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条件和科学

    我们已经依次研究了科学目前的结构、它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这种改进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明白，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就必须进行变革，而且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变革，不过指出必须进行改革，仅仅是促成这些变化的一个虽然必不可少、但却是很小的步骤。我们将在这一章中考虑这些变革的前景以及阻碍或者推动变革的力量。这不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甚至根本主要不是科学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要想使科学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学上作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

    科学如何改变社会

    所以改革制度对科学和社会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为了实现制度的改革，科学家必须和力求达到同一目标的其他力量一起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科学主要是一种改革力量而不是一种保守力量，不过它的作用的全部效果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科学通过它所促成的技术改革，不自觉地和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它还通过它的思想的力量，直接地和自觉地对社会产生作用。人们接受了科学思想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科学家一定要把发展和传播这些思想当作自己的工作，不过把这些科学思想化为行动却要依靠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自从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这个过程就一直386在进行着，不过却是零星地没有配合一致地进行着。今后的任务是要使科学家的工作更加自觉、更有组织、更有效果；促使人民大众对科学家的工作有适当的认识，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便共同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科学所提供的可能性。

    科学对于生产方法的影响　　科学通过它对生产方法的无情影响所发挥的间接作用目前是，而且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它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困难是科学造成的，而且完全是由科学造成的。科学并不是直接造成这些困难的，不过它的确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旧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越来越变成一种束缚这种技术发展并使技术不能正常发展的障碍物。科学提供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有秩序的和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才能得到实现。在科学这样地促成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科学家抱有任何自觉的目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知识或者政治信仰而证明自己是如此有力量的。他们所施加的力量正由于其盲目性而显得格外无情。只有完全取消科学，才能制止科学促进社会改革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又有人半心半意地心慌意乱地企图压制科学。这种企图所以必然是半心半意的是因为，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当权者都认为科学是一种引起社会和经济紊乱、因而危及他们的地位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科学仍然是在和平时期谋取财势和战争时期争取胜利所不可少的东西。于是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别，除非把科学应用于上述目的，否则就要压制科学或者不加鼓励。我们所谓的对科学的摧残正是指这种并没有自觉的目的而对科学进行压制所造成的后果。

    意识到这种摧残　　科学家意识到这种摧残，就被迫去探索控制着科学本身的发展的一些因素，并且问道：科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阻碍，不能正常发展呢？许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已经联系到自己的工作而深有此感。不过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才越出各学科的界限，被看做是普遍情况的反映。科学家已经起来要求让科学发展并利用科学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破坏人类，虽然这种呼声的力量还不象科学家工作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那么大，毕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力量。因为除非能满足这种要求，否则，在目前经济制度下科学家就会从心甘情愿合作逐渐变成勉强同意，最后还会干脆拒绝合作或者暗中加以破坏。同时在另一方面，群众力量将从科学家那里了解到：科学家和人民都还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怎样阻挠人民得到科学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科学工作者

    但是这种平行的发展能不能成功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且取决于科学家自己的地位、性格和目的。上世纪和本世纪的科学发展一面使科学家人数倍增，同时也产生了与现代科学奠基者类型十分不同的科学家。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化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要考察科学在社会变革中可能起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科学家即使在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机构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联系到战争和现在在科学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备战工作，就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一点。虽然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科学家反对利用科学进行战争，拒绝做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却有如凤毛麟角。他很明白，如果他这样做，他便会失业，有人还巴不得去接替他的工作呢。

    在经济上的依赖性　　科学家在经济上受到双重挟制。不但他个人的生计，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他是否能讨好他的雇主（这一点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作为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主要生活动力的工作领域。为了取得这个工作领域——从事科研的机会、购置设置和雇用助手的经费——单单不得罪施舍金钱的当局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设法主动去讨好他们。教书的科学家，处境亦复相似；他自己在经济上可能并不拮据，不过他得考虑到自己学生的生计。他不希望看到他们由于出身于一个进步观点流行的学校或研究所而受到歧视。除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影响之外，还有多少是有意识地操纵的人才选择办法。这种办法使一般遵奉时尚的人肯定占上风，特别是在争夺高级职位的时候。

    遵奉时尚的倾向　　社会环境的无孔不入、不知不觉的影响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这些直接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人才的挑选和培养办法对形成科学家遵奉时尚的性格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主要从中产阶级家庭挑选人才的办法本身就会造成科学家接受现状的局面，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要影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科学家接受现状。科学家在工作之余一般无殊于别人。不论他的社会出身如何，他的工作总是会使他置身于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中间。他大体上总是倾向于遵奉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在科学发展早期，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科学家寥寥无几，在人们意想中，他总是思想古怪，行为乖僻。科学的大规模发展使许多人进入了科学界。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要尽量显得象一个商界人士或者绅士。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出身工人家庭的科学家。他们在目前教育制度下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奋斗，因而不能象拥有家财的科学家们那样显得同自己的同事和经常同自己来往的人有所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有意识的压力，只是存在着一种普遍遵奉公认标准的气氛。

    “我认为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典型会员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个人。他在某大企业中工作，并探索把镍加进公共汽车弹簧钢中的最好百分比或者从白喉患者的喉头摘取不受沾染的细菌培养物的较好办法之类点滴真理。他拥有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科学学位。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巴尔汉姆。他每周薪金为五镑，但在接到解雇通知一个月后即告终止。他看到同一单位中的一些其他的人，除一张利嘴和一身整洁的衣服之外什么资格也没有，可是他们作为推销员拿到的薪金比自己多一倍。

    他不得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过如果他果真的碰巧发现一个的确有价值的真理，十之**，他的部门领导人要设法取得这一发现的全部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

    这个人是应该加入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千千万万人”的一个典型。我和他们不少人有私交。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无殊于你和我。他们希望多赚一点钱，以便舒舒服服地过活，希望稍有积蓄以防年老和生病时有不时之需，希望有一点余暇和金钱以便通过旅行和探求非商业性知识以增长见闻，希望教育子女，至少使他们具有不下于自己的知识，可以接自己的班。他们特别希望消除经常存在的那种恐惧：接到通知一个月后离职并随之失业一年。

    这些人所以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科学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所以从事某一个职业、干着别人叫他们干的而不是自己愿意干的事、遵照指定的途径前进，而不能转到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作出重大发现的支路上去，尽管他们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进入皇家学会——他们所以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原因是：这是他们的生计所在。

    他们不愿意参预国务会议。他们所以要传播科学真理，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的人取得了这种或那种的利益。他们所以要灌输崇敬科学的思想，是因为这会增加自己的体面并使自己获得较好职业。”《“伦敦会员”来信》，见《科学工作者》第9卷第5号，1937年，1月。

    科学癖好　　促使人们决定从事科学工作的许多特殊性格实际上助长了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科学家仍然是一个肯定心理不正常的人，虽然不象过去那么经常如此，也不象过去那么显著。他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力图去满足这种好奇心。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事业干扰极少。舍此之外，科学本身是一项极其令人满意的职业；从事科学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为感到世事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它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继续得到一般科学家，甚至许多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支持。

    科学和宗教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是近代科学家遵奉时尚的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科学和宗教的斗争成为知识界斗争的焦点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科学家过去实际上等于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论者。

    现在双方都向我们保证说：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由于发现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获得解决，同时著名科学家们在支持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神秘观点方面也不甘心落后于主教们。前后情况所以不同丝毫不是由于先前论战中的论点已经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确企图干涉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科学家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信教的可是他们在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为难的抉择：要末自己就得表现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俄国革命发生以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因为那时宗教作为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在早些阶段、在十八世纪末，也产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科学和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密切地、似乎也是无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当法国革命表明自然神论对现有秩序具有确定的危险性，科学也一度同样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发现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学同皈依教会和国王的态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取消了禁令。

    狭隘的眼界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极其明确地说明，社会环境对科学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多么有力。社会环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而科学却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无所不包的，而科学则是高度专业化的。这些优点又由于十九世纪产生纯科学观念而得到增强。由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统坚决要求通过专业化培养技术能力并且否认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有机联系因此，在科学家看来，科学本身似乎就只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不能满足他作为人的一般需要。为此他就求助于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当代各种有影响的事物：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或美学。其中没有一种能很容易地同他们的科学调和起来。于是，他们就养成把头脑分成若干互不通气的区域的习惯。十九世纪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是这一态度的极其明确的例证。这种态度和十七世纪把科学扩大到政治、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伽利略对神学的兴趣和普里斯特利对政治的兴趣，同法拉第的桑德曼教式的宗教虔诚或者克鲁克斯的唯心论明显不同。这种态度的影响所及不但拆散了科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对科学产生反作用，使科学内容由于专业化和缺乏哲学的广度而变得贫乏了。

    科学界的老人统治　　我们前面指出的影响是对科学家个人产生作用的一些影响。在研究社会对整个科学的影响时，就得考虑到科学的组织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在这里有一个因素有力地妨碍科学家对社会力量作出任何积极反应。随着科学界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大，它的控制权就越来越落到年龄较大的科学家集团手中。目前这种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它起作用的方式。目前它是一个自动延续和自动加强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同政府和大金融集团发生联系。科学工作者人数和科学工作的内在复杂性都正在迅速增长。这就使老人的统治更为彻底，同时必然也使得他们更加无力理解自己所控制的机器运转情况。迄今推动科学前进的积极因素还是克服了这些阻力的，不过如果不能维持或者加强这种推动力，老人统治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玄虚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的伟大事迹。科学管理民主化和青年化是它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作为公民的科学家

    幸而妨碍科学家加强社会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并不象相反的影响增加得那么快。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不过这也同时使他更加密切地接触到普通公民的一些切身问题。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科学家当中的下层群众而且适用于他们之中人数很多的一部分人，即青年科学家。商业文明向科学提供的好处大多数都归年长的科学家所有，而且归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人所有。的确，变成为数寥寥的幸运者之一的前景对其余的人产生巨大作用。不过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

    形势的影响　　这些对境遇和地位的直接考虑本身只能促使科学家极其缓慢地产生职业觉悟。但是除了这种因素外还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种种变化和不稳带来的其他因素。如果科学家处于世外桃源的话，他也许会证明是比几乎任何其他职业的成员更为恭顺和更为服服贴贴的人——不过他并不是处在世外桃源中。来自外界的激烈事态终于打破他的平静心境，并且强其他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能。在这些事态当中，近年最重要的有四件事：经济危机、苏联的建设、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备战活动的普遍加强。

    经济危机　　人们开始明白了，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很快，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目前时代看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所起的作用比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也更带有自觉性。现在应用科学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可以直接看到了。而且至少对科学家说来，目前在技术上显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丰衣足食并使人们清闲地过日子，而且这件事并不是只有在不确定的将来才能实现。首先，美国的例子，使人们认识到技术改革是多么重要性。在美国，这一种认识虽然很简略，但却最典型地体现在专家治国论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实际上，直到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倒退和技术进展的鲜明对照才使人痛感到这种潜在可能性的真正意义。直到H.G.韦尔斯为止的老一辈科学预言家本来都把经济进展和技术进步并行不悖视为理所当然。

    现在看来剧烈的经济波动可能大大影响技术进展对人类的价值，因为经济波动不但会使这种进展停止下来，而且甚至可能会使技术成果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特别是表现在大量失业和战争上。显然，单是在发明上取得进步是不够的，还要对经济制度采取措施。

    五年计划　　正当人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答案却正在苏联摊出来。苏联提出的极其全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吸引了不少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混乱竞争感到失望的人们。不过使得比较讲求实际的人开始心服口服的，却是这个五年计划在世界经济严重萧条之际所取得的实际成功。俄国计划要应付的并且成功地克服了的阻力显然主要由于缺乏物资和有训练的人员而引起的技术困难，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经济困难。计划生产的观念立刻开始产生吸引力。于是在萧条时期的有希望但却短命的运动行列中，除了专家治国论者之外，还有了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想仿效苏联的成功经验，但却不打算正视苏联为了获得成功所实施的经济变革的意义。不过苏联的成功对科学家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克服目前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　　苏联的影响也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作用。苏联的科学组织形式以及它用以发展科学和科学教育的相对巨大的经费向全世界显示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的国度了，甚至深深了解苏联科学的实际缺点和落后的人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同时在其他国家中，亟欲获悉情况的人，希望对促使科学得到这样合理的利用的思想多所了解，他们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在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1931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他们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约在此同时，在美国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再度产生了类似的兴趣。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第三个因素、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也是打开科学家眼界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或者更严格地说，在它出现于科学思想中心德国之前，人们都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理想而不是必要的东西。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科学能用于为人类造福而且能适当地组织起来并得到经费，那就好了，不过大多数人却怀疑为了这个可取的目标究竟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还是维持现状，并尽量利用现状为好；即使科学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毕竟还没有谁去干涉它。希特勒的出现使这一切都变了。驱逐犹太科学家和自由主义科学家的事件使其他国家的最得意和处境好的科学家也突然想起，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个人可以幸免于难了，而且在纳粹对国家的改造显然意味着要把科学改造为某种面目全非的东西的时候，科学本身也正处于危险之中。纳粹把生物学和社会学大加歪曲以适应作为该党宣传根据的种族理论。他们粗暴地控制着其他科学以利于备战和战争经济。

    科学家的反应　　英国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很不一致，殊出意料之外，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纳粹的理论。他们对种族问题和战争具有生物学上的淘汰作用一点本来就持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虽然一方面谴责纳粹破坏科学、特别是谴责它的反犹政策，另一面却认为他们的反应仅仅应该限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需要科学家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而认为德国的教训是：科学家应该比以前更少过问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否能免受政治迫害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能保持中立。A.V.希尔教授在一封致《自然》杂志的信中说：

    “如果科学家们要文明社会给予豁免和宽容的特权，他们就必须遵守规则。罗伯特·胡克二百七十年前就把这些规则加以概括，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了。韦尔德从大英博物馆的胡克遗稿中记下了一段日期为1663年的文字。这段文字也许是在皇家学会第二次章程通过后起草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皇家学会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实验增进关于一切自然事物的知识并改进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方法、机械操作、发动机和发明——（不涉及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修词学或者逻辑学），’它接着又说：‘一切为了替上帝增光、为国王添荣誉……，为他的王国带来好处，并为人类普遍造福。’不过问伦理或政治：我认为这是文明国家让科学研究享受豁免和宽容的正常条件。我说这些话并无鄙视伦理和政治之意——我感到，某些高人一等者谈到伦理和政治这类社会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事物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鄙夷的态度，的确是幼稚和愚蠢得令人不能容忍。人类的伦理教师和政治管理人需要最聪明和品格最优秀的人而不是最低劣的人去充当；不过科学却应该保持超然不倚不偏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任何自高自大感、并不是由于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达到学术上彻底忠实的条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感情，在作出科学判断时是完全用不着的。如果科学失去了它的学术上的忠实性和它脱离于政治而独立的性质，如果——在**或者法西斯主义支配之下——它同感情、宣传、广告、某些社会或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它便会完全不再具有它的普遍吸引力，它的政治豁免权也就丧失了。如果科学要继续进步，它就必须坚持保持它传统的独立地位、它就必须拒绝介入或者受制于神学、伦理学、政治学或者修词学。”——《自然》杂志第132页〔1933年〕。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使人更加明确地脱离了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当人家要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联名提出某项政治性抗议时，他回答说，“我对政治完全不懂，也不想懂得政治，因为如果我置身局外，我想他们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可是对于其他的人，包括许多最活跃的和年轻的科学家们说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对政治问题比较感兴趣，并且坚决主张：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必须采取要末赞成要末反对的立场。布莱克特教授在他后来重新发表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的一篇广播稿中说：

    “除非社会能利用科学，它就一定会变得反对科学。这就意味着不再希望取得本来有可能取得的进步。资本主义正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而这条路则通向法西斯主义。

    另一条路是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