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学家能把动物实验的情境投射于文化起源，其方式在于分离出形成习惯所必须的主要因素。我们的前人类（prehu－man）祖先显然能够发现促成个体习惯的某些方法，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某些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一套决定性基本要素，首先包括强烈的机体驱力的存在。如由营养需求、再生产需求，或我们称为身体舒适度的那套复合体系所提供的驱力。这些驱力表现为饥饿、**、疼痛、逃离直接危险、避开有害的环境和场合等。对应于条件作用的装置，肯定应该是直接满足的缺乏，以及达到满足目标所需的特定手段。柯勒详细记述了被关在宠里的黑猩猩如何能通过清晰的功用性判断而得到食物、伴侣及其他可欲的目的。这意味着在自然条件下，高等猿类或前文化的人类祖先能选择物品，想出技术，并因此而开始功用的，然则是前文化的行动。这些习惯可能是由个体在强化机制——即在功用性操作后提到的满足中养成的。就我们的文化分析而言，这种强化机制不是别的，而是个体机体验力、手段及满足之间的内在直接关联。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工具、武器、居所和求爱的有效方法等都能被发现、发明和转化成个体的习惯。每一种类似的个体操作和成就，对于前文化的个体，正如对动物一样，都意味着将一件有形物体作为一种可用器具，将对它的使用作为强化的习惯，以及对驱力、习惯和满足之间的整合联系的鉴别。换言之，人工制品（artifact）、规范、价值在动物学习中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在类人猿及所谓“缺失环节”的前文化行为中即已存在。然而只要这些习惯还属于个体的即兴发挥，而不能成为整个共同体所有个体习得行为的基础，我们就仍不能妄谈文化。前文化动物的成就和能力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稳定、持久的组织活动之间的转变，其间的人为区别界限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habit）与习俗（cus－tom）。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即兴使用的器具与传统地继承下来的各种人工制品之间的区别；发明与再发明的习惯形态与为传统界定的规则之间的区别；零星的和个人的成就与持久有序的和群体行为之间的区别。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一个群体把个人成就的原理纳入到可以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交流的传统中去的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传统还要能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意味着，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能知悉一种技术装置的形式、原料、技术及价值，知悉获得食物、安全或配偶的方法。在探究关于知识、组织和鉴别力等所有这些要素据以标准化的确切方式之前，我们必须断言：这个过程明确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存在，以及其成员间的一种持久关系的存在。因此，离开社会背景而讨论象征体系没有任何作用，就像假定文化能不需要人工制品、技术、组织和象征体系的同时出现而起源一样没有作用。换言之，我们已经能断言，文化的起源是同时出现的几条发展线路的整合：认识功用性物体的能力，对其技术效能以及其价值，即其在目的性序列中的位置的鉴别力，社会纽带的形成以及象征体系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