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就接触到了弗斯特尔·德·库兰兹的名言，他说当然有“历史和哲学，但没有历史哲学”，我们也接触到了这样一种说法，即，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历史，也没有历史哲学，而只有本身就是哲学的历史和本身就是历史并为历史所固有的哲学。由于这个原因，哲学家、历史方法论者、社会学家自信为属于他们各自的领域的并在其论著首尾夸示于人的全部争论——尤其是全部关于进步问题的争论——对我们就都变成了具有历史动力的简单的哲学问题，它们都是和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

    在有关进步问题的争论中，人们所探询的是：人类的作为是有结果的还是无结果的；是消失了还是保存下来了；历史有没有目的，如果有，是什么样的目的，这种目的能及时达到还是只能在无限中达到；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进步与退步、伟大与衰落相交替；历史中的主流是善还是恶；如此等等。当我们稍许用心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它们实质上归结成三点，即，关于发展的概念，关于目的的概念，及关于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所涉及的是真实界的整体，只有当历史恰恰就是真实界的整体时，它们才涉及到历史。因此，它们不属于某些被假定的特殊科学，不属于历史哲学，不属于社会学，而属于哲学和本身就是哲学的历史。

    当日常通用的术语被译成哲学术语时，它立即唤起了正、反、合，那些问题是在哲学过程中通过正、反、合被思考和被解决的，渴望获得教益的读者必须参证它们才行。在这里，我们所能提到的只是，把真实界看作发展的概念只是两个片面对立物的合，别无其他，是由没有变的恒和没有恒的变，由没有分歧的同一和没有同一的分歧所构成的，因为发展是一种永恒的超越，同时又是一种永恒的保持。从这种观点出发，历史书籍中最流行的概念之一，即历史循环的概念就被揭露为是一种由于模棱两可，企图摆脱一份双重片面性而又无法摆脱这种片面性的模棱两可的尝试。因为一系列的循环或则被视为同一的事物所组成，因而只有恒，或则被视为分歧的事物所组成，因而只有变。但若我们相反地把这一系列的循环看作一种既是永远同一又是永远分歧的循环，在这种意义下，它和发展概念的本身就是一致的了。

    同样，关于能达到历史目的或不能达到历史目的的对立的“反”也表现了共同的缺点，就是认定目的是外在于历史的，或则把这目的看作是能及时达到的（向有限的进步），或者把它看作是永远不能达到而只能无限地接近的（向无限的进步）。但若目的被正确地看成内在的，即与发展本身同一时，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目的每时每刻都达到了，同时又没有达到，因为每一达到都是一种新远景的形成，每逢我们获得占有的满足，就会发生不满，驱使我们去寻求新的占有①。

    ① 关于这一概念的完全开展，可参考我的关于《变的概念》的研究，见《论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史论著》第149至175页（巴利版，1913年）。（有道格拉斯·安斯利的论黑格尔的著作的英译本，伦敦麦克米伦书店出版。）

    最后，把历史看成从恶到善（进步）或从善到恶（衰落，退步）的概念也同样导源于把善、恶、忧、喜（它们是真实界本身的辩证构造）实体化和视为外在的那种错误。把它们用善恶交替、进步与退步交替的折衷主义概念加以统一是不正确的。真正的答案不是把进步理解为由恶向善的过渡，好像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一样，而是把它理解为从善向更善的过渡，从更善看来，恶就是善的本身。

    这些都是哲学性的答案，它们不同于争论家的肤浅论旨（他们的论旨受制于情操方面的动机或想像的结合，事实上是神话式的或归结为神话的），在同样程度上，它们是符合深刻的人类信念的，是符合那些构成它们的伦理表现的不倦努力、信任和勇气的。

    对进步怀抱辩证概念的后果使我们能在史学的实际与历史方面获得较为直接有效的某种成就。因为我们在这种概念中发现了一种历史箴言的起源，这一箴言人人会说，但是常被误解，常被违反，即，误认历史不应有判断，只应有说明，历史不应当是主观的，而应当是客观的。

    其所以是误解是因为，这种判断行为常被视为逻辑意义的判断，被视为就是思考本身的判断，这么被排除的主观性恰恰就是思想的主观性。由于这种误解，我们就听到人们劝导历史家要使自己的理论纯净，要避免理论方面的争辩，要把自己限制在事实方面，去收集事实、排列事实、以及煞费周折抓出事实（甚至用统计方法去做）。显而易见，听从这种劝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摒弃思想”的作法实际就是摒弃“思想的严肃性”，是狡猾地把价值给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那类思想是由传说传递下来的，是在心中无聊地晃荡的，或是由于一时的任性所闪现出来的。这样去理解或曲解这一箴言是完全错误的，它应当从反面去理解，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其所冒的危险所搅乱。因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过自己的困难和危险，甚至在这里也不陷入轻率的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想在我们的判断与别人的判断之间找出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提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中立的和无谓的判断形式。

    但是，它所谴责的那种“判断行为”、那种“主观性”的真正和正当的意义即它们的原始动机是说，历史不应把善恶的说法用到作为史料的事迹和人物身上去，好像世间真有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一样，好像世间真有善人和恶人一样。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无数的史学家或自命为史学家的人确乎已在力求并仍在力求遵循那样的路线，他们徒劳无益地贸然想要奖善罚恶，想要把历史时代形容为代表进步的或代表衰落的——总之，想要决定哪是善的、哪是恶的，好像这是一个从化合物中使这一元素与那一元素分离开、使氢与氧分离开的问题一样。

    任何愿意真正遵守上述箴言并从而自行遵循关于进步的辩证概念的人确乎必然会把每一肯定恶、肯定退步、或肯定衰落为真有其事的命题的痕迹或迹象看作一种表示缺点的标志——一句话，他一定会谴责每一消极判断的痕迹或迹象。如果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恶到善的过渡或善恶的交替而是由善到更善的过渡，如果历史应当说明而不应当谴责，历史就只会作出积极的判断，就会造出善的链条，这链条是如此坚实、如此紧密相扣，以致不可能从中插入一个小小的恶的链扣或插入空隙，而这空隙既然是空的就并不代表善而只代表恶。一件看来只是恶的事实，一个像是完全衰落的时代只能是一件非历史的事实，即，一件未经历史地处理、未被思想所贯注、依然是情操和想像的猎物的事实。

    除了活动者的意识，除了努力想要造出一种新的生活形式的活动以外，关于善恶、关于罪恶与忏悔、关于衰落与复苏的现象观能从哪里产生出来呢？①在那种活动中，那反对我们的敌人是不对的；我们想要逃避的并正在逃避的境界是不愉快的；我们所向往的新的境界被象征成了一种梦寐以求的幸福或有待恢复的过去，因此，这种过去在回忆中（在这里，它不是回忆而是想像）就是最美好的了。人人皆知，这类事物是怎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在我们跟前的，它们表现在诗歌，乌托邦、寓言故事、谤议、辩解、爱与恨的神话等等中。从中世纪的异教徒和新教改革家看来，原始基督徒的处境似乎是最可爱的和最神圣的，而天主教的基督徒则是最邪恶和下贱的。从雅各宾党人