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举哥白尼或天文学为证。因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说过，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是（或将是）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又怎么可能是如此错误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论述了形而上学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个比较长的脚注，其中谈及哥白尼和牛顿。注释者们的错误可能由于把关于形而上学中的革命的句子与前面的那个脚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康德用的是“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学家的例子，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能的（尽管是未必有的）联系都是与一场牛顿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联系。无论最初错误的根源如何，作者们显然是彼此以讹传讹，而没有仔细审查其来源。尽管有三个关于康德从未描述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诫，而区也没有多少人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发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个错误在哲学文献中还是年复一年地存在了下来。

    正当我完成对这一章的最后修改时，我又见到四本继续存有这个长期错误的书。一本是罗杰·斯克鲁顿写的，作为“昔日名人”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强调“康德所说的他在哲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一部伟大的杰作（初版于1918年）。这部著作已译成英文。书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导言”（1981，vii）一开始就讨论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在其中还读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把这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先验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尔特·考夫曼写道（1980，87—88）：“康德声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个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颠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对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聋的攻击”，因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学史辞典》（1981）中有一个论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条目，它强调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哥白尼“将一种日心体系引入天文学”，其二是“这样一种体系以带有开普勒所提出的椭圆形轨道的经过修正的形式在17世纪牢固地确立起来”。该条目最后评论到：“人们同康德一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够促进思想进步的观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这同一本辞典后面有关康德的条目中，对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任何涉及。

    把哲学或形而上学中一场自称的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康德并非最近的发明。在1799至1825年期间，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讲座中——公开说，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经着手进行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法国人夏尔·德·维拉尔把大量解释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献给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击者》中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维拉尔说道，康德对人类知识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革命”（p．7）。然后，维拉尔用与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时（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术语和措词，解释了康德革命的性质。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学》中（1801，PP．Viii－x），维拉尔暗示，笛卡尔、拉瓦锡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经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十六年后，维克托·库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话题。库辛是他那个时代阅读最为广泛的哲学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书有许多版本并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持讲座期间，把康德与哥白尼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些讲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编者为此所写的“按语”说，这些讲演是在法国大学中对康德体系的最早介绍（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们清楚地知道，库辛在1816年也讲授过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时，他的德语水平特别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当他能够从德文原文阅读康德著作时（1：255，n．2），库辛解释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起了一场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发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讲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库辛说，“康德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的革命；他充分认识了他所处的时代并理解了时代的需要”。然后，他又用与他在1817年的讲演中几乎相同的语言重新概括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在1818年，菲利普·阿尔贝·斯特普费尔写的一篇论述康德的重要文章被收入参考著作《全传》第22卷中。该文的一个脚注解释说，夏尔·德·维拉尔本来在写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又让斯特普费尔代劳，因为即将离开人世，故他无力赋予这篇论文以预期的形式。斯特普费尔讨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但在第239页他又称第三版），并且明确把完成哲学中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归于康德。他说，康德“认为他有责任在思辨科学中引发一场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鲁土人哥白尼已在自然科学中完成的革命——这个类比是康德本人的思想”（p．239）。在pp．239－240，斯特普费尔相当详尽地发挥了这一思想，最后他明确地提到哥白尼：“我们将不再围绕事物旋转：由于使我们自己成为它们的中心，所以，我们将使它们围绕我们旋转。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类似于库辛的描述的这个陈述，将使康德具有托勒密而非哥白尼的地位。但是，无论库辛还是斯特普费尔，似乎都没有像后来人那样认识到，可以把这场革命叫做托勒密式的反革命。

    1825年，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书》（第20卷）中一论述哲学的条目里，托马斯·沃格曼从《全传》中引证了一段把康德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联系的文字并译为英文。虽然这段文字是由斯特普费尔所写，但是沃格曼却把这个条目归维拉尔所为。根据沃格曼的译法（p．151），康德“认为他注定要在思辨科学中完成一个类似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鲁土人哥白尼在自然哲学中已经完成的革命；这个类比的想法最初是由康德本人作出的”。沃格曼继续随着斯特普费尔发挥。斯特普费尔最后得出结论说（同上）：“我们将不再围绕事物旋转，而是在使我们自己成为它们的中心的同时，使它们围绕我们旋转。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

    沃格曼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书》有关哲学的条目及其他条目中把康德与革命和哥白尼联系起来。在关于哲学的条目（1825，129）中，沃格曼对康德和哥白尼展开了充分的比较，同时又特别指出：“我禁不住对这两位伟人进行有希望的类比。康德创立了一种与哥白尼的理论同样富有想像力的理论；而且，如果它像哥白尼的理论那样经受住时代的检验，那么它将引发和完成的革命同样也将是光荣的”。

    维拉尔（1799）、库辛（1817；1820）、斯特普费尔（1818）和沃格曼（1825）并不是在这个比较早的时期把康德与哲学中的一个哥白尼革命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几位作者。另外一个人是斯塔尔夫人。在1813年伦敦版的《论德国》（这也许可以看作是第一个版本，因为1810年的巴黎版在法国被禁止发行，那时，该书的印刷尚未完成），她断言（3：13-14）。

    路德说，“人类精神就像是马背上的喝醉酒的农民；当他在这边起来后，他又倒向另一边”。所以，人在他的两个本性之间不断地来回变动、摇摆：有时，他的思想使他脱离他的感觉，而有时他的感觉又吞噬他的思想，而且他又企图把一切都归于思想或感觉。不过，在我看来，诞生一种坚定的学说的时刻已经到来。形而上学必将经历一场像哥白尼在宇宙体系中完成的革命那样的革命。它必须把我们的灵魂重新放回到那个中心去并使之像太阳那样转动：外部的客体环绕着它而运动，并且从它那里获得光明。

    这段话是斯塔尔夫人在谈到培根时说的，但是，在《论德国》的同一部分对德国哲学的进一步论述表明，斯塔尔夫人所思考的是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般）和特殊的康德哲学。

    斯塔尔夫人并没有说康德本人期望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维拉尔说康德认为这样一场革命在形而上学中是需要的。库辛认为，康德着手在形而上学中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斯特普费尔说康德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思辨科学中造成这样一场革命。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斯特普费尔的讨论概括说：“C’est larevolution de Copernic”，沃格曼译为：“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人们也许注意到，除去维拉尔之外，所有这些作者都把康德对“哥白尼的最初思想”的类比发展成为一个隐喻，这个隐喻远远超出了康德在直接谈及哥白尼的文字中实际上所包含的鲜明性和含义。

    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的例子是大为有趣的，因为他是18世纪80年代康德哲学的一个著名的宣传者和解释者，而且，他还谈到康德著作中对革命和哥白尼的论述。莱因霍尔德似乎并没有专门就一场哥白尼革命明确写过著作或文章，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段可能使其他人把康德与一场哥白尼革命联系了起来。莱因霍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探讨是比较早地介绍和描述这部著作的辅助材料之一。这个探讨见于1794年他的《纠正过去哲学家的误解》一书第2卷中。在第7部分“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原理”，莱因霍尔德论述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他说，康德在该序言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指明了形而上学迫切需要通过“批判”来进行的“思想转变”（p．411）。接着，他又相当详尽地摘引并评释了康德关于革命的言论（pp.411－415）。在第415页上，他把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相隔几页的两种陈述并列在一起（见B xvi和xxii页）：

    “这种情形正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况相同。哥白尼假设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因此不能很好地说明天体的运动。于是，他假定观察者旋转，恒星静止不动，以尝试其是否更易于成功”。——“依据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所确立的例证，使形而上学革命化，以改变迄今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程序，这种尝试即纯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在此，这些段落是未加修饰逐字逐句直译过来的，所以，人们也许会明白，它们的并列怎么可能影响到后来的读者并使他们称康德在形而上学中的革命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莱因霍尔德本人并没有明确说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尽管他认为康德“创始并引入了现在完全不可避免的革命”（pp．415-416）。

    然而，早在1784年，莱因霍尔德（p．6）就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革命。而且，在他著名的《康德哲学信札》的第一篇信札——这篇信札写于1786年8月，因而早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莱因霍尔德就已经把康德与革命（pp．124—125）和哥白尼（p．126）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两者合在一起从而使康德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发起者。

    在19世纪中叶，威廉·休厄尔非常谨慎地对康德本人的论述作了忠实的概括。在他的《归纳科学的哲学》（全称为《以归纳科学史为依据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中，他写道：“康德的见解所引起的沉思人类知识的习惯方式中的革命是最全面的。他本人完全不公正地把它与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所引起的变革相比较”。休厄尔让读者参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xv页”，他明确把康德关于形而上学中一场革命的论述与哥白尼所引入的新的观点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