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口头禅。它之所以成为一句口头禅，是因为至少自原子弹爆炸以来，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不再有什么东西能掩盖这个事实。但是，这不意谓着这基本上是一个新的事实。在所有的社会中，理性知识和科学，及其更直接的应用，总是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它们总是对社会的其他部分有其影响，如同它们本身受这些其他部分的影响一样。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这种常常存在的科学与社会其余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我们的理解是一个基本的主题。然而，在最近三百年中，随着基于普遍的、系统的概念框架的高度发达的科学不断地涌现出发现与发明，科学之社会影响的速度和力量一直以几何级数倍增。由此，一个旧的事实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它甚至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事实。

    在过去，科学的许多社会影响一直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们只是通过其他的社会因素而不是科学本身发挥作用。例如，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许多科学的影响是以在工业与新技术中新的社会安排的形式发生的。由于科学的作用是间接的，许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或者因为社会变迁没有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而可能忽略掉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是等同的，例如，对产业工人的影响与对中产阶级中领年金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通常是过分地甘受对他们生活的直接影响，以致不去进一步寻根问底；后者则感觉不到必须自我意识到这种如此稳定的对于他们的益处。当然，少数人，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确实看到了科学对社会的某些特殊的影响，也看到科学的新力量的一般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关于即将到来的科学盛世的预言，或者他们关于科学之可怕的社会后果的警告，大部分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甚至对于科学家比对其他人来说更是如此。尽管如此，盲目的时代过去了。没有人再忽视科学对于美国和世界社会之现状与未来的意义了。

    所有这些都提出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寻求理解这个奇妙的现代事物（他们有时认为，该事物只是有点损害了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这就是原因之一。某些人在科学中看到解决所有困扰我们的麻烦的办法，而另一些人则在科学中看到邪恶的最大来源。一方面人们在谈论“科学的挫折”和“对于制订科学计划的需要”，另一方面人们要求“暂停发明与发现”。科学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就象贫困和少年犯罪一样，人们想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要干什么？当然，我们将什么也做不好，除非我们真的确实理解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本质。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一直试图获得对这种事情的某种初步的理解；现在，在本章中，我们想把我们已经谈到过的某些事情与科学的社会控制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这个事情做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包含几个不同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些问题中某几个，看一看对于科学的这个方面，也就是说，对于做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科学（人们对此有强烈的道义感情，而且他们对此可能采取急进的行动），我们知道些什么。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的吗？科学的影响怎样已经受到了社会之其他部分的控制？什么是如某些人们所称呼的在现代社会中对科学的“抵制”？自科学确实具有不同的影响以来，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对哪些群体有有利的影响，对哪些群体有不利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说科学对某一给定的社会群体总是只具有不利的或只具有有利的影响呢？我们能够预计发明和发现，并因而控制我们可以预见的影响吗？如果我们限制科学的影响，我们有可能抑制科学或使之遭受挫折吗？在我们所真切拥护的几种社会价值之中，科学只是其中之一。科学对我们其他的社会价值有什么影响？科学与这些其他价值中的某些——即某些人文主义价值——之间必定存在永久的冲突吗？不得不涉及其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的科学家本身有什么“社会责任”呢？科学能够以使之只具有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样一种方式被“计划”吗？科学能够完全被“计划”吗？

    这样一些问题非常多，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最后的答案，对于这些问题所描述的社会问题也没有绝对的解决办法。在本章中，我们将以三节稍微谈一谈这些问题：A.科学的社会影响；B．科学的社会责任；以及C.科学可以被“计划”吗？

    A.科学的社会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社会变迁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管某些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似乎多么稳定，所有这些社会都经历持续的变化。某些这样的变迁是一个社会外部事情的结果，像其他的社会或者物质环境方面发生的某些事情；某些变迁是内部变化的一种后果，像文化价值、知识或者社会本身的社会安排方面发生的某些事情。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中，社会变迁不仅是连续的，而且其速度也极快。某些变迁产生于外部环境，诸如在民族之中出现一种伟大的新力量或者发现一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变迁，现在是在其自身内部性质中所固有的，是在工业社会本身运行之基本条件中所固有的。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时，这一点是基本的事实。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变迁之主要内部来源之一，是科学及其在工业和社会技术中的大量应用。由于我们对科学的支持，由于我们为那些想从事科学的人提供了如此大量的机会，一直有一种基本的和连续的动态因素被引入到我们社会的核心，这种因素必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无止境的社会后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例如，让我们注意一下在科学家们自己的态度中反映的这个事实的基础，他们或者比我们中的其他人只是稍微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下列问题是在《幸福》杂志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向一个科学家的代表性群体提出来的；“你是否相信，一位科学家应该（1）抑制一项发现，当据信这项发现会产生弊大于利的结果时；或者（2）绝不抑制一项发现，而让它由人类的道德判断力来决定其最后的使用。”百分之七十八的大学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一的政府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八的工业科学家回答道，他们“绝不会抑制”发现，无论它有什么后果。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条件。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社会变迁，因为我们高度评价的是在其他方面不能引起变迁而不是引起变迁的那些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要么深思熟虑地要么不知不觉地决定，我们不喜欢如此之多的变化和科学之连续的社会后果。我们确实这样决定，那么我们必须切断靠近其根源的变迁；我们必须比我们现在更多地抑制科学。然而，我们不可能既要有科学又要有完全的社会稳定。而且，大大抑制科学，对于一个很不相同的社会，是会有代价的。因为不仅我们的价值赞成科学，而且我们所有的社会安排是与科学之成功地发挥作用整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科学及其应用，一个工业社会就不再能够保持并增加其财富或力量。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整个经济适应着一种快速的变化，适应着一种膨胀中的跌落或者称为衰退。”今天，我们对衰退的恐惧不像对战争的恐惧那样厉害，我们的力量和科学上的下降可能会意谓着战争，就像以前意谓着衰退那样。我们不能以任何绝对的方式来抑制科学及其后果，免得我们在一个动态的世界——科学在其中是稳定以及变迁的主要动因——致命地削弱我们社会的生存能力。

    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是马克斯·韦伯在他关于现代世界中“合理化过程”的讨论所提及的一部分。韦伯所考虑的不只是直接来自自然科学的变化，而且还有来自社会科学的变化，以及来自在我们社会中理性思想与行动的整个分门别类的结构与应用的变化。我们已经说过，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独立于整个社会所持的批判理性的价值。科学的合理性仅仅是我们的这种价值之最明显的工具，仅仅是社会影响之最丰富的源泉。但是，理性，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产生变化和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具有同样的影响。因此，社会不稳定是我们为理性的建制化所付出的代价。

    社会不稳定及其后果不是可以轻视的某种事情。令人不会奇怪的是，它们应该是面对一般的理性和特殊的科学时矛盾心理的根源，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心理似乎是普遍的，尽管通常是潜在的。“合理化过程”的产物在社会中不具有单一的影响，而是对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喜欢理性的某些表现而不喜欢另一些表现的，都喜欢科学的某些产物而不喜欢另一些产物。随着这些事情带来的变化，我们中的所有人有时表现得更不牢靠，有时则不太牢靠。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长期有效的惯例和既得的利益多次受到“合理化过程”的冲击和摧毁。无疑，敌意和不安感觉的结果通常是由我们中所有人也都经历过的科学之有利的影响所平衡甚至超过。但是，在我们中每一位身上都依然存在矛盾心理的残余。而且，正是这种残余，同某些人所持的对于“合理化过程”的较强烈的敌意一起，一直被现代世界的鼓吹者和发号施令者所调动。他们及其追随者看到，资本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科学一样是“合理化过程”的有害后果。难怪当希特勒想使德国人抱成一团时，他似乎能使许许多多德国人理解他。当他把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科学这三者背后之某种东西的象征并且当作其相随后果的替罪羊时，希特勒甚至也似乎得到了理解。

    我们在这里正发展着的对于科学本质及其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的分析，或许将允许我们用一种新的见地来看社会变迁的“技术理论”。这种理论在一些社会科学家之中是一种强烈的时髦，它认为总是在社会的其余部分产生变迁的正是技术上的变迁。维布伦以最精辟的警句阐述了这个理论，他曾经说，“发明是需要之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变迁的技术理论探讨得远远不够。如果人们不想把社会变迁的源泉追溯到比做为科学产物的技术创新更远的地方，那么这种理论的确认为，这些创新是变迁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在技术和社会创新的背后隐藏着最初的来源，即科学本身，科学是动态的，这是由于科学的本质，以及它不仅不断产生新的概念框架，而且也不断产生以技术发明的形式应用这些框架的新的可能性。

    当然，就可能的观点而言，技术变迁的理论并不断言技术是社会变化的唯一来源。同样道理，说科学是社会变迁的唯一来源也是不对的。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他的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因而它们有时是应变量，有时是自变量。这并不意谓我们总是必须通过所有的分枝来追溯一系列的社会影响。为了某些目的，停留在某个中间的点也许就足够了。但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则不够；例如，如果我们想要维持技术本身的涌现的话。无论停留在什么地方，遭到忽视的变量是众所周知的；对于未知的变量，它们以不可控的方式具有一种发挥其影响的途径。

    科学和技术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依赖，在那些明确地或暗含地接受了变迁的技术理论的人所谓的存在对发现与发明之“抵制”中，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当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在社会其他部分的变迁时，这些科学发现就不总是自动地被付诸使用。从技术理论的观点出发，这种使用创新的失败似乎同抵制一个强有力的、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正轨的社会机构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部分依赖，当我们考虑到社会的组成因素怎样处于互动状态时，我们看到，这些“抵制”也可以被视为其他社会因素比科学和技术更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指示迹象。因此，就像我们可能会预料的那些，对创新的“抵制”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之中，并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之中，因为总是存在某种集团，对它来说，一种特殊的发现在没有得到最佳利用和最糟糕的情况下有一种明显的损害危险。

    B．J.斯特恩教授，一直是关于“抵制”发明这个问题的第一流的研究者，他给出了关于某些例子的一个长长的、典型的清单。他说，“这些抵制不是例外，而是对于创新之反应的一般特征。铁路、汽车、市内有轨电车、汽船、铁制舰艇、螺旋桨、潜艇、飞机、打字机、电报、电话、电传、蒸汽机、柴油机、气灯、白炽灯、交流电、钢铁与纺织品制造中的重要工艺、纺织机器、铁犁、机械的耕耘机器、拖拉机、轧花机和机械棉花采摘机——这些是但只是少部对现代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创新，但它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这份清单之长或许应该提醒我们，许多许多事情正在被一勺烩，而分别看来它们可能会更有利可图。我们必须把“抵制”这个术语翻译成“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这个短语，以使我们能够从这些其他的因素中找出某些东西，并且看一看它们对科学发现和发明有什么影响．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只详细地考察一下这样四种因素：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的需要，某些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已有商业企业的经济利益，以及产业工人在其工作中的社会经济利益。

    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标准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机器技术中最完整地得到表现，但它也存在于社会技术之中。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许多益处凝聚在这种模式之中，因而某些可能会形成更大标准化的创新非常受欢迎。但是，一旦标准化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建立，其他的创新就非常不受欢迎。就是说，标难化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一开始鼓励科学发明，以后就成为科学发明的制动器。例如，让我们举一个我们铁路系统的例子。在某地可能有大约一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铁路系统。但是，更多的问题，在资本投资之外的更多问题是，美国铁路本身是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组织，它的运行有赖于标准化的轨距、标准化的信号、标准化的坑道间隙、标准化的车辆以及其他各种整齐划一的设备。做为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系统，它们可以独立于美国社会。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在一条钢缆上横跨深渊的、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单轨列车也许在速度和效率上会优于现有的铁路，但是它们会大大使一个正在运转中的体系发生混乱。综合起来的不利之处足以抑制这种特殊的技术发明的引入，尤其是在把投入资本之可能的损失一起考虑时。在所有的社会，特别是在所有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的或其他的——中，这种情况将以大大小小的规模发生多次。因此，在所有社会中，甚至在**社会中，对于改变已经同正在运转中的社会系统之生气勃勃的运行相契合的标准化设备，必定存在着“抵制”。

    科学史包含大量由于在某些道德和人文主义价值上的既得利益而反对创新的例子。例如，对于人之躯体神圣性有某种道德信仰的人们，反对尸体解剖和尸体检查，直至进入十九世纪，他们的反对对于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进步是相当大的阻碍。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通过立法使尸体解剖合法化的讲英语的社区。这发生在1831年。直到下一年，1832年，英国才使这项操作合法化。在此之前，医生和科学家只能非法地获得所谓“无主人”“Sack’-em－up”men）的尸体。大多数美国人直到南北战争以后才声称可以使解剖合法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那种反对科学解剖的道德与情感的同一性质的东西是反动物**解剖论。当然，这后一种人依然是少数，但他们在某些国家的影响足以要求医学科学家们时时积极地同这些人进行斗争，以免他们成功地使反动物**解剖论被制定成法律。所有这些对于生物科学的进步来说是一种时间的浪费，但幸运的是，它仍然只不过是一件麻烦事，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还存在着一类对科学及其影响的更一般的道德反对。例如，因为其人文主义价值被他所认为的现代技术之有害的社会影响所烦扰，里彭的毕晓普（theBishop

    of Ripon）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927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暂禁发明”。人们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建议，这次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国会上，但是它们绝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以明确为实际的立法提案。无论它们有什么人道主义的或其他道德的根源，这样一些政策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是对最后绝望的一项非常明显的忠告。只有在一个乌托邦中，对发明的绝对禁止才是可以想见的。至少，萨谬尔·巴特勒就是这样构造了他的《埃瑞洪》（Erewhon），它禁止任何可能会打断社会稳定性的创新。然而，文学中的乌托邦并不必须正面对付其绝对的社会选择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过去人们常断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对科学的最大“阻碍”包括由于资本主义的财政或制造的利益，特别是寻求发展或维持一种垄断而压制科学。关于这一假设的对发明的压制，证据是不成问题的事实，即许许多多工业企业拥有大量专利，而并不加以利用。一直拥有某些这样的专利可能确实有损于一般的公众福利。但是，现在证据似乎相当清楚了，在这些未被利用的专利中，很少只是由于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而遭到抑制的。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专利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得到付诸利用。正是公司的预防性惯例使它们从事研究，就它们开发的任何事情取得专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在通用机器公司所拥有的专利中，例如，只有百分之一弱被证明是有用的。或者，让我们举另一个例子，绝大多数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的专利从未得到过使用。许多专利是非常陈旧的，它们直到一种更好的设备能够制造出来并获得专利后才是有用的。某些专利之所以未能使用，是因为相应技术的发展不够；因而它们在这样一种希望中被把握着，即它们所需的其他事情即将在研究中出现。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已经获得专利的装置和技术对于它们潜在的购买公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假设任何发现和发明都有某种内在经济性的东西，这是不明智的。某种发明对社会的利益弱于已经存在的满足同种目的的现有设备。或者，如果在利益上是同等的，那么一种新设备的成本可能使之经济性更差。英国经济学家斯坦普爵士说，成本和逐渐过时的因素“不能被拐带走”。无论一个社会多么赞同科学创新，无论该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新产品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说，“‘抑制专利’不只是专利的事情。它更基本地是与变化着的金钱与社会的成本有关。”

    最后一个我们想要认为的做为“抵制”科学及其应用的社会因素，是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总是具有的恐惧，他们害怕新的机器会导致他们的技术失业。因为他们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对比较脆弱，所以他经常抱怨那些一直有利于资本家集团而且也可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的最直接有害的结果。工人对工业中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反对被斯宾格勒称为“员工对其命运的哗变。”当然，长期以来，这就是产业工人的命运。近三、四世纪的历史包括一系列这样的例子，其中担心总有一天会技术失业的工人们反对把新机器引入他们的工作岗位。例如，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不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劳动阶级所认为的机器的使用常常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个意见，并不是基于偏见和谬误，而是同政治经济的正确原则是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抵制”新机器或新的工作工艺在工人之中是绝对的。随着工人自己感觉受到未来可能性之威胁的多寡，这种抵制有所不同。当然，在他们熟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制度压力——即推动不断的技术创新的压力——的范围内，工人们将受制于一种普遍的（如果是潜在的）恐惧，即担心换工作是一种经常性的危险。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例如，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对于将由少数人管理的“自动化”工厂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经理们可能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更快、更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工会以及在工人们自己之中的非正式消息传播以类似的方式服务于工人，如果这种方式比像《幸福》杂志这样的管理期刊更低级的话。因此，产业工人使用的各种各样精巧的设备保护他们的职位不受太多太迅速的创新的冲击。所有使得“抑制产出”成为可能的技术（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对于那些在工业社会中只有体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们来说，都具有有用的作用。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职业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所以劳力替代对于受到影响的个人来说是实质性的社会替代，因此，硬说工人们反对机器和其他组织创新的是职业替代的临时机构。

    现在可以说，技术失业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的损害是暂时的和短期的。科学技术在长期是对社会有利的，在长期它们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水平的一般生活水准，但是关于这一点的一般的和非个人的知识，即使有时提供给技术失业工人，也不能使他们遭到的损害减缓多少。斯坦普爵士1936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就职演讲中说：“所有这些好处‘在长期看来’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人必须生活在‘短期’，而且在任何既定的时刻都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对‘短期’失调的夸大，以至造成真正的社会困难”，在当时技术失业的问题比现在要紧迫得多。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没有他自己的资本，能像工业企业那样长期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他整个一生的生活要靠他现在收入的剩余来维持，因此他必须生活在短期。在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形式的“社会化资本”有助于他维持生计。现在，政府和贸易联盟的失业保险资金可以帮助工人克服由技术的或其他种类的失业所引起的短期困难。在这样一种情境下，现代产业工人可能能够承受在其工作环境中更频繁的创新。否则，他可能把他的敌意转向那些是其痛苦之有形来源的机器，就像路德分子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所做的那样，或者他可能转向在科学本身中的更遥远的来源。

    因此，这些就是几种同科学创新互动的社会因素，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的影响有所控制。那些把这种互动说成是“抵制”的言论暗指科学过多地受到了控制或者受到那些错误事情的控制。但是，在现代时代的其他人则感觉到科学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控制。里彭的毕晓普所呼吁的“暂禁发明”大概只是这种感觉的一种强烈的表述。关于对科学的控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只要我们可以预言重要科学发现的出现，并且预计它们的社会后果，科学就可以比现在受到更多的控制。科学可以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根据这个观点，一些社会科学家非常认真地试图预言科学的进程及其后果。

    在考虑就科学发现做出特殊的预言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笼统地谈谈预言。因为一个社会的若干部分是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明确方式相联的，所以对社会生活的预言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方面之整个努力的前提。预言是在某种特殊的经验社会环境下关于这些确定关系中某些关系的陈述。当我们在我们的下一章中讨论社会科学时，我们将更多地谈论预言这种可能性。这里我们只是想陈述我们的假设，以便我们即将对于就科学之进程做出特定预言的已有尝试进行的批评，不被认为是在原则上对预言进行的一种批评。表明这些在预言上的早期努力为什么一直不适宜，是合乎需要的，这只是为了继续讨论那些不仅是关于科学之影响而且是关于所有社会生活的更科学的预言。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预言科学发现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中就此问题的言论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在做为真正新事物的特殊发现与发明的范围内，当然不可能对于这些新事物是否或什么时候出现有绝对确定的预言。这一点只是重复科学的进步是无法绝对确定的。可以说，创新是科学家和发明者们自己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成功预言的实例。如果除发明者以外的其他什么人可以预言某个特定的新事物，那么他自己也就会成为发明者了。例如，《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一书，“在预言某些即将来临的比较根本的发明上，甚至在关注它们的可能性上，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失败。例如，在航空交通部门，对喷气发动机和直升飞机没有予以注意，尽管这两者那时都处于活跃的试验阶段，而且当时的结果好得足以至少引起非常仔细的考察。”虽然如此，因为新事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遗产的一种产物，所以大概预言从科学知识之已有结构中派生出来的某些产物是有可能的。例如，在1920年预言科学很有可能会在某一天发现怎样把一种元素嬗变成另一种元素并且因此释放原子能，这是有可能的。正是在那时，丹尼尔·索迪爵士说，“无论是需要几年还是几个世纪，人工嬗变和获得能量的供应终将实现，这种能量供应就像燃料超过牲畜能量那样大大地超过燃料的能量供应。”或者，让我们谈谈更近期的事情，现在预言在光合作用领域很有可能有重要发现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方面，化学家法林顿·丹尼尔斯已经说过，“现在，沿着几条不同的路线，正相当迅速地积累着相当一些基本事实，它们将会迅速使我们对于光合作用的理解豁然开朗。”英国科学家萨谬尔·利莱，在考虑发现的预言是否可能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时说：“预言者的教训是：不预言个别发明的细节——这通常是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在两件事上：第一，对现在趋势的外推（例如，已有的汽油驱动陆地运输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预言状态，这将变得有可能成功。”当索迪和丹尼尔斯以像“无论是需要几年还是几个世纪”和“将会迅速使我们豁然开朗”这样的短语来限定他们的预言时，他们两人都同意这一建议。

    只要考虑预言的第二个问题，即预测某些特定发现的社会后果，就会出现两个新困难。第一个是在大量存在于任何时期的短暂的新事物——它们很有可能得到发展或具有重要的社会后果——之中存在的检验的困难。这个困难一直是被提及的，但只是在斯特恩教授那里消失了，他自己在《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一书中是预言家之一。他说，“发明的编年史被创新挤满，它们起初做为划时代的成就而受到欢呼，然后逐渐变成零。”甚至很难知道它们已经出现过。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甚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领域”（例如像物理学或化学这样的大领域）的专家，足以知道所有最近的重要发现。不可能想像生物学家会知道发生在化学知识前沿上的事，物理学家对生物学领域中类似的事也不甚了了。检验并报告在科学之不同领域的重要新事物最好必须由完整的一群机敏的专家来执行。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会有其局限性。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是一样的。尽管在这方面或许弱一些，但他们倾向于对他们密切注意的那些发现的重要意义和潜在后果抱有热情。在专家的圈子中，每一位专家都会因为他把他自己与其他专家联系的“训练有素的能力不够”而丧失洞察力，科学家们不可避免地会有夸大他们自己的技术专业的倾向。

    即使在一项创新已经发展到明显将有深入的社会影响的地步时，在预言上也仍存在第二种困难。例如，就像奥格本教授已经尝试过的那样，在预言飞机——一项明显的重要发明——的社会影响时，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可以以一种相当不确定的方式随着他说，飞机将有重要的社会后果，但是对这些后果将是什么做出确定的和有用的陈述，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飞机的发展及其使用同许许多多不同的社会因素有关，我们不能假定这些因素将保持不变，就像考虑影响美国出生率趋势的不同社会因素时我们可以假定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后一项趋势外推，因为有关的社会因素是恒定的，即使我们不完全知道这些因素，但是对于飞机我们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在增加或阻止其使用的社会因素中有巨大的差异。如果飞机的作用与社会条件的反应使得另外的发展进程有更大的范围，那么不可预计的“阻力”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然而，这并不是说发展的进程完全是不确定的，只是说它的确定性较弱，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少的趋势远比像人口趋势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能够预测的。的确，即使对于人口增长，我们所掌握的确定性程度也是相对的。让我们举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即原子能的例子。纽曼和米勒在他们关于原子能的书中说：“众所共认的是，最博学的核科学家和关于核物理科学的未来发展及这种发展之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预言能力并不惊人。内阁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很少但却笼统地（注：非常不确定的陈述）在起草法案上帮助他们，以面对新的技术时代以及在社会制度上可能的革命性变化。证词所提供的分析对妨碍变化之本质的揭示，与判定这些变化将要到来以及将具有重要性的断言相差无几。”显然，我们还没有对于那些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重要发现做出长期预测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其他重要的事情。我们依然可以采纳比较适度的目标，来利用我们做出一系列短期预测所必须具有的知识，或许我们因此可以建立起我们的知识，以便我们可以最终使预言的范围不断扩展。让我们注意：这并不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劝告，而是一种建议，它对于有用地预言发现与发明的社会后果的可能性持审慎的悲观主义，处在我们知识的这个阶段，这一点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预言的特殊特征，它将使我们都更加倾向于做短期预测而不是长期预测。正是社会生活之特殊的条件，就是说，做为物质与生物环境的对立面，使得预言本身变成了影响科学创新的发展与后果的互动着的社会条件系列的一部分。因此，关于某种发现将有某种特定影响的预言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对那种影响的认识。如果是这样，它就是所谓的“自我期望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或者，与此相反，对某种影响的预言可能会刺激一些“障碍”，以减慢其实现，甚至完全同化之。社会预言的这种效果一直被称为“自杀性预言”（“suicidal

    prophecy”）。当然，并非所有的预言在社会过程都有同等效力。某些在改变历史进程中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因素。例如，据说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就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这些预言可能已经阻止了革命，至少在德国和英国，马克思曾预言革命会在这两个国家突然爆发。大多数社会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