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的核心，并且这些考虑证明，选择这个说法是对的。其论题是：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但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历史事实编年史。历史决定论者视为与社会学等同的那种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顾，而且也是未来的展望。它研究起作用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历史的理论，或理论历史，因为只有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才被视为历史规律。它们必须是过程、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不是关于外表的恒定性或齐一性的假规律。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的看法，社会学家必须设法对社会结构变化所遵循的总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设法了解这个过程的原因以及引起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他们应该设法提出社会发展根本总趋势假说，使人们能够根据这些规律作出一些预言，从而能够适应即将到来的变化。
仔细考察我所作出的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两类科学之间的有关区别），就可以进一步澄清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概念。与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方法论，它的目的在于技术的社会科学。这种方法论将导致对社会生活普遍规律的研究，以便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作为谋求改革社会建构的人的工作根据。
这些事实无疑是存在的。例如，我们知道的许多乌托邦体系之所以行不通，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事实。我们正在考虑的技术方法论是为了提供＝些方法以避免不切实际的构想。这种方法论是反历史决定论的，但无论如何不是反历史的。历史的经验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它并不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建构的结构给予限制的各种规律，或寻求其他齐一性（尽管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这些齐一性并不存在）。
历史决定论者除了利用已经讨论过的某种反证之外，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技术的可能性和效用提出疑问。让我们设想一下他可能说，有一位社会工程师根据你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学制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计划，我们假定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切合实际的，因为它与已知的事实和社会生活中的诸规律并不冲突；我们甚至假设这个计划获得了同样可行的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结构的其他社会改造计划的支持。即使如此，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仍能证明这种计划不值得认真考虑。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考虑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计划，而是由社会力量——例如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据说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家王”会把某个考虑周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古老的想法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迷信合理的论证会说服足够的好心人进行有计划的行动。历史已表明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虽然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么合理的（甚或十分不合理的）诸多因素会起来无疑会有某种影响。即使这种理性计划与强有力的集团的利益相吻会，它也决不会接它所设想的方式实现，尽管争取其实现的斗争是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历史决定论者还会继续说，这些论点是直接反对某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支持的社会工程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反对这种科学的本身。然而这些论点很容易扩大，以致证明技术性的理论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实用工程的冒险之所以必然失败，可以由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的事实和规律来说明。但这种说法不仅意味着这种冒险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且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发展规律。据说这种冒险是根据“科学”，但这种“科学”必定也忽视了发展规律，否则它就决不会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提供根据。一种社会科学若没有讲授理性社会构想的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并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所以支持社会工程的那种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社会事实的真实描述。它们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决定论者将声称，除了这个决定性的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抨击技术社会学。例如，它们忽视社会发展会出现新事物这个特点。认为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合理地构想新的社会结构这个想法，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准确地按我们的计划使一个新的社会时期出现。然而，如果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探讨社会事实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可能说明内在的新特点，而只能说明新的排列（参阅第3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时期有它自己内在的新颖性——这个论点必然使任何详尽的规划归于无效，而这种规划所根据的任何科学就不能是真的。
这些历史决定论的理由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以经济学不能给我们提供汪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根据。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需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社会科学是如此，经济学必定也是如此。经济学最终目的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马克思）。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宿命论，它也不一定导致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都具有十分显著的“能动主义”倾向（参阅第
1节）。历史决定论完全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精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它只是预测你的梦想、你的理性所构想的东西都不会按计划实现。只有与历史的主流相适应的计划才是有效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历史决定论者所承认的合理活动是哪一种。只有这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适应和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社会助产术是我们所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唯一能以科学的先见之明为根据的活动。
虽然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本身能直接鼓励人们的活动（它只能使人不做某些不切实际的活动），但它无形中给予那些自认为应该做某事的人以鼓励。历史决定论肯定提供了这种鼓励。它甚至使人类理性起某种作用；因为只有科学的推理，即历史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才能告知我们，如果要同行将来临的变化方向相一致，任何合理活动必须要取什么方向。
因此，历史预言和历史解释必须成为任何考虑周详而切合实际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于是，历史的解释必定是历史决定论思想的中心工作：事实上它已经是如此。历史决定论者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解释过去，以便预测未来。
历史决定论能否给那些想看到一个较好世界的人提供希望或鼓励呢？只有对社会发展采取乐观看法的历史决定论者才能够提供这种希望，因为他相信社会发展自然将会越来越好和合理，意即它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越来越好和合理的状况。但是这种观点等于相信社会奇迹和政治奇迹，因为它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某些有影响的历史决定论作者确实已经乐观地预言自由王国的到来，那时人类事务就可以合理计划。他们教导说，从人类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国是不可能由理性来实现的，而只能由严竣的必然性，由他们劝我们服从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
历史决定论只能劝说那些希望扩大理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的人们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如果这种解释表明他们所盼望的变化行将来临，那么，他们的愿望是合理的，因为这符合科学的预测。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那么，使世界较为合理这个愿望就完全不合理了；这时历史决定论者就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梦想。能动论只有默认并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才能说得通。
我已经表明，在历史决定论看来，自然主义方法包含着某种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没有重大的发展或变化。我们现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一种极其类似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必然变化，只是沿着一条不变的预定道路并要经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罢了。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病。”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表述突出地代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它既没有教导人们无所作为，也没有主张真正的宿命论，但历史决定论却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无可否认，“能动论”的告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可以使人们同历史决定论者产生共鸣（如果“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着的人类社会的话），因为它强调变化。但是它与历史决定论的极其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并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但他的问题在于无人能改变社会发展。
18．分析的结论
人们也许感到，我最后的提法偏离了我公开宣布的意向：即在着手批判历史决定论观点之前尽可能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概述其观点。因为这些提法试图表明，某些历史决定论者的乐观主义或能动性倾向，正是由其分析本身的结论而受到挫折。这可能意味着对历史决定论前后矛盾的指责。人们也许会表示异议，认为在叙述中悄悄渗上了批评和嘲讽是不公道的。
然而，我认为这种责难是不公正的。只有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能动主义者而后来成为历史决定论者那些人，才会把我所说的话看作是贬意的评论。（将有许多人认为是如此，因为他们起初之所以被历史决定论所吸引是由于他们倾向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但是，对于那些本来就是历史决定论者的那些人，我所说的话应该不是对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学说的批评，而只是批评把历史决定论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相提并论。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能动主义都可以被批评为与历史决定论不相容，而只有它的某种极端形式才是如此。纯粹的历史决定论者会争辩说，与自然主义方法相比，历史决定论是鼓励能动性的，因为它强调变化、过程和运动；然而，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肯定不是盲目地把各种活动都视为合理而加以支持：许多可以开展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它们的失败也是科学所能预知的。他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历史决定论者要对能够被他们视为有用的活动的范围给于限定之故，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限定对于进行任何明确的历史决定论分析是必要之故。而且他会辩解说，这两段马克思的引语（在前一节）并非互相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虽然第二段引话（年代更早的引语）本身也许有点过于“能动主义”，但第一段引语已对它给予适当的限制；并且如果第二段引语引起了过激的能动主义者的兴趣并使他们接受历史决定论的话，那末第一段引语就应该是把任何能动性的适当界限告知他们了，虽然这会失去他们的赞同。
由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我的论述并不是不公道的，而只是在能动主义这个问题上加以澄清。同样，我认为我在前一节中的其他评论也不能被视为对历史决定论的贬意评论。这些评论的大意是说历史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只能建立在信仰之上（因为否认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对于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那些人来说，它也许是贬意的批评。但是始终如一的历史决定论者将在这一分析中看到对通常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的那种浪漫性和乌托邦性的有益告诫。他将坚持认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决定论必须不依赖于这些要素；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实际存在的发展规律，正如我们必须服从引力定律一样。
历史决定论者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他可能补充说，所采取的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调整人们的价值体系以符合行将来临的变化。如果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得到某种能看成是正当的乐观主义，因为按其价值体系来判断，任何变化必定都是好的。
某些历史决定论者实际上持这类观点，并发展为颇为连贯的（并且十分流行的）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进步，这就是说，道德上的善是提前遵守将要到来的时期要采取的那类行为准则。
这种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可以描述为“道德现代主义”或“道德未来主义”（它与美学现代主义或美学未来主义相对应）；它与历史决定论的反保守的态度颇为一致。它也可以被视为对某些价值问题的回答（参阅第6节，论“客观性和评价”）。尤其是，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表明历史决定论（本书只在其方法论方面作了认真的考察）可以扩大并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历史决定论方法也许本来是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解释的一部分，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因为从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观点来看，方法论通常是哲学观点的副产物，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打算在别处考察这些历史决定论的哲学。在这里我只对上面介绍的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