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时，对问题进行考察的精神曾企图在各种各样的基督教传统中辩别真伪，自16世纪那场伟大革命以来，更好奇、更大胆的人才不断产生，他们怀疑或抛弃一切基督教传统。这种精神在路德时代使数百万天主教徒同时脱离天主教，每年都将若干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继异端之后，出现了不信宗教的思潮。

    一般说来，18世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掉了一大部分势力：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基督教虽被抛弃，却未遭受猛烈攻击；那些抛弃基督教的人似乎抱憾而去。非宗教潮流在君王和才学之士中传播，在中产阶级和人民当中尚不流行；它还只是某些人的一时爱好，不是共同意见。1787年米拉波说道：“在德国普遍流行这样的偏见，即：普鲁士各邦到处都是无神论者。事实真相是，即使存在几个自由思想家，那里的人民还是像那些最虔诚的地区一样皈依宗教，其中甚至还有大量狂热分子。”他还说，颇感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准天主教教士结婚，尤其是禁止结婚的教士领取其圣职收入。米拉波又说道：“（允许教士结婚）这项措施，我们认为是无愧于这位伟人的。”除法国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均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不宽容也不压制人的激情。

    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的事情。在其他各个时代，人们曾猛烈攻击现存宗教；但是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古代那些虚假而令人厌恶的宗教只有当基督教要取而代之时，才遇到大量狂热的敌手；而在那时以前，它们在怀疑与冷漠中无声无息地缓慢消失：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人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却使灵魂空空荡荡。很多人满怀激情投入这件徒劳无功的事业。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但对群众似乎有吸引力。它一向只产生某种病态的萎靡不振，这次却造成狂热和布道精神。

    几个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大作家汇合在一起了，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这一奇特的事件；因为所有这些作家的思想为什么都倾向于这一方面而不倾向于另一方面？为何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自觉选择相反的论点？最后，为什么他们能胜过他们所有先辈，使群众乐于听从他们，思想上愿意相信他们？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极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释作家们的事业，以及这项事业的成功。伏尔泰精神久已问世；但伏尔泰本人只有在18世纪在法国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须承认，在法国，教会并没有什么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得多。因此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求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这点，必须牢记前一章我阐述的观点，即：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抓住这一点，问题的对象就变了。关键不再在于了解当时教会作为宗教机构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会在哪些方面阻碍着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特殊障碍。

    教会用治理教会的各项原则来阻挡作家们欲在世俗政府中树立的原则。教会主要依靠传统，作家则对建立在尊重传统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极度的轻蔑；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作家则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级。要想和睦相处，双方就必须承认，由于基本性质不同，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不能用相同的原则来治理；但是当时远远办不到这点，看来为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此外，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尽管它并非压迫人最甚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权力，尽管这与教会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并利用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掩护罪恶，似乎要使政治权力像教会自身一样万古长存。攻击教会，肯定会立即使民情激奋。

    但是除了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从教会开刀还有更特殊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他们对其他权力只是时有感觉，而这一部分权力专门负责监视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们为难。作家们在反对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这场斗争是从打碎束缚他们最紧的羁绊开始的。

    此外，在他们看来，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尘世君王的权力加强，教会势力随之削弱。教会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继而与它平起平坐，最后则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规，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意志。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尽管法国国王依旧自命为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履行对教会的义务时非常漫不经心；他们保护教会时表现的热情远不如他们保卫自己政府时的热情。当然，他们不准人对教会动手，但却容忍人们在远处用无数投枪扎刺它。

    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完全的约束，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长起来。有些时候，压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运动，另一些时候则反而加速这个运动；但是，当时对出版界实行的那种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们抱怨而不使他们战栗；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对作家的起诉几乎总是拖沓、杂乱、不了了之，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让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对教会损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罗致函大卫·休谟道：“你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