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缉捕，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其贵族气质，由此引起敌方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立即用计，消除敌方对义经的怀疑。他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却误信为真，疑团全消。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情义”是不可想象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是“情义”发自内心，未受丝毫嫌恶之念玷污的时代，为近代日本构筑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 “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生命献给受其深恩的主君。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武士的忠诚被敌方大名所收买。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下章所述，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照例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日本人对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尽忠，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情义”。尽忠是对主君的“情义”，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分的“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不过，古代关于忠诚的故事，对今日日本人已只是令人兴奋的梦想。因为，现在“报答情义”，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他们说：“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情义”，“我会见他完全出于情义”，如此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情义纠缠”，这句话在辞典中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他们说“他用情义强迫我”，“他用情义逼我”，这些以及其他类似惯用语的意思都是说，某些人凭借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讲这类话的人做不愿意做或不想做的事。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层财阀社会里、在日本内阁，人们都“受情义的强迫”，“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深或交易深来强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含义，恰如辞典解释的那样：for ‘mere decency's sake’。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这是严格的规定，不是像摩西十诫那样一组道德准则。一个人迫于“情义”，有时竟不得不无视正义。他们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而且，“情义”的准则与所谓“爱邻如己”也毫不相干。它并不要求一个人应当真心主动地对人宽容。他们说，人之所以必须履行“情义”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世人就会说他‘不懂情义’，就会在人前蒙羞受辱。”总之是因为担心世人舆论而不能不遵行。实际上，“对社会的情义”在英语中常常被译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在辞典中还把“因为是对社会的情义，只好如此”这句话译作“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世人不会承认其他办法）。

    把“情义领域”中的规矩与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矩进行比较，最有助于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美国人对于接到别人信件、接受别人礼品以及获得适时的劝告等情分，并不认为必须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严格。美国人在金钱交易中，对不能偿付者的惩罚就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这是十分严峻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意味着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还有一点和美国人借债还账相似，这就是对“情义”的报答在思想上也是毫厘不爽，等量对待。在这一点上，“情义”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日本人则不那样看。我们对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感到奇怪，譬如，每年两度，每个家庭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六个月前所受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年年寄东西来作为感谢雇用的谢礼。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情。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情义”时也是如此。

    只要可能，人们都记录相互之间的来往，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组①内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送葬时习惯带“奠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送各种色布以供制作送葬的幅。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制棺、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帐簿记录这些事情。对死者家庭则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名册所记名单也是这一家在别家死人时，必须还礼的依据。以上是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此外，还有村中葬礼短期的礼尚往来，和一些庆宴一样。丧主对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要用饭款待，而帮忙者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以为膳食之资。这些大米也载入村长记录。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① 原文为“Work－party”，可能译自日文的“结”（有的地方叫“契约”、“同业”），指农村插秧、盖房、冠婚葬祭等繁忙时的换工互助及由这类关系结成的集体。——日译者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帐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士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土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迫于情义的人往往因时间拖长而偿付加重。例如，某人向一位小商人求援，因为他是这位商人童年老师的侄子。而这位学生在年轻时无法报答老师，他在情义上的负债就在流逝的岁月中逐渐增加。于是，这位商人就“不得不”答应帮忙，以偿还对老师的这笔欠债，“以免遭世人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