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所发生的三次最伟大的思想革命是与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达尔文的革命从根本上重建了自然科学，并且在进化论生物学的狭小的范围之外，尤其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思想和政治的结果，而成为社会科学中（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一种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对许多人来说，弗洛伊德的革命是不明确的，因为就它的重要地位，人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科学吗？或者，它是社会科学吗？或者，它甚至根本不是科学？

    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革命的文献卷帙浩繁，而且是相当混乱和彼此矛盾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学派不断从弗洛伊德确立的正统的核心中分化出来造成的。精神分析已经引起了一些哲学家或科学家连续不断的强烈批评：他们关注使不能忍受弗洛伊德对性的问题的公开讨论的男男女女保持谨慎和规矩的方法。这些接连不断的强烈的批评或抨击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深远影响的一个标志。

    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外，在分析和评价这场革命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有不少问题是由于目前无法获得许多原始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如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的全部通信）造成的。这些文献将对弗洛伊德理论，尤其是他的有争议的诱好理论（参见下文论述）——这是精神分析革命中的一个插曲，一些人认为它削弱了精神分析学和精神分析疗法的正确性的基础——的发展阶段作出重要的历史的阐释。只能到21世纪，当弗洛伊德的档案全部公开并且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学术审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批判地评估弗洛伊德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这一个或其他的插曲或事件以及精神分析运动的其他成员对这些思想的运用。

    弗洛伊德的革命与本书中描述的所有其他科学中的革命不同，因为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几乎完全是由一个独立的个人，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不过，关于这一点还请参看维特，1960；埃伦伯格，1970）。此外，只是在这场革命中，原始的文献（弗洛伊德本人的书和文章）由于其科学的内容而不是其历史的价值仍然受到实践者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不仅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学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仍在阅读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而且他的许多著作对于不一定赞同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理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主要的正统学说持有异议的科学家、实践者和社会科学家来说，也是重要的经典和教科书。精神分析疗法（主要集中于精神分析的过程）与弗洛伊德发展和运用的那些疗法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批评家们经常指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近似于哲学甚或宗教，而非真正的科学。

    弗洛伊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和有说服力的著作家，是德国散文的真正天才的大师——他的科学体裁的这个方面在英语翻译中就看不见了。尽管——正如弗洛伊德在许多场合说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摆脱了其历史的哲学重负的科学的心理学，但他却故意选择“简单的代（名）词”描述三种精神动力（1953，ZO：195）——das Ich（自我），das Es（它）和das Uber－Ich（超我）。他说，这是因为，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希望保持与通行的思维方式的联系，并且喜欢使它的概念成为在科学上有用的，而不是拒斥或抛弃它们”。运用这样一些普通的而非深奥的措辞和说法，“没有任何价值”；原因是很实际的：精神分析学家希望他们的理论被他们的病人“理解”；这些病人“经常是很聪明的，但并不总是有学问的。”他解释说：“非人格的‘它’是与正常人使用的某些表达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它击穿了我’；‘那时，在我里面有某种比我更强大的东西’。‘C’etait plus fort que moi’（即比我更强大的某种东西）。”但是，在英文中，这些平常的名词不见了。它们变成了深奥难解的拉丁语的代名词‘ego’（自我），‘Super－ego’（超我）和‘id’（以德，即本能冲动）——今天，更多的人是从其弗洛伊德的而非拉丁文中原始的意义来理解这些概念的。弗洛伊德在这里遵循着在新的特定的和有限定的科学的场合使用普通语言中的术语——工作，力量，能量——的物理学家们的传统。弗洛伊德还采用了诸如“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和“里比多（Libido）”这样一些经典的说法。

    罗伯特·霍尔特（1968，3）指出，考虑一下三个例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其一是“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拉帕波特，1959），它有时被归为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这一学科是一系列“精神分析体系可以建立于其上的理论假设”，弗洛伊德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纲要”（1954，347－445），1915年的“论心理玄学”（1953，14：105－235），以及《梦的解释》（1900；1953，45）中作了详细阐述。另一个例式被霍尔特称为“弗洛伊德的种系发生学理论”，它包括弗洛伊德的“崇高的思索，这些思索主要是进化论的和目的论的”。这一范畴的著作充满文学的引喻和隐喻，而不是严格的或“明确的心理器官的模式”。诸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1913）、《超越快乐原则》（1920）、《幻想的未来》（1927）、《文明及其不满》（193）和《摩西和一神教》（1934-1938）就属于这一类著作。

    最后，在弗洛伊德的所有贡献中，在科学上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论，以及它的精神病理学，它对精神方面的性现象的发展和性格结构的解释”；这些理论和解释是以“由人的生活史中的主要事件（现实的和幻想的广构成的论题为基础的。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正是这一理论指导着临床诊断和治疗。甚至那些严格说来可能并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人——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学的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者——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一理论——“被不确切地归之为‘心理动力学”’——“甚至已通过关于性格（人格）的教科书而渗透进一般的学院心理学之中”’‘’

    在对弗洛伊德产生的影响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中，戴维·沙科和戴维·拉帕波特（1964）向人们表明，弗洛伊德的革命思想是多么深刻地渗透到心理学思想之中；不一定是“它们扎根于其中的特定概念和解释性理论”（霍尔特1968，4），而是“一般的概念和观察”。弗洛伊德的主要的根本的创新是他对无意识和超出我们的理性控制的心理学的力量对行为、愿望、幻想和动机因素的影响的认识。他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所有心理现象——从梦和幻觉到纯粹的口误——的重要性，尤其重视性在个人自婴儿时期以来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精神分析革命的不同阶段

    像科学中的所有革命一样，弗洛伊德革命的开始阶段涉及一场思想革命，或自在的革命（revolution－in－itself）。这场革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弗洛伊德与J．布罗伊尔合作，运用催眠术开始了对癔病（歇斯底里）的研究。在巴黎与让-马丁·夏尔科共事的一个比较短暂的但富有成效的时期，弗洛伊德已经开始从临床学出发研究催眠术。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机能的思想，在同威廉·弗利斯——柏林的一位鼻喉专家——进行思想交流期间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和彻底的发展。弗利斯不仅对弗洛伊德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他还使弗洛伊德转变成为一个非理性的生物命理学家（bionumerologist），而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的这个方面只是轻描淡写，未给予足够重视（萨洛韦1979，144）。弗洛伊德在与弗利斯交往期间写作的文献构成投入的革命，包括“科学心理学纲要”的构思（弗洛伊德1954，355－445）。

    1896年5月，在对“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发表的演讲中，弗洛伊德阐述了他关于癔病（歇斯底里）的原因的学说（1952，62－64）。正如在其自传中所描述的（1952，62－64），弗洛伊德最初相信年长的女性告诉他的关于她们在幼年时代被一位父亲（这是最经常的情况）、叔伯或一位比较年长的兄弟诱奸的故事。后来，他发现，他的双亲的“神经症状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与体现和包含着期望的梦幻联系在一起”，而且，“就神经病（精神神经病）来说，心理的现实比物质的（**的）现实更重要。”这是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后来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最初的隐约的感觉。

    几乎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放弃了他关于歇斯底里的诱奸理论，开始了他著名的自我分析。这一过程延续了许多年，但是最集中的部分是在弗洛伊德的父亲于1896年10月去世后不久的1897年夏秋之间（琼斯1953，1：324）。弗洛伊德对他幼年时代对他的父母的受压抑的情感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年轻的男性对他们的母亲有恋母情结的情感，而对他们的父亲则持有敌意；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

    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15日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采用了俄狄浦斯的例子（弗洛伊德1954，223），并且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释》中充分、详细地发挥了这一论题。弗洛伊德到那时还尚未采用“情结”（comdex）这个术语；他运用俄狄浦斯的故事只是证明他的发现，表明这一发现的强有力的根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古人，可以追溯到关于“深远的和万能的力量”的神话。在进行这一描述时，弗洛伊德写道：“儿童…迷恋一个双亲而憎恨另一个双亲”，这是“大量心理冲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尽管弗洛伊德强调他的患精神神经病的父母的体验，但是他认为，‘精神神经病患者在这个方面与仍然正常的其他人［并无］不同。”他断言，精神神经病患者“只能通过扩大地展示在大多数婴儿的心智中产生的还不太明显和不太强烈的对他们的父母的爱和恨的情感，方能辨别出来”（弗洛伊德1953，4：260－261）。在他的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在生命之初，当“被认作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确立起来”时，男孩“把他们的性期待集中在他们的母亲身上，并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敌意的冲动，把他们的父亲看作是一个敌手，而女孩则采取类似的态度”。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从一开始就不被认为是完全而限于男性的（参见924．1）。

    在1898年的“论精神神经病病因论中的性的因素”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公开论述了他关于幼儿性征的思想。但是，直到1900年他才在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梦的解释》中正式宣告精神分析的革命。我认为，这是在一部出版的著作而不是某种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或在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公之于众中的科学中的最后一次革命。1900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这部著作曾反复增订和修改（1901，1911，1914，1919），而且在1913年出版了第一个英文本。

    弗洛伊德在随后几年中又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性学三论》（1905）。这时，人们已经可以对一种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科学的评价，因而表示赞成或反对了。最初，医学界的精神病学者、神经病学家以及学术机构中的心理学家极端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根据抄科和拉帕波特的说法），那些“直到1910年……仍然表示激烈反对的”人编辑了一部真实的棉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名人录》以及在“科学和医学的其他学科”中的那些人的“反应”都是‘稍极的”（见弗洛伊德1913，182，166）。沙科和拉帕波特提出，那些受过教育的门外汉缺乏兴趣（即使感兴趣，也是表示反对）反映了内行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还发现，在这些早期的岁月里，弗洛伊德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教士们的特别注意。

    尤其是弗洛伊德对婴幼儿性征的发现遭到广泛的反对和抵制。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精神分析中没有什么发现像性功能开始于生命之初，而且甚至在幼年时期就以重要的性状表现出来这个主张遭到如此普遍的反对和招致如此强烈的愤怒”（1952，62）。但是，“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分析的结论能够如此容易又如此完满地得到证明”。考虑一下那时流行的关于幼年时代的观点，我们也许就可以明白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多么新颖和具有革命性。弗洛伊德明确地解释说：“幼年时代被看作是‘无真无邪的’，是没有性的渴求的，而且，与‘纵欲’的恶魔的斗争被认为是到青春期的躁动年华才开始的。在婴幼儿中不能忽视的这样一些偶然的性活动被认为是堕落和不成熟的邪恶的证据，或者被视为天生的古怪行为。”

    因此，科学中的弗洛伊德革命不是由弃恶从善的既定的职业男女进行的，而是由有吸引力的和自信的年轻人，不受传统习惯思想的影响的将要开始其职业生涯而在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开业者进行的。新思想的拥护者们应马萨诸塞州依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G．斯坦利·霍尔的邀请在该校集会。被邀请者包括弗洛伊德本人，A．A．布里尔（某些弗洛伊德著作的美国译者），桑多尔·费伦奇（一位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是弗洛伊德多年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恩斯特·琼斯（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和卡尔·G．荣格。就在一年之前的1908年4月，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在萨尔茨堡相聚，举行他们的第一届国际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位美国人（布里尔〕．二十六位奥地利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托·兰克，威廉·施泰克尔和弗里茨·维特尔斯），两位英国人（琼斯和外科医生、心理学家威尔弗雷德·特罗特），两位德国人（包括卡尔·亚伯拉罕），两位匈牙利人（费伦奇和F．斯坦），六位瑞土人（包括荣格）。会议之后，专门致力于这门新学科的第一本杂志《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年鉴》创刊。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而且从那以后，定期召开国际精神分析会议。地方的团体作为分会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到1911年，即该学会创立之后一年，这个专业团体就已包含106个成员。科学中的一场革命开始了。由于这个团体是由观点各异甚至严重对立的人组成的，所以，不久就不断有人脱离这个弗洛伊德主义的团体，然后各自形成一个持不同观点的运动。其中主要有阿德勒（在1911年分裂），施泰克尔（1912），荣格（1913），兰克（1926）。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仍然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作了这样或那样的修正。而这正进一步证明了在关于人的精神的思想以及治疗精神错乱的方法中的彻底变革——这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标志。正统的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的批评家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对于弗洛伊德的最初思想并没有实质性的、足以引起重视的偏移或背离。其他人，包括阿尔弗雷德·卡津（195，16）则坚持认为，“就这场‘弗洛伊德的’革命的大部分而言，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是19世纪的革命，还是20世纪的革命?

    我把弗洛伊德的革命归之为19世纪的一次革命，理由是这次革命的最初三个阶段——自在的革命，投入的革命，理论上的革命——是在1900年达到的。鉴于弗洛伊德的科学及其推论在我们今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也许早就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生在20世纪的科学中的革命。

    在写于1923年并于次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953，19：191），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把这一场运动看作是一个19世纪的现象还是20肚纪的现象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精神分析可以说是随着20世纪诞生的；因为它在其中作为某种新东西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出版物——我的《梦的解释》——是在‘190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然后解释说，“精神分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成的东西”——“它是从比较旧的思想出发的，并对这些过去的旧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起源于比较早的提议，然后对这些提议作了详尽阐述。因此，关于它的任何历史，必须首先考虑决定它的源起的那些影响，都不应忽视在它产生之前的时代和环境。”弗洛伊德以19世纪中叶对“人们所说的‘官能性’神经病”的治疗为开端；接着，他又论述了伯恩海姆、夏尔科和雅内的工作以及布罗伊尔所作的推进和发展，这一切导致布罗伊尔和他本人的合作著作《歇斯底里研究》的发表。然后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到1900年达到一个顶峰。

    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或许要指出的，19世纪或20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明显地确定的。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中强调ZO世纪是因为，他在1923年写的这篇论文，是一本题为《这些多事之秋：正如它的许多创造者所言，20世纪正在发展中》（伦敦和纽约，1924）的书中的一章。正像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的标准版的编者指出的（1953，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