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我近半个世纪的朋友和同事亨利·格拉克

    献给我的良师益友恩斯特·迈尔

    献给我从事科学革命研究的朋友和研究生鲁伯特·霍尔和玛丽·霍尔以及保罗·罗西

    这部《科学中的革命》，对四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探讨和分析研究。这么复杂的一个课题，由于所涉及的事件、人物以及思想等等如此之广，因而似乎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大量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一下从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思想的萌动开始到相当多的科学家们接受并运用一门新科学为止这一过程中，科学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于科学中的某一组特定的事件是否构成一场革命这类问题的判断，肯定是因人而异的。而我，则为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提出了一组判断标准——一组以历史证据为依据的标准。我所说的那些阶段和标准（本书的第2章和第3章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概述），构成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本人运用这一框架，批判地考察了现代科学存在以来的四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科学革命。导论部分所论述的是，这四个世纪各个时期的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以及当时革命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因为我发现，在科学语境范围内，“革命”这个词的出现，总是既反映了一些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流行理论，又反映了人们对实际当中业已发生的革命的某些认识。所以，我对这里所讨论的每一场科学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背景知识的。

    我们必须把历史上人们对革命的看法与历史学家对革命的看法区别开。前一部分所包含的是，人们在革命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时期中的观点，这一部分都是一些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资料；而后一部分所包含的则是，人们目前的一些主观的看法。当然，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场革命，我也作过一番主观的、史学家式的评价。不过，我在每一个例子中也都强调了历史证据的重要性。几乎在每一个事例中，这两方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些通过了历史证据检验的革命，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眼中，仍会被看成是革命。不过，通过历史证据与历史学家所作判断的比较，也揭示出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异常现象。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历史证据的研究表明，科学革命这一概念，像革命这一概念本身一样，并不是、也没有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例如，本书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就证明了：在科学进步是以渐进增长的方式为主还是一系列革命的结果这一问题上，科学家们和史学家们的观点是木断变化的。除了对科学革命总的看法方面有变动外，人们在判断某些特定的事件是否具有革命性这方面的观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那种认为随着1543年《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天文学出现了一场革命的看法，只不过是18世纪天文学家们幻想的产物而已；这种看法曾流行一时，以致于哥白尼革命一度成了科学革命的范式。然而，史学家们对历史证据的批判性考察证明，那根本不是什么哥白尼革命，它充其量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伽利略和开普勒革命。

    时过境迁，甚至对于一些伟大的政治革命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人们的认识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人权论》（1791）中，托马斯·潘恩解释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怎样把一种新的革命性思考引入了政治科学之中。潘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是因为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所写的那些小册子，他最著名的著作有：《常识》以及《危机》等等，他的《人权论》则是作为对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的答复而写的。从美国和法国的一些事件中，人们对于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潘恩对这种新的观点的解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政治概念的产生不仅与理论有关，而且与现实当中发生的事件有关：以往号称的革命，只不过是更换几个人，或稍稍改变一下局部状况。这些革命的起落是理所当然的，其成败存亡对革命产生地以外的地区并不能发生什么影响。可是，由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焕然一新，一系列原则就像真理和人类的存在一样普遍，并将道德同政治上的完美以及国家的繁荣结合在一起。

    然而，到了1853年，亦即以上论述过了不足半个世纪，朱塞佩·马志尼就不再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进步的政治活动的楷模了。他写道（19O7，251）：“法国的进步是依赖其自身的力量把自己从18世纪和旧的革命中解放出来的。”他论证说，法国大革命“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行将实施的计划，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活动的总结：它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即将灭亡的时代必经的垂死阶段。”到了19世纪甚至到了对世纪，革命的目的就是去完成法国大革命未竟的事业，关于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许多多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的著作中十分清楚地看到。

    英国政治的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两个明确的例子，它们说明，某些事件曾被当成是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又被改变过来了。换句话说，科学中的革命并非总是一种表现为革命的不断变革。对于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典范，然而到了今天，它似乎已经不那么具有革命性了。美国独立战争，亦即现在通常所谓的革命战争或独立战争，也是如此。与此相反的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一般根本不被看作是一场革命，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200年。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评论家们看来，英国的这场革命不是一场像光荣革命那样的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夭折了的社会革命。从17世纪末以及18世纪有关革命的文献中，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克思时代这半个世纪左右的文献中，从马克思时代到列宁时代的文献中，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的几十年中以及本世纪SO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的有关文献中，人们也许可以看到，对于革命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因时代不同而相去甚远的。这些变化，在有关科学革命的讨论中也有所反映，这一点并不奇怪。

    从历史的角度对（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政治的）“革命”这个词的起源及其相继而来的词义的讨论，看起来也许是抽象的、且毫无党派偏见的，然而，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将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其《穆斯林的革命概念》（1972，37—38）这篇论文中，伯纳德·刘易斯讨论了古阿拉伯语中“众多表示造反或起义的词”的来源，其中也包括“thawra”这个词。他写道：“在古阿拉伯语中，th-w-r这个词根的意思是，站起来（例如一头骆驼那样），或者，受到鼓动或激励从而…奋起反抗。”随后，刘易斯解释说，这个词“常常被人们用于建立一个小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这类语境之中”，而且这个词的名词形式，“例如在……‘一直到这股兴奋的劲头消失了为止’这句短句中，首先意味着兴奋的状况”——刘易斯说，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介绍。”爱德华·塞德在回答刘易斯时（197，315）问道：“除非显然是为了让现代语名誉扫地，否则，为什么要给现代阿拉伯语的革命一词在词源上找一个表示骆驼站起来这种情景的词根呢？”塞德断言，“刘易斯的推论”，其目的显然是要“贬低当代对革命的评价，把革命贬低成只不过像骆驼自己从地上站起来那样，没有什么伟大（或美妙）可言。”如果我们想象一个相反的情况，即东方学者也许会由于西欧或美国的革命概念本身是从某个（如复归或潮涨潮落等贿关周而复始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因而十分轻蔑地批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或许就能理解塞德的批评所具有的说服力了。实际上，按照塞德的理解，刘易斯的词源学观点带有他称之为“东方学”的思想风尚的色彩，这种思潮是“一种对东方进行控制、重组和行使霸权的西方时尚。”塞德认为，刘易斯对词源的讨论，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他的这种立场致使他把“thawra这个词与骆驼的站起，更普遍地，与兴奋”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为生活的理想而斗争”联系在一起。在载有刘易斯此文的那部书的编者前言中，情况显然也是如此。编者说，“在中东，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和激进的活动，即compd'etat，起义和造反”，与西方人所理解的革命一词并不相符（瓦里基沃第斯，1972，11）。编者提出的理由是，“西方人认为有权反抗**政权，而这种观念是与伊斯兰教的思想相抵触的。”

    我最初开始写这本书，是为了对（16世纪和17世纪）科学的革命、对作为科学进步模式的科学革命这两个概念的起源和相继产生的用法加以探索。我发现，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包括一些科学史家在内，都以为这两个概念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那些使用这些概念的科学史家们搞错了年代，试图把过去的事件强行纳入20世纪的模式中。在研究中，我从过去四个世纪的每个世纪中都发掘出了讨论科学革命的例子，而且它们涉及的至少是19世纪初以前的科学革命，我在此时的惊讶读者或许不难想象。由于历史学家对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完全了解，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亦是如此，所以，在本书中，按年代顺序对这些概念用法的记载占了很大的篇幅。

    我在《思想史杂志》（1976，37：257－288）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介绍过我最初的一些发现，我原打算把这篇论文扩展成一部小型专著。不过，正如托马斯·曼（在为其约瑟夫丛书所写的序言中）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Fatasuahabentlibelli”（“书有书之命”）。堆积如山的证据资料，促使我完成了这部批当庞大的著作。即使如此，我的发现也并没有全部用上；我可以把这部书写得更长些，长到现在的三至四倍。仅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来的革命问题，就足以成为一部专著的主题。不得已，我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