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著作——特别是那些论述天文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宇宙发展史概论》）（1900，1970年版；初版为德文版，1754）——中，对天体的沿轨道运行作了相当多的论述。在其《学院之争》（1798；参见康德《全集》，1902年版，第7卷，第59，85，87，88，93页）这篇论文中，他讨论了政治革命。在一本论述宗教的小册子（《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他两次特别提到“人的气质中的一场革命”（1793；康德，1960，41－43）。但是，除去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两次伟大革命的讨论外，康德似乎没有更多地考虑科学中的革命。

    康德的同时代的人歌德多次提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发生的革命。它们多见于书信、诗歌、散文和游记中。在为他所翻译的狄德罗的一篇论文（1798-1799）所写的序言中，歌德指出（1902，33：206-207），狄德罗已经引起了一场“艺术中的革命”。歌德认为，每一个“艺术中的革命”都会促进“对自然的全面认识”。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1811－1831）中说，在文学中也发生了革命。他本人就参加了不止一次“德国文学的革命”（同上，1902，24：52）。他在1820年说，展望中的某些发展也是“革命性的”（37：119－120）。那些断绝和放弃对过去的依附或迷恋的人总能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变革”（“revolutionaren Ubergang”）。在他的一个格言中（4：221），他谈到那些认为他们可以保持克制的弱者的愚蠢的‘革命观点’（“revolutionare Gesinnungen”）。

    歌德对于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他的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颜色学》（1810）以及辅助性著作《颜色学史资料》中。这是歌德展开对科学史论述的唯一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歌德称赞培根拥护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尽管曾经接受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育，但是培根却赞成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对于歌德来说恰为一典型例证，即通过这种方式，“革命的思想”，即“革命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贡献，而不是在普遍的社会背景之下的缓慢的吸收，而得到发展（1947－1970，6：147）。歌德还特别指出，培根的能力和活动是“对权威的反叛”（“gegen die Antoritatanstrebende”），并且用“revolutionarer Sinn”（“革命的意识”）这个短语来描述培根的思想和影响的特点。他具有一种革命的意识和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中（p．152）。这是歌德就在一场激进变革的意义上的科学中的革命这一主题所曾作出的最清楚的表述。

    但是歌德的确赞成科学变革的循环论，虽然当他在《颜色学》中就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时并没有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革命”这个现行的词。他认为，历史就像是活的有机体，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事物在不断进步，但它从来就不是直线的，所以，前进的运动是循环的，实际上是螺旋状的或盘旋上升的——就如同植物的生长一样。歌德对植物的螺旋状生长趋向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研究。就这种关于历史以及科学的历史发展的观点而言，歌德受到维柯的《新科学》的影响。《新科学》是启蒙运动时期表述循环论历史观的主要著作。歌德阅读了这本著作并赞成其学说（菲埃托尔1950，131）。在其笔记中，歌德详细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循环，以描述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见格罗特1972，14—18）。

    在德国有关革命的著作的历史中，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观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的著作被如此广泛地阅读。他在1845年到1862年期间撰写并出版了五卷本的《宇宙》这部空前的科学巨著。在这部巨著之中，洪堡试图运用受过教育但没有经历专门的科学训练的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对整个宇宙的物质结构进行精确的全面的描述。这部著作对所讨论的每一主要学科的科学史都作了表述。据估计，这部著作在19世纪50年代销售了八万多册。几个不同的英文译本也已出版。

    洪堡把宇宙的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始于古希腊，而最近一个时期则是以17世纪望远镜的发明为开端的一系列科学发现。他写道，假如印度人的（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为希腊人所知的话，那么，在关于宇宙的数学知识中就可能会产生一场革命（“eine Revolution”）（1845—1802，2：198）。洪堡声称，哥白尼已在天文学的世界观中引起了一场革命（‘Umwandlung’，198），并且也引发了一场“科学的革命”（‘Wissenschaftliche Revolution’，350－351）。洪堡写道，“哥白尼所引发的科学的革命难得连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以达到它发现宇宙的真正结构的目标”。当洪堡转向17世纪和望远镜发现之后的天文学，谈到伽利略和开普勒时，并没有像谈及哥白尼时那样使用“革命”这个术语。就此而言，他也许是步历史学家J．-S．巴伊的后尘。洪堡也并没有认为牛顿的成就是一场“革命”，也许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牛顿及其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而且只是附带地提及。这可能是歌德著作的一个影响。歌德的《颜色学》的大部分章节致力于反驳牛顿的著名的光的理论，并且用歌德本人的理论取代这种理论。歌德和洪堡是非常好的朋友。洪堡哲学的许多思想都受到歌德哲学的影响或者说与歌德的许多哲学思想相似。

    洪堡探讨了“进步的速度得以迅速提高”的方式或途径，并且提出了“所有自然科学中都期待周期性的、无止境的改造和转变”这样一个思想（同上，3：24）。但是，如果说在德文版的《宇宙》中只在几个地方提及科学中的革命，那么读者在E．C．奥特（Otte）所译的英文版中可能会发现有比洪堡当初写这本书时更多的地方提到了革命。例如，奥特（1848—1865，1：48）写道：“愉快的革命”，其实，洪堡原来在这里所说的只是“die gluckliche Ausbildung”（愉快地造就、培养）。

    在19世纪另一位重要思想家G．W．F．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1817），人们发现，黑格尔依照布丰、赫尔德和施勒策尔的方式探讨了地球上的革命。在其《哲学史》中，黑格尔称以康德为中心德国哲学时期一场“思想方式中的革命”（1927－1940，19：534）。他还坚持认为，来源于牛顿和洛克著作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可以看作是精神活动中的“完全的革命”。虽然黑格尔称赞牛顿和洛克的“形而上学经验论”是革命性的，但他对牛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一态度和立场后来一直延续到恩格斯的著作中。他嘲笑牛顿的光理论是“野蛮的”（1970：2，139），并且严厉批评牛顿在实验方面的愚笨和错误（同上；参看，1927－1940，19：447）。特别是他严厉批评了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开始对开普勒的面积定律（联结各行星到太阳的半径向量在等时内扫过等面积断作的所谓数学的证明。他把牛顿关于正弦和余弦在无穷小三角形中可视为相等的设想看作是违背了数学的基本原理（1969，273）。此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数学完全不可能证明物质世界的质的规定，因为它们是以题目的质的特点为基础的定律”。但是，黑格尔在谈到历史中的革命时的确曾提及科学中的革命。在他的《哲学全书》的第2部分自然科学中，黑格尔说：“一切革命，无论是科学中的革命或世界史中的革命，其发生仅仅由于精神［Geist］改变了它的范畴以理解和检查属于它的东西，以便以一种更真实、更深刻、更直接和更统一的方式获得和掌握自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名的科学著作《反杜林论》的另一个标题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在英文中，这一标题被译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的革命”。但是，人们对于恩格斯的意图尚存有一些疑问，因为他在文中用了两个词：‘UmwalZung’和‘Revolution’。这一问题显然使一位法国翻译家感到困惑。在第一个法文版本（1911）中，翻译者不愿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的革命”这个可疑的标题，而是采用了一个描述性的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反对杜林”为副标题。然而，作者在修订本书时把这一标题改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引起的混乱”（1932）。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一处提到科学的‘Revolution’或‘UmwalZung’（参见下面第23章）。

    在19世纪，如在20世纪一样，‘Umwalzung’作为‘ReVolution’的对应词而流行和通用。两者之间主要的差异似乎是（而且现在仍然是）：‘Umwalzung’很少用于——就我所知———循环的或周期性的事件，如一颗行星在其轨道中运行（revolution），而且通常也不用来指示“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或俄国革命。科学家们（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谈及科学中的革命时，既用‘Umwalzung’，也用‘Revolution’。然而，我还没看到有谁用‘Umwalzung’来称呼科学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