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们做这件事的原因也很明确：人类学是跨文化地探讨人生、文化和社会，促进人类理解、交流和合作的学科。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经济文化接触频繁，碰撞和误解不断发生，人欲膨胀且环境告急的今天，在中国普及和更新人类学知识，提高它的教学和研究质量，已经刻不容缓。而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中国人类学都需要一批可靠的译著来作借鉴。

    中国的人类学是从西方舶来。它是1840年以后，中国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对外关系经历过从“夷务”到“洋务”，又从“洋务”到“外务”的转变后，幡然追求现代化的结果。此前的中国曾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它的语文就是世界语，它的经典就是天经地义，它的文人就是世界师表，它的道德文章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1860年之后洋务运动，也没有使中国人感到需要从外国进口道德和文章。

    1894年甲午战败，变法维新才被提上中国的日程。作为“新学”和“变革者的科学”，人类学于1903年在中国登堂入室，辟为京师大学堂课程；1920年代建立研究机构；1930年代研究乡土中国；1940年代讨论边疆政治并倡导学科本土化；1950年进行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60年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后被强断；1970年代末恢复教学；1980年代强调为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1990年代强调学科规范并重提学科本土化。萦绕在这些事件之后，还有崇尚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有中国社会性质讨认、中外文化比较、中国民族概念定义、中国的民族和社会形态、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化、人类学的中国化等命题。

    学科性质使人类学在中国始终与国家政治、国民经济和国人世界观念的构建密切纠结。这种经世致用的导向推动了它在中国的发展，但也给它留下深深烙印和累累断层：中国1911年代的国内革命战争、50年代的思想改造和反右、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1978年以后的中国进入百年不遇的承平时期，但80中期的思想交锋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仍对人类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因此，尽管人类学在中国有蔡元培等先贤的全力推助，尽管中国人类学引进过包括苏维埃学派在内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也推出过像费孝通《江村经济》（1938年）和林耀华《金翼》（1941）那样的学术精品，但它的学科基础一直薄弱。例如，英国功能学派被中国引进、推崇和批判迄今凡70年，但学人们至今读不到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民》（1992）的中文译本。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年，我们却直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