几乎没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经济学派没有脱离理论，但理论更接近事实。一些人讲述能够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应该做的事。大革命后来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制度可以得到宽容。相反，可以作为大革命本月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碍他们计划的东西应该打碎。他们不大尊重契约；毫不尊重私人权利；或者，准确地说，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然而总的说来，这是一些德行温厚、和气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练达的行政官；但是忠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指引着他们。

    经济学派对往事抱着极大蔑视。“多少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错误原则统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道。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国历史上似乎牢牢扎根的制度，只要它稍微妨碍他们，不利于他们计划的匀称，他们便要求一律废除。其中一人建议一举取消所有旧的领土划分，改变所有省名，40年后制宪议会付诸实施。

    在自由制度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出现之前，经济学派就已经具有后来由大革命执行的社会行政改革思想。他们确实非常赞成食品自由交易，赞成工商业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而出现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予以排斥。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设立起议会，反对地方附属政权，总之，反对不同时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说道：“在政府中设平衡力量制度是个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位友人说：“人们据以设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议论纯属虚构。”

    他们发明的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因为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制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说道：“人们对政府滥施权力招致的灾难感到震惊，便想出了无数全然无用的手段，却忽视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关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他们就是想借助于这些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罗纳对国家抛弃农村、使得农村一无道路、二无工业，三无知识深表痛惜，但他丝毫未想到如果将农村事务交给农民负责，事情便会办得更好。

    蒂尔戈本人呢，他心灵伟大，天赋超群，使他成为与所有其他人有别的人物，但他对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兴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众感情启迪下，才喜爱政治自由。对于他，就像对大多数经济学派一样，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国家本着某种精神，按照某种步骤施行的某种公共教育。据他同时代的一个人在《一种符合原则的教育机制》中所说，蒂尔戈对这套知识疗法的信心是无限的。他在一份奏折中向国王提出这类计划，他说道：“我敢担保，陛下，十年以后，您的民族将会变得无法辩认，由于知识、良好风尚和报效国王陛下和祖国的满腔热忱，您的民族将远远超过其他一切民族。现在才十岁的孩子到那时，将成为国家栋梁，他们热爱国家，服从权威不是由于畏惧而是出于理性，对同胞热情相助，养成了承认并尊重司法的习惯。”

    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况且，那些遗留下来的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怀疑，并常常产生对它的种种偏见。那时尚存的大部分三级会议形式陈旧，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因而远远不能有助于社会进步，只能起阻碍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负责取代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却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经济学派看来，想依靠所有这些旧工具来完成他们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经成为革命主宰的国民来实现他们的计划，这个想法同样不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怎样才能使如此庞大、各部分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的改革体系为全体人民所采纳和履行呢？让王室政府为他们的计划服务，这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更适当。

    这个新政权不是脱胎于中世纪制度；它丝毫不带有中世纪的痕迹；在新政权的错误当中，经济学派发现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倾向。和经济学派一样，新政权天性偏爱地位平等，法规统一；同样，它从心底里痛恨所有产生于封建制度或倾向贵族制度的旧政权。在欧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个同样组织良好、同样强大有力的政府机器；在法国遇到这样的政府对他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倘若那时像今天一样，时兴让上帝随时出来干预，他们定会称之为天意。勒特罗纳说道：“法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得多；因为在法国，人们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而在英国，这样的改革总得受党派的阻碍。”

    因此，问题不在于摧毁这个**政权，而在于使它转变。

    梅西埃·德·拉·里维埃说道：“国家必须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而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必须有无限权力。”另一个人说道：“让国家确切明了它的职责，然后给它行动自由。”从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长，你会发现他们都怀有同一心情。

    他们不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当代社会，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鉴有关他们要建立的未来政府的想法。由此及彼：看到这一个，就使他们产生另一个的形象。

    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道。这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经济学派设想的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质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

    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制度的特殊**形式，经济学派已经熟悉。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