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的表面逼真中。责备浪漫主义者所重视的时间地点的渲染有错误，也不太重要，因为重要之点恰恰就是这种渲染的尝试，不论结果是好是坏（如果结果不好，图景就得重新加以渲染，但它总是要渲染的）。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就是，我们已经承认，浪漫主义在真正的和正当的史学之外还有幻想和倾向在起作用，它们给予被阐明的时间地点以想像的和夸大的渲染，那是由各种情操和兴趣所引起的。历史就是思想，在这一时期中，它有时候被理想化了，化为一种关于过去的想像性的再生，人们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为了享受，他们要求看到穿着固有服装和按固有行动去行动的当时的人物，要求听到他们用当时的语调去说话，要求把自己变为事实的同时代人，并为他们取得一个同时代人的真实精神。但是这不仅不是思想所能做到的，而且也不是艺术所能做到的，因为艺术也是超越于生活；而且这样做也是无益的，因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类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想像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最后这一点当然是一种错觉，是某几个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今天仍有他们的后继者），由于这是一种错觉，因而它若不是没有结果的努力，就不过发为抒情的叹息而已；但这样一种错觉只是许多面貌中的一种，不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部分。

    我们还得感谢浪漫主义的是，由于它的原故，学者与历史家之间，即寻求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我们已经说过，十八世纪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形，老实说，在它以前的意大利或亚历山大里亚人本主义的伟大的博学时代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形，因为那时的博古家和政治家各走各的路，彼此漠不关心，有时从博古家的书架上闪现出来的唯一政治理想（如同弗埃特所敏锐地从弗拉维乌斯·布朗杜斯身上所看到的）是一个政府由于保持宁静而允许学者们去从事他们的平静的爱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浪漫主义史学的口号也被维科在他的哲学与语文学相结合、真与确相互转化、观念与事实相互转化的公式中预见到了。这个公式证明（顺便提一下），曼佐尼的历史名言，说维科应该跟穆拉托里结合起来，即，哲学应该和博学结合起来，从历史上看不是完全确切的，因为维科已经把二者结合起来了，它们的结合构成了他的著作的主要价值。然而，曼佐尼的话尽管不确切，它却证明了浪漫主义史学注意到了历史中流行的博学与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历史就是博学所保存或恢复的文献的再活与再思考，事实上，它需要博学去把文献找出来，预备好。浪漫主义不仅抽象地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上它产生了从尼布尔到蒙森、从蒂埃里到弗斯特尔·德·库兰兹、从特罗雅到巴尔博或托斯蒂等语文学思想家（有时也是诗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巨大博学汇集和贮备的真正价值那时才第一次受到了重视；补充它们和纠正它们的新的汇集那时才发展起来，补充和纠正的标准日益严格地跟主题及知识益多与手头所用的手段有关。这就出现了名为《日耳曼尼亚志》的著作和日耳曼语文学派（它曾是最后的一个学派，后来成了最初的一个学派），对欧洲其他部分说来，前者是这类工作的范例，后者是有关这类工作的学科的范例。由于民族情操推波助澜，新的史学在语文文献学方面的要求也在我们意大利使历史团体，使编年史、法律、宪章、“历史档案”或评论的汇集，即使与现在的史学工作有关的组织获得了生气。除其他各种作品外，从《拉丁铭刻集》可以发现一个推动那种纯粹基于历史需要的最有耐性的语文文献学前进力量的卓越例证，那集子是由一个具有蒙森的热情毅力和综合心灵的历史家所设计和编写的。在十八世纪时（只有一两个极少见的局部性例外），历史家瞧不起羊皮书和对开本书，或者不耐烦去读这类书，浅尝辄止；但在十九世纪时就没有一个认真的人再敢说不去准确地、细心地、明察秋毫地研究历史所依据的文献就能写出历史了。

    因此，以前各世纪的实用主义历史就因这类新的史学信念的轻轻一触而冰消瓦解了，而不是因为受到直接和公开的批判或议论才消失的。“实用主义的”这个词本来一向是个光荣的称呼，这时开始被用来称呼一种不适当的历史思想形式，叫起来有点轻视的味道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家不被信任了，不仅伏尔泰和法国历史家不被信任了，连休谟们、罗伯逊们以及其他英国历史家也都不被信任了。他们在这时候显得没有声色，没有历史感，他们的心思完全放在事物的政治局势方面，肤浅地、徒劳无益地想用个人的意向和小事情或个别细节去解释伟大的事件。那种把历史当作演说家或宣扬德行和箴言的教师的学说也消失了。这种学说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曾经存在过很久，并且很有活力，后来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也一样有活力（当我说，这种种都消失了的时候，如果看不到这些古物倒必然还是有待理解，因为这类古物那时存在，今天也还存在，还带着有活着的样子）。对待历史的基督教精神又恢复了。这种精神把历史看作一个单个的过程，并不重视，把它看作上帝的作品，直接通过上帝的到场来进行教育，而不是一件用来例证外在于它本身的抽象教训的东西。从此以后，“实用主义的”这个词像“历史是生活的教师”或它是“为了生活得美好和幸福”等公式一样，说出来是见笑大方的了：谁愿意相信这些公式就让他去相信吧！也就是说，谁愿意附和传统思想而不重新思考那些思想并满足于传统和庸俗的概念，就让他去吧！然则历史有什么用处呢？答复是，就是“历史本身”，这确乎不是一件小事情。

    新的世纪由于采取了新的方针，因而获得了“历史世纪”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这些新方针是同出一源或殊途同归的。新世纪神化了同时又人化了历史，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做到过的，它又使历史变成了真实界与思想的中心。这个光荣的称呼即使对整个十九世纪是不能证实的，它对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或唯心主义时期应当是可以证实的。但我们不应该由于这种证实而不能同样清晰地看到那种史实的局限性，如果看不到，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在日后的进一步前进。那时，历史既神化了，又人化了；但神性和人性真的合流了，或二者在根砥上就没有什么分歧了吗？古代的世俗思想和超世俗的基督教思想之间的不协调是真正治好了，或不再以新形式重新出现了吗？虽则这种新形式被冲淡了并变得在知性方面更富批判性了。在这种抽象的不协调中，两种因素之中哪一种是主导的？是人的因素还是神的因素？

    答案就可以从这些问题中看出，并且进一步可以从人所熟知的一种记忆中看出，就是，浪漫主义时期不仅是伟大的进化论历史的光辉时期，而且也是历史哲学、即超验论历史的致命时期。事实上，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虽则内在论思想逐渐变得日益丰富和深刻了，虽则超验论思想日趋消失，但前者并没有因此就吸纳了后者，而只把后者纯洁化了和理性化了，就如希腊化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它们自己的时代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所试图做过的一样。在浪漫主义时期，纯洁化和理性化仍在进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过错，也是它的功劳，因为这已不是一个端正那种古代意见的问题，而是一个把它根本转化和重制的问题。那时候，关于历史的超验论概念不再称为启示和默示，而称为历史哲学了，这个名称是从启蒙运动得来的（主要是从伏尔泰得来的），虽则它已失去了前此的意义，即指用一种具有道德和政治思虑的、不怀成见的或哲学的精神去考察历史，它的意义现在截然不同了，它所指的是对历史领域之上或历史领域之下的领域进行哲学研究，事实上是一种神学研究，不管它曾经是多么世俗的或思辨的，它终于是神学的。这样的探索既然永远导致一种理性化的神话，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神话”这一名称扩大到历史哲学，或把“历史哲学”这一名称扩大到神话，像我所扩大了的一样，把关于历史的一切超验论概念都叫作“历史哲学”，因为它们都拆散了事实和概念、事件和解释、行动和目的、及世界和上帝。历史哲学在其内在结构上既然是超验的，它在浪漫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之为超验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渴望内在论的哲学家如黑格尔身上，也是如此，黑格尔是摧毁柏拉图主义的一位伟大人物，可是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从事历史哲学；敌人是十分顽强的，每个思想家的身上都有它，他本来应当把它从胸中剔去，可是抵挡不了。

    但是，我们不必细述浪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其“历史哲学”的结构中所采用的假设，我们只要看看后果，以便指出他们的结构的超验论倾向就够了。这类结构会在方法方面危及浪漫主义历史，并在执行方面损害浪漫主义历史，虽则它们在最初是极力被视为哲学与语文学的一种统一。后果之一恰恰就是那些采纳了并促进了博学的人重新看不起博学，有时候则口头上赞誊它而行动上轻视它。这种矛盾态度被一种恶念所搅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多半是隐藏不露的，而表现出来时，则称赞不诚恳，轻视又很怯懦。然而，人们可以从这类弯曲和伪装中发现一些泄露真相的昙花一现的词句，例如在一种先验论历史中所发现的（斐希特、谢林、克劳泽、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黑格尔），这种历史应当是真正的历史，是从纯粹概念推演出来的，或者说，在帕特摩斯的先知者①的眼中是变成了神性的，跟人类的事件纷纭杂乱和人类的事实错综复杂的情形应当多少有所不同，作为哲学性历史，应当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教本。哲学想使哲学也变成历史，这样试图自行创造历史（这一点证明计划还没有真正化为行动），我们从这种哲学的胸中看到了哲学和历史之间、即历史思想方式和哲学思想方式之间的差异，看到了两类研究工作者的互相敌视和互不友善。“专业的”历史家不得不保卫自己，反对他们的前辈（即哲学家），结果是，他们一点不怜悯哲学家，否认他们是哲学家，而把他们看作爱管闲事的人和吹牛行骗的人。

    ① 指《圣经·新约》中的圣约翰。圣约翰曾被放逐到爱琴海意大利岛屿帕特摩斯。——译者

    不愉快和恶感由于下述情形而更无法避免，就是，“历史哲学家”、即被超验论迷住了的历史家并不永远满足于（严格说来，他们也不能满足于） 哲学性历史和叙述性历史之间的区别，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去调和这两种历史，要使事实符合他们所想像出来或推演出来的体系。由于怀有这样一种目的，他们就为了有利于他们的体系而对事实施加强暴，结果就以一种普罗克鲁斯蒂斯的①方式割弃某些最重要的事实，而对其他被接受下来的事实则加以歪曲，使它们符合一种不是真正的而是强加于它们的意义。甚至那些仅仅作为叙述的实际助手的年代学划分也受到了折磨（中世纪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希望它们能被提升到合乎理想的划分的地位。在这类任意的作法中，不仅真理的光辉熄灭了，不仅个人的同情或反感掺进来了（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把希腊及这一或那一希腊化种族加以理想化），而且出现了一件对受害者更富人身攻击的事情，就是，如果历史家是一个党派成员、一个牧师、或隶属于这一或那一民族、国家或种族时，他的个人爱憎就在崇高的哲学伪装下钻进了历史。结果就捏造了日耳曼精神、人类的荣誉与完美，这种日耳曼精神自命是阿里乌斯教义的最纯粹的表现，有朝一日，它原是会恢复上帝选民的观念并蔓延到东方去的。因此，半君主**政治就被推崇为国家的绝对形式，空论的路德主义就被推崇为宗教的绝对形式，还有其他类似的虚荣性吹捧，德国的骄傲心就利用这类吹捧压迫了欧洲各民族，事实上是压迫了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它就以某种方式替德国给予世界的新哲学索取了代价。但是，我们不应以为德国的骄傲没有受到它自己的武器的攻击，因为，如果说英国人很少空想，法国人过于坚信上帝通过法兰克人所做的业绩（它变成了理性和文明的业绩），但其他处境较差和对责骂它们低劣老迈较为敏感的民族的反应还是：焦贝蒂写了一本《意大利的霸权》，齐埃斯科夫斯基写了一本《我们在天上的父》，它预告了斯拉夫民族、尤其波兰民族将在未来占得的优势。

    ① 普罗克鲁蒂斯Proscrustes 古希腊强盗常捕人使卧床上，比床长着割短，比床短者拉长。意即“削足适履”。——译者

    但“历史哲学”还有另一后果，就是“普遍史”的重新繁荣，它们错误地意味着人类的完整史，简直是意味着宇宙的完整史，在中世纪时，它们是以从开天辟地起和论两个国度及论四大帝国的编年史形式来叙述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则把它们变成了完全庸俗的汇编，兴趣中心另有所在。世界的群象和历史哲学一同返回了，它们本身就是这样的超验普遍史，把“自然哲学”归属于自己。在那里，民族的相续代替了帝国的相续：给每个民族派定一项特别任务，就像以前给每个帝国派定一项特别任务一样，一旦任务完成了，它就消灭或粉碎了，它已传递了生活的火炬，而生活的火炬是不应从任何民族的手中通过一次以上的。在这里，日耳曼民族应该扮演罗马帝国一角，它绝不应死去，而应长远存在，或存在到时代的尽头和上帝的王国为止。揭露历史哲学的各种不同形式有助于弄清楚这种学说的内在矛盾，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要采取某些纠正措施去消除这些矛盾，但消除矛盾时又产生了其他矛盾。我们这样进行考察时，应给维科以特别的地位；维科提供了一种很复杂的“历史哲学”，它一方面并不否定基督教的和中世纪的概念，而是默默地跳过去（例如它并不否定圣奥古斯丁关于两个国度或关于天之选民和异教民族的概念，而只严肃地考察后者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恢复了关于循环（经过和重新经过）的古代东方动机，但把经过理解为生长与发展，把重新经过理解为一种辩证的返复；在另一方面，这种返复看来并不导致进步，虽则它似乎并不排除进步，也不排除自由意志的自律性或偶然性的例外。

    在这种概念中，中世纪和古代发酵了，产生了浪漫主义的和近代的思想①。但在浪漫主义时期，循环的观念（它仍然含有一种要求获得满足的巨大心理要求）让位给了一种直线进程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基督教得来的，是从进步走到一个目的的，它的归宿是作为一种限度的某种状态，或进入那进步无止境和无忧无虑、无限快乐的天国。在这样一种概念中，有时候有一种神学和启明精神的混合物，例如在赫德身上的，有时候有一种按照人生年龄和精神形式去写历史的企图，例如费希特及其学派所作的；此外，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观念及时实现了它的逻辑理想，在洛朗和另外几个人的自然神论中，上帝的影子又出现了，在温和的公教和新教看来，上帝仍是旧日宗教的上帝，但是近代化了，是高贵的、贤明的、宽宏大量的。在所有这些体系中，进程都必然要有一个目的，这目的是宣布了的，描绘过了的，因而是业已经过的和逝去了的，因此，试图延长、停止或改变这种目的的人不是没有的，这类人物中有基奥阿希尼住持们，他们出面自称为“斯拉夫启示者”或其他名称，并在已被描绘过的时代之外加上一些新的时代。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般概念中的任何东西。举例言之，第二位谢林的通常叫作非理性的或悲观主义者的历史哲学就完全没有使它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显而易见，它们所描绘的衰落是一种反面意义的进步，是一种邪恶和苦难中的进步，它的目标是邪恶与痛苦的极至，或者说，事实上是导致一种得救之后再变成一种向善的进步。但是，循环是同样地重复出现的，而历史意识则是对永存的个性和纷歧的意识，如果循环的观念压抑了历史意识，那末，这种指向一个目标的进步观念就用另一种方式压抑了历史意识，因为它声称历史的一切创造都是不完善的，只有最后一件创造是例外，到了那里，历史就停顿了，因而只有它是有绝对价值的，这样一来，它就为了一种抽象而取走了真实界的价值，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取走了存在。二者——即一切历史哲学，不管它们是怎样规定的—— 都在打埋伏，想要推翻发展观和浪漫主义通过发展所获得的史学价值的增长；如果这种损害没有发生（例如某几位著名历史家的情形，他们虽则承认自己是信从抽象历史哲学的规则的，远近都向其致敬，但小心地不将其引入他们的叙述中去，而把历史叙述得很好。），那就证明矛盾的深刻不和还没有被发觉，至少没有像我们今天所发觉的那样被发觉。这是一种迹象，表明浪漫主义也有它所长期努力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它所根本没有尽力或仅仅做了点滴工作、多少有点收获、静待下文的问题。历史也像从事工作的个人一样，“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于当时来不及照顾的问题则加以忽视或临时稍加改进，任其自行前进，但准备在腾出手来的时候给以充分的注意。

    ① 在我所著的《哲学论文集：乔巴蒂斯特·维科的哲学》Saggi filosofici：La filosofia di Giambattista Vico（Bari，1911）第二卷中，我对维科的思想作了大量的阐述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