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常说，“情义①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义务”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不同的系列。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情义”相当的词。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情义”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道德规范，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虽有些改变，但与其他东方各国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某种渊源类似点。“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所遇到的各种麻烦时，都经常要说到“情义”。

    ① 原文作“义理”（Giri），此词在日语中有情义、人情、情面、情理等义，这里姑且译作情义.——译者

    在西方人看来，“情义”包含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参阅本书第81—82页表格）：从报答旧恩直到复仇。难怪日本人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得其要领，但“不愿意”一语却指明：“情义”与“义务”显然有别。“义务”，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尽管“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会使人“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情义”有显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对社会的情义”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因此，“情义”的范围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而“义务”的范围则包括对直接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姻兄弟、姻姐妹也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既适用于对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对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履行情义”，其中最沉重的是对安排此项契约的父母的情义。年轻的儿媳对婆婆的“情义”尤其沉重，恰如日本人所说，儿媳居住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的义务要不同一些，但也很可怕。因为岳父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给钱，还要履行其他契约性义务。如同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不是情义。”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对姻亲的义务则不能含糊，不论多大代价，必须履行，以免遭受世人谴责说：“此人不懂情义”，这种谴责是令人可怕的。

    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在“入赘养子”上看得最清楚。他像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一个家庭如果有女无儿，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①养子要在原户籍中取消自己的名字，改从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在“信义”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和一般妇女结婚完全一样。为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常常是为了双方利益，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家虽然贫穷，但“门第”高贵，男方带着钱去女家以换取在等级制上提高身份。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力量培养女婿上学，女婿接受这一恩惠，代价是离开自己家庭到妻子家去。有时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未来的公司合营者。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都是特别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庭户籍是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为养父而作战，即令杀其生父也在所不辞，以证明自己是新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凭入赘养子的“政治联姻”造成强大的“信义”上的约束力，以最沉重的约束，把青年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养子一般都非常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之于“情义”。如果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时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说。总之，履行“情义”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情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① 家名：即家族之姓氏。——译者

    不仅对姻亲的义务是“情义”，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也不列入孝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以及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情义”关系，亦即“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救助这类亲属决非对他们曾有何恩情，而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但这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对远亲的帮助，虽然动机同属报答共同祖先，却列入“情义”范畴。当必须帮助这类亲属时，人们就像援助姻亲一样地说：“我是为‘情义’所牵连。”

    与对姻亲的情义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重大传统“情义”，是武士对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重视名誉的人对其上级及同辈所尽的忠诚。很多传统文化作品颂扬这种“情义”性的义务，视为武士的德行。在德川氏未统一全国以前的日本，这种德行之重大在人们心目中超过当时的“忠”，即对将军的义务。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写的回信至今保存。他对自己的“情义”受到非难表示强烈愤慨，甚至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①古代日本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在历史故事中广泛流传至今，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① 引自Kanichi Asakawa：Documents of Iriki（朝河贯一：《入来院文书》），1929。

    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一位力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依靠自己谋生的武士）、十二世纪豪杰弁庆的故事。他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别无可资。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以筹措封建武士所需行装。最后，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却遇上劲敌，发现这位青年乃是源氏后裔，正策谋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这位青年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扮装成领队，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