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些精心筛选过的实例，在我看来，它们有些是现行观点的典型，有些则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书是一项具有双重目的的庞大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我所关心的是探讨和阐明从事某一学科事业的人运用另一学科的观念（概念、方法、理论、工具等）进行工作的创造性过程。我在另一部著作《牛顿革命》（1980）中，曾对这种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在那部书中强调指出，“观念转变”的学说是革命过程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不过，在本书中，我对转变这个概念的使用作了限制，以避免使读者首先对有关科学革命的长篇分析和科学革命的编年史感到兴味索然。至于对科学革命中概念转变的进一步分析，我把它放在后面的研究中。我的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解释并分析自然科学、精密科学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把历史研究与分析研究融为一体。我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用一些特殊的事例去鉴定和研究某一学科的一种观念被另一学科采用时所发生的那种一般的转变过程；除此之外，我还打算分析一下社会科学的“科学”基础，并且要考察社会科学界是怎样运用科学来证实科学发现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适用性的。尽管人们一般以为，思想的流通往往都是从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走向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但是在许多很有意义的事例中，却也存在着方向相反的流通情况。这本论述革命的书之所以涉及这个论题，是因为“革命（revolution）”这个概念和名词源于科学（天文学和几何学）“，转而又进入了论述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的领域，从而经历了一场很有意义的初始变化。正如本书的文献资料所表明的那样，革命这个变化着的概念，反过来又从社会科学及有关政治理论和政治活动的各种文献中返回到对科学变化的讨论之中。正因为如此，本书要对一个有关这两个研究界之间关系的领域进行探讨。
本书通篇所论述的，就是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这一概念与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应该对这个课题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早在17世纪，甚至在现代的非循环意义的革命概念得到普及之前，许多作者就寻求用政治类比来解释科学的进展。当然也存在着相反的论题，即科学和科学革命有可能对政治革命产生影响，这个论题我曾提到过，但未加以探讨。众所周知，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把他们的革命运动看作是“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这些术语，经常在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苏联的）文献中出现，不过，据我所知，对于“科学的”这个词的此种用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科学界通常理解的“科学”这一概念的用法，尚无严格的估价。
虽然科学革命概念的变化这一论题贯串本书始终，而且它也的确就是本书的主线，但许多读者还是会发现，那些各具特色的革命案例史是饶有趣味的。本书的大部分都是由这些案例史组成的，它们描述了一些标志着现代科学发展的伟大革命，其中的一些具体事例展示了我所发现的革命的几个不同阶段，它们还为一系列独特的事件是否就是革命提供了证据。此外，这些案例史还说明了，政治革命的想象和流行的革命理论曾经怎样制约了（并且还在制约着）人们对科学革命的认识。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后世人对革命的看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那些确认并且记述过一场从板块构造和大陆漂移等新思想中产生的地球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们，曾经受到库恩著作的影响。
在大部分案例史中，我喜欢复述那些引起或参与革命的科学家们以及那些没有参加革命的旁观者们对革命的表述，但没有在每一个事件中明确地解释某个人心里所想的可能是什么。这里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某一特定的科学家心里所想的可能是什么；其次，（在本书的大量例子中）许多科学家对某一具体的科学革命或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革命都有过非常明确的阐述，但却未必提出过一项有关革命乃至科学变革的大概模式的严密而完整的理论。这样一种作法，例如，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05年和1906年对科学领域中的革命的评论，与著名的1905年俄国未能成功的革命中的事件以及那些想彻底改革俄国社会的理想主义的希望联系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是，他否认相对论理论范围中的革命的那些论述，也可以用来说明其对1917年俄国革命时的暴力行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德国流产的革命、包括柏林街头的战斗等一系列暴力行为所持的反对态度。必须应予考虑的是，爱因斯坦反对报纸给他涂上过多的革命色彩；这种作法无疑促使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他的工作是进化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在评价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观时，有一点要切记在心：爱因斯坦对革命和进化的全部论述，都是在一些孤零零的只言片语中出现的，而且，它们往往都是对别人论述所作的答复；我不知道他关于科学发展过程有过什么完整的论文、信件甚或十分成熟的详尽的短论，关于科学革命的论述就更不用说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表述过自己对具体的科学革命或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的看法的其他科学家们，大概也是如此。所以，我在每个实例中为读者提供的，都是现今对革命的表述。不过，读者不难认识到，在涉及某一特定的科学理论时，硬要求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对革命的每一陈述都与“革命”这个词的含意相一致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常常以一种也许过于自信的方式谈到我的那些发现。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我都应在叙述中加上“就我所知”或“就目前我的研究所表明的”这类短语。是否还有比我所发现的更早的例子呢？我决不想妄称，我的研究是详尽无遗的，这种课题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但愿那些获得了进一步信息的读者们也能通知我，以便我在本书以后的版本中加以更正。
读者们会很自然地希望知道，这本书与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有着怎样的关系。许多读者都会意识到，在使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的思维发生转变、使他们转而相信（或使他们重视）革命是科学变革中的一种规律这一观点方面，库恩的著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我这本科学革命的概念史中，库恩的著作可算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事件。库恩分析中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所有种类的科学变革，包括革命在内，并非像恩斯特·马赫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观点竞争的结果，而是由接受或信仰这些观点的科学家们造成的。这个论题，是我根据对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分析提出的；我发现，这四个发展阶段是所有科学革命共有的性质。最后，我同意库恩这一总的看法，即革命就是一组科学信念的转换——用库恩原来的术语讲，就是“范式”的转换；库恩原是在此种语境中使用这个术语的，但我觉得不幸的是，他这个词用得很模糊，而且是在数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所以，他后来放弃了这个词。
不过，我在本书中并不打算讨论库恩归之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些特定的性质。例如，我不打算探讨科学中的革命必然是由危机促成的这一命题，因为我发现，这个命题的例外太多以至难以成立。对于他别的体系的细节亦是如此。我也不打算探究库恩改变“范式”、“范例”、“专业基质’等词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有据可查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有趣的，虽然库恩的体系已经成了科学史家们讨论、批评或赞同的重要话题，但是科学史学家们（包括库恩本人在内），却不打算在其现行的著作中利用库恩的框架。因而，库恩对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以及迥然不同的领域中的学者如政治理论家们）的影响，似乎比对科学家和当今的科学史家的影响更为强烈。不过必须指出，对于史学家来讲，近年来地球学中的革命却是个例外。［请参阅莱因戈尔德（1980）对库恩体系、对科学史家们所承认的历史的一流的分析性介绍，他的介绍虽有不敬之处，但并无恶意。］库恩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及小型的革命和大型的革命。所谓大型的革命是指那些一般在科学论文中被承认是革命的事件，例如，那些与哥白尼、牛顿、拉瓦锡、达尔文以及爱因斯坦等人联系在一起的事件。而库恩所谓小型的革命，可能也包括诸如二十几位科学家用一个新的范例取代一个已被接受的范例这类情况。在公开的讨论和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库恩强调了这些小型革命的普遍本质。不过在我的著作中，我愿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规模较大或更为显著的革命上。我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我所阐述的确定革命何时发生的客观方法，恰好适用于科学中那些与政治革命极为相似的革命。
读者也许会察觉到，我既非哲学家，也非科学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史学家，我的目的是进行一种批判性、分析性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去争论库恩体系或其他科学哲学家体系或科学社会学家体系的是非功过。简而言之，我的目的虽然与库恩的目的有所不同，但肯定会有交叉。本书决非是另一部讨论库恩之“结构”的著作；相反，本书是从一种新的、严格的史学观点来考察科学革命这一课题的尝试。
我在前面引用了托马斯·曼和其他人说过的一句拉丁文名言，以表明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书有书之命，书籍的产生是由研究和写作内在的逻辑决定的。正值本书付梓之际，我意外地发现了对这种现象来说更为全面、更为确切的这样一句话，它出自特伦西努斯·莫鲁斯的《论贺拉斯作品多变的音节和格律》（第1286行）：Procaptulectorishabentsuafatalibelli．”它的意思是说，有谁能否认书的未来取决于读者对它们的承认呢？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满足，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以便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如果这个富有魁力的有关革命的课题能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那么本书潜在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I．伯纳德·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